来源：吴杨野餐会（ID：wuyangych）
文/吴杨盈荟
1983年，刘钢从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司法部秘书处，负责为部长撰写日常报告。
一年后，他感觉工作内容枯燥，想申请调职。有人劝告他，秘书身份可能会更容易得到提升。
1985年，国家推行“第三梯队”干部改革。司法部挑选年轻干部到基层锻炼，刘钢被列入其中。他主动放弃了基层机关的岗位，选择做一名基层律师。
锻炼期满，同事们纷纷回到司法部继续职业生涯，但刘钢没有回去。他选择留在律师行业。
当时，中国律师行业刚刚兴起，一切尚在蒙昧期。刘钢的主要业务是讨债。
从此，他过上了“讨债民工”的生活：两天两夜挤火车硬座，睡一块钱一晚的大通铺，狂奔追赶欠款人，躲避债务人的打手与围殴……
转折点出现在1989年。司法部和英国律师协会联合启动一个律师培训项目。刘钢申请并通过考试后，被选派往英国伦敦的一家律师事务所接受实习培训。
他想做当时在中国大热的知识产权。但英国律所的一位高级合伙人建议他：“我建议你了解一下资本市场。”刘钢问：“什么是资本市场？”
“中国那么大的国家，早晚会有资本市场。”那位英国律所合伙人说。
1990年，中国迎来属于自己的资本市场，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先后开业。
▲1990年代，股民在上海交易所门口排队（摄影|中新社潘索菲）
两年后，中国放开私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限制。刘钢和两个朋友在建国门外租下一间办公室，创办起自己的律师事务所：通商律师事务所。
2000年，刘钢得到职业生涯的一次关键机会。当时新浪正在冲击纳斯达克上市。如果成功，它将成为第一家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
新浪的上市主体注册在开曼群岛。但中国法律对外资进入互联网领域存在限制：禁止外资投资中国互联网，也禁止外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互联网业务。
为了绕过这些投资限制，刘钢帮助新浪设计了一套复杂的控制架构。他将外国投资者和中国公司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法律合同相连接，使海外上市实体在没有直接股权关系下，通过协议控制国内的运营实体。
刘钢用一纸VIE架构，拉开中国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的大幕。
2000年4月，新浪成功登陆美国纳斯达克。同年6月、7月，网易和搜狐相继完成纳斯达克上市。中国三大门户网站海外上市，刘钢均参与其中。这在律师行业非常罕见。
此后20余年，几乎所有中国互联网公司海外上市，均采取“新浪模式”的VIE架构。截至2021年5月，中国共有248家公司在美国上市，总市值高达2.1万亿美元。其中互联网相关的信息技术公司数量最多，比例达四分之一以上。
然而，VIE架构也成为今后20年中美两国股市博弈的支点。
在刘钢的表述里，VIE架构“使境外投资公司在没有直接股权关系的情况下，控制国内公司的运营”。
但在美国国会的表述中，VIE架构则“保证了经济利益流向外国投资者，同时对业务的经营控制留在中国公司”。
这种特殊架构，成为中概股的典型特征，也为中国互联网公司20年海外上市路埋下争议与危机的伏笔。
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十年海外上市史，是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互联网公司目前处境的关键。我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分别为：
01围猎中国公司
第一轮海外上市与做空潮（2010—2013）
2011年11月1日，周鸿祎半夜赶回公司，把网址站、浏览器、投资者关系、财务、法务、公关等相应一堆主管都叫了过来。
当晚9点，做空机构香橼研究（Citron Research）赶在美国股市开市前，发出了针对奇虎360公司的第一份做空报告。1个小时后，报告送到周鸿祎手中。“Citron做空360时，我们觉得很惊讶。”他表示。
当天，奇虎360的股票跌去约10%。
7个月前，奇虎360登陆美国纽交所上市。和它一同登陆美国股市的，还有一大批中国公司。
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经济2009年起快速复苏，国际资本市场活跃。同一时期，中国互联网公司正在飞速扩张期，迫切需要资金。
大批互联网公司奔赴美国寻求上市。从2010年到2012年，高德地图、奇虎360、优酷、土豆等互联网公司先后成功在美国上市，开启海外的中概股热潮。
▲1970-2020年中国公司赴美上市数量变化数据来源：清科研究中心
2010年共计约 50家中概股登陆美股市场，中国公司海外上市的数量突破峰值，也吸引了“市场秃鹫”做空机构们的目光。
浑水公司（Muddy Waters）射出第一颗子弹。2010年，浑水创始人卡森·布洛克（Carson Block）抛出一份30页的东方纸业做空报告，东方纸业股价大跌，浑水一战成名。
随后，以浑水、香橼为代表的美国做空机构，相继把枪口瞄准了分众传媒、奇虎360、新东方等中概股。其中互联网公司成为被围猎的中概股重灾区。
此轮做空机构围猎下，超过 40家中国企业不得不停牌、退市。中概股集体陷入信任危机。
VIE是美国机构做空中国公司的一个关键靶子。“中国互联网行业存在VIE结构。美国人认为你没有法律规定，就永远觉得心里没底。”周鸿祎说。
2012年7月17日，新东方因为VIE架构调整，遭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调查。浑水随即发布一份长达90多页的做空报告，指出新东方VIE结构存在巨大隐患，缺乏控制力。
48小时内，新东方股价跌去60%，股价创5年新低。
新东方事件同时引发国际市场担忧VIE架构，中概股普遍大跌。携程、新浪等跌幅超过7%，当当网、奇虎360、网易、搜狐等跌幅超过4%。
中概股做空潮爆发后，美国监管方进一步强势出击。2012年12月，SEC对德勤、安永、毕马威、普华永道，以及德豪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中国分部发起行政诉讼。
SEC要求他们提交9家在美上市的中概股审计底稿，但五大会计师事务所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们不愿触犯中国法律。
这一举动导致在美上市的中国企业陷入没有审计方的境地，迫使中国公司摘牌退市。
中概股退市潮越演越烈。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由2010的240余家，减少到2012年的不足200家。
▲ 2010-2012年美国上市中概股遭遇做空潮数据来源：国盛证券
冲突频发，中美两国将审计跨境执法纳入战略经济对话。2013年，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与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管委员会（PCAOB）签订执法合作协议，正式开展审计跨境执法合作。
但数据主权和保密问题仍是中美难以协调的矛盾。后续种种风波，也因此而起。
02盛宴下的暗影
阿里上市与中概股审查风暴（2014—2017）
2014年9月，马云步入联合国总部。他此行的目的之一，是通过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引荐，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见面。
他们两个人站在电梯口，等潘基文上来时，陈启宗对马云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知道阿里到美国上市是被逼的，香港没有同股不同权，你是没办法。但是马云你要小心，美国人的手是伸的很长很长的。总有一天他会给你麻烦。”
一个星期前，阿里巴巴9月19日在美国纽交所成功挂牌上市。狂欢充斥着整个华尔街。
当晚，纽交所黑色大屏幕上，代表阿里巴巴开盘价的数字不断滚动，持续攀升——70……80……90……
“开盘价92.7！”一个声音大喊。
马云抬起头，兴奋地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数字。他拿起锤子，快速敲击着一个金色铜钟。包围着他的人群随即欢呼起来，闪光灯此起彼伏。
经过2个多小时、12轮询价，阿里巴巴股票在当晚23点53分最终开盘。开盘价92.7美元，比起发行价68美元大涨36.32%。融资总金额高达341.25亿美元，创下全球历史上IPO融资最高纪录。阿里巴巴总市值达到2285亿美元，超过100多个国家的GDP。
▲ 2014年阿里巴巴美国上市现场的马云
多家美国券商和国际资本分享了这次资本盛宴。花旗、瑞士信贷、德意志银行、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均位列其中。
阿里巴巴登陆纽交所时，软银持股34.4%，为第一大股东；雅虎持股比例22.6%，居第二位。仅按阿里巴巴上市开盘价来算，软银和雅虎的持股市值已分别高达786.04亿美元和516.41亿美元，这还不算他们此前从阿里套现的部分。
2014年是中国互联网公司赴美上市的又一波高峰。除了阿里，京东、微博、途牛、智联招聘等也先后登陆美国纽交所和纳斯达克，全年共有12家互联网公司在美完成上市。
然而，就在阿里巴巴上市当月，美国国会中国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CESRC）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互联网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的风险》的调查报告。
报告用17页篇幅指出针对中国互联网公司上市的各项风险，直指VIE架构不值得信任。UCESRC宣称：“许多美国法律专家认为，根据中国法律，VIE结构在技术上是非法的，并建议美国投资者不要进行此类投资。”
同年双十一当晚，马云在杭州阿里总部接受20分钟的媒体采访，谈到支付宝上市时直接表态：“由于各种原因，阿里巴巴没有办法在A股上市，所以我们希望未来支付宝能够在中国A股上市。”
显然，马云听懂了陈启宗的话。而要进一步理解这个表态，我们还需要把时间线拉回到三年前的支付宝拆分事件上。
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央行要求申请支付牌照的支付企业对外资的持股比例作出声明。5月，马云变更支付宝的所有权，终止了阿里巴巴集团对浙江阿里巴巴的控制协议。浙江阿里巴巴为支付宝的全资控股公司。这意味着，支付宝从外资控股变为了一家纯内资公司。
▲支付宝分拆股权变更
但马云此轮股权变更，此前并未跟董事会达成协议。木已成舟后，马云对雅虎和软银两位大股东给出了相应补偿。
2011年 7月 29日，阿里巴巴集团、雅虎和软银就支付宝股权转让事件正式签署协议。支付宝控股公司承诺上市时给以阿里巴巴集团一次性的现金回报。回报额为支付宝上市时 IPO价总市值的 37.5%，不低于 20亿美元且不超过 60亿美元。
马云为此背上“不守诚信”，“打击国外投资者对中概股VIE信心”的骂名。他罕见地主动接受国内媒体大篇幅独家专访，出面解释一切都是为了支付宝合规获取支付牌照。
“我说，兄弟，你如果搞个小合资企业，没关系。你搞的是支付宝，是金融，越来越触及到敏感地带。金融是数据，一定会出问题的。杨致远不相信，但后来他们相信了。”马云在接受《时尚先生》专访时说。
但当时，大多数人认为马云是拿政府做挡箭牌，对此抱以讥笑嘲讽居多。马云愤而退出微博。
退出前，马云发出了最后一条微博。没有文字，只有标点：问号，叹号，以及一串省略号。
支付宝分拆三年后，2014年蚂蚁金服成立，从支付领域进军普惠金融。
六年后，就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马云2020年10月底在外滩金融峰会做出了那篇著名的演讲。11月3号，上交所和港交所先后发出紧急通知，暂缓蚂蚁金服科创板和H股上市。
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九年前，马云没有高估中国政府的决心。
03洪流入海
A股、H股新经济改革（2018-2019）
2018年两会期间，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谈到中国新经济公司海外上市时称，限于当时的特定制度环境和市场容量，一些主体在中国的新经济企业选择到境外上市，这是好事。但国内没有享受到它们增长的成果，也是一个遗憾。
“进入新时代，这个遗憾就不能再发生了。”刘士余说。
“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说出这句话的雷军，再一次把小米推上时代风口。他要让小米成为第一个内地A股和香港H股同步上市的互联网公司。
2018年5月3日，雷军手握两款小米手机，亲自飞往香港拜访香港首富李嘉诚。就在同一天，小米向港交所递交上市招股书。李嘉诚爱将霍建宁向媒体证实，李嘉诚斥资2.3亿港元认购小米股票。除了李嘉诚，国内两大互联网巨头马云、马化腾也一同认购小米股票。
▲雷军会见李嘉诚
在内地，小米更是创下12天“闪电”上会记录。同年6月7日，小米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行CDR（存托凭证）上市，同天被受理。14日，小米更新招股说明书，当晚收到证监会下发的反馈意见，定于19日上会审核。
彼时，中国证监会和港交所正在争相推进新经济上市改革。
2017年12月，港交所发布《有关建议设立创新板的框架咨询文件》的市场《咨询总结》，宣布接纳采用不同投票权架构的新经济公司赴港上市。
3个月后，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关于开展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试点的若干意见》，允许在境外上市的新经济企业在内地A股市场发行CDR（存托凭证），推动包括互联网在内的新经济企业回归A股上市。
然而，小米突然被叫停在内地CDR上市。2018年6月14日，证监会针对小米发出84问。五天后，小米宣布，推迟召开发审委会议审核公司的CDR发行申请。先在香港上市之后，再择机通过发行CDR的方式在境内上市。
香港上市也一波三折。当年7月9日，小米公司在港交所完成上市。上市当天，小米股票被纳入恒指综合成分股，按照正常情况将进入港股通，允许中国内地投资者直接购买小米股票。
不料沪深交易所在7月14日突然发出通知，以“内地投资者不熟识”为由，暂拒同股不同权公司、外国公司股票及合订证券纳入港股通范围。小米公司被拒之门外。
两天后，港交所CEO李小加紧急从香港飞往北京，与中国证监会相关负责人碰面谈判。“一直几个星期、几个月来我们都在跟内地证监会沟通，最好这次都包进去，按正常沪港通、深港通程序往前走。但是内地交易所可能有些不同意见。”李小加说。
这次争端，关系着中国互联网公司上市的未来走向。通往新时代的大门能否打开？
中国互联网公司长期只有赴美上市一个选择，皆因内地A股和香港H股过去不接受同股不同权架构。即使港交所锐意改革，流动性差仍将成为互联网公司赴港上市的关键掣肘。
只有港股通接纳新经济公司，来自中国内地的巨量资金得以南下，东方世界的大门才能真正面向互联网公司开启。
风波是暂时的，方向是确定的。
2018年，港交所重新摘下全球交易所IPO排行榜第一名桂冠，全年IPO募资额高达2778.5亿港元，创下2010年以来新高。
全年共有28家新经济公司及生物科技公司赴港上市。其中小米和美团以426.1亿港元和331.4亿港元，分列香港上市募资额年度第二、第三大公司。
2019年10月，上交所与深交所发布公告，小米和美团纳入港股通。
乘此势头，包括阿里、网易、京东等在内的中国互联网公司纷纷从海外回归，争相赴港二次上市。到2021年，香港市场已经集齐腾讯、阿里、美团、快手、京东、小米、百度、网易八大互联网巨头。
数据来源：香港交易所
同一阶段，中国互联网公司赴美上市迎来第三次高峰。2018年和2019年分别有38家和32家中国公司赴美国上市，其中大多以互联网新经济企业为主，包括爱奇艺、斗鱼、网易有道等等。
2019年10月，中美双方就香港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存放在中国内地的在美上市公司审计工作底稿调取事宜达成共识。中国证监会答记者问时表示，双方“保持着畅通的合作关系”。
一切都显得欣欣向荣。
人们没有料到，就在一年之后，新的危机如火山熔岩般，积蓄已久，喷涌而出。
04新危机时代
滴滴、字节、拼多多们的困境与未来（2020-今天）
7月1日，建党100周年大庆。当天凌晨，滴滴赴美上市，融资44亿美元。
这场自2014年来中国公司在美国最大的IPO，没有敲钟照片，官网没有公告，媒体少有报道，员工不发朋友圈。
7月2号，中国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发布公告称，为防范国家数据安全风险，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依据《国家安全法》《网络安全法》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滴滴上市，才出现在微博热搜和媒体头条上。
7月9日，滴滴公司旗下25款app全体下架。
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曾在其领英主页上发布2万字长文《改变中的世界秩序》。他指出，衡量全球冲突的“民粹主义指数”（Populism Index）如今已经达到历史高点。
“我们正在走向两极分化和民粹主义的深渊。”达利欧警告，今天我们面对的贫富分化、政治两极化和极端民族主义，和二战时期极为相似。
▲贫富分化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现阶段与二战时期类似数据来源：桥水基金
2021年3月25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公告，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HFCAA）最终修正案。法案规定，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满足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将被摘牌退市。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回应称：“HFCAA完全是对中国在美上市企业的无理政治打压，严重扭曲美国自己一向标榜的市场经济基本准则，也剥夺了美国投资者和美国公众分享中国企业发展红利的机会。”
美国PCAOB官方数据显示，截止到2020年4月，不接受PCAOB检查审计底稿的外国上市企业中，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企业占近90%。
滴滴用静默上市，成功把自己扔进了中美股市博弈风暴中的台风眼。
7月7日，人民日报旗下“踏浪青年”公众号，连发两篇报道评论滴滴事件：“滴滴远没有到挟就业以令政府的程度。如果之后滴滴死了，司机换一个平台接单，我们换一个平台打车，生活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7月8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Chris Van Hollen呼吁美国证交会彻底调查滴滴上市事件。
互联网正值多事之秋。一些事情连起来看，变得耐人寻味。
滴滴事件之前，今年3月，黄峥卸任拼多多CEO；5月，张一鸣卸任字节跳动CEO。
此前不少人将这看做互联网反垄断的结果。但他们忽略了一条关键线索：
滴滴、拼多多均在美国上市。至于字节跳动，特朗普对Tiktok的禁令就已经说明了一切。
而在香港上市的腾讯与美团，马化腾和王兴至今安坐CEO之位。
最近所有在我们身边接连发生的互联网震动，都在向我们传递出一个信号：
中美股市博弈中，过去美国积极进攻，中国被动防守的局面将成为历史。中国监管的决心和行动，已经初露端倪。
有的互联网公司，还停留在前20年的惯性思维里；有的互联网公司已经驶向新港口。
他们注定迎来截然不同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