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主笔/张星云
尽管隐私权被真正写进法律里只有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但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中，隐私不仅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涵盖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心理学、哲学等各种领域，更直指人类深层的欲望和本能。
人类什么时候有了“隐私”
以前，乘客乘坐飞机前不需要被搜身安检，黑客的英文单词“hacking”只用来形容咳嗽，网络浏览痕迹数据的英文“cookies”只指曲奇饼干，是用来吃的，而不是让人担惊受怕的。现在，如果一个公共场所里没有安装摄像头，会让人没有安全感，到处都需要身份识别，指纹锁和刷脸支付在不断普及。
打开电脑上网，你会分别遇到叫作蠕虫、特洛伊木马、僵尸、间谍、钓鱼的病毒软件，每款病毒都想窃取你的私人信息。更不要提晚饭吃了什么，内衣是什么牌子，夫妻怎么吵架的，几点睡几点起床，工资和话费，航班号或者演出票⋯⋯你的手机App都知道。这么多种方法，都是为了获取私人信息，那么，私人信息等同于隐私吗？隐私到底是什么？人类社会从何时开始确立隐私保护概念？
虽然从原始人第一次拾起树叶遮挡自己裸露的身体时，隐私保护意识就诞生了，但现代社会的隐私保护是通过隐私权立法才实现的。1890年，美国哈佛大学法学教授沃伦（Samuel D。 Warren）和布兰代斯（Louis D.Brandeis）共同写下文章《隐私权》，首次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
他们在文章中写道：“文明的前行使人们的生活日渐紧张且复杂，适时地远离世事纷扰，极有必要。随着文化修养的提高，人们对公共场合更为敏感，独处和隐私之于人更是必不可少。但如今的新闻报刊和各类发明，侵害个人隐私，使人遭受精神上的痛苦与困扰，较之纯粹身体上的伤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认为，尽管当时的法律已经对个人的思想、情感和感觉进行保护，但人应该有权决定他的思想、情感和感觉在多大程度上向他人传播。
1948年，联合国在巴黎举行会议通过《世界人权宣言》，有史以来第一次将隐私权写进法律
从此，隐私问题纳入法学界研究视野。多年后，布兰代斯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美国各州法院在实务中也开始采用他们的结论，创设了隐私权的判例法。此后的一百多年里，隐私权在世界各国法律中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权利，被认为是一项基本人权。
无论是各国法律还是国际公约，都明确要求对自然人的隐私加以保护。1948年联合国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1966年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规定：“任何人的隐私、家庭、住址和通信不得加以任意或非法干涉，他的名誉和声誉不得加以非法攻击。”
如今的法学界普遍认为，隐私是人的一种生存特性。隐，即隐秘的，不愿或不便公开的事情；私，即私人的事务，是存在于私人生活空间的事务。隐私权是指人们对各自私人生活空间的事务、活动和信息的处置所拥有的自主权利，它与公共生活是相对应存在的。
在只有公共生活的古希腊、罗马社会，隐私被认为是一种逃避。希腊人认为，在“自己”的隐私中度过的一生，是“白痴的”。美国哲学家、政治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古希腊、罗马时期，隐私在字面上的意思是被剥夺某物的状态，甚至是被剥夺了人的最高和最人性的能力的状态，一个只过着私人生活的人，是一个不完全的人，会像奴隶一样不被允许进入公共领域。
19世纪的女性依然饱受“男性凝视”
之后隐私的出现与人们资产的私有化是分不开的，而私有化最核心的就是土地和住房，因此家是早期隐私史的核心。随着住所与牲畜分离，房子内部又分隔为若干个房间，客厅、卧室、书房、厨房，家庭成员可以在不同的房间内生活和互动。白天，别人跨入自己家的门槛需要取得许可，如果一家之主不在，或者夜里关了门，就等于谢绝访客。从15世纪起，英国法律就将入室行窃列为重罪。
到了16世纪，日记和通信都不再只用于宗教忏悔，人们在其中写下男男女女所关注的世俗世界。通信时代的到来，消解了亲密关系对物理空间的依赖，使熟人间的物理交流所形成的隐私之外，又增加了虚拟隐私，是隐私的第一次有力延伸。
经济学派认为，信息流通是社会知识和财富增加的必要条件之一，丰富繁荣的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信息自由流动之上的，而隐私就是在西方自由主义传统和个人主义哲学影响下的产物，因此19世纪堪称隐私的“黄金时代”。不过，随着一款相机的发明，隐私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黄色新闻”时代，八卦与偷窥
直到19世纪80年代，相机还是相当笨重的。早期的相机往往由大量黄铜和红木制成，拍摄时需使用巨大的玻璃板或金属板作为底片，通常还要以分钟为单位计算曝光时间，每拍摄一张照片，就要更换巨大的底片，要拍摄遥远的地方，还要请搬运工来运输设备。
1880年，美国发明家乔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在美国纽约州成立了伊士曼干版制造公司，利用自己研制的乳剂配方制作照相机用干版胶片，不久他就发明出轻薄、微小的胶片，成功取代了笨重的金属板底片。随后他的公司又推出了第一部“柯达相机”，小巧的盒子可以捧在手里，相机里预装了100张胶片，且价格低廉，全部拍完后，将相机送回柯达公司，公司为你冲洗照片。柯达公司喊出他们那句著名的口号：“你只需按动快门，剩下的交给我们来做。”也就是说，任何业余摄影爱好者，都可以用它在家里、工作或玩耍时进行抓拍，连续可以拍100张照片。
托马斯·爱迪生（左）与乔治·伊士曼（右）是美国19世纪重要的发明家
那一年是1888年。同一时期，美国人普利策收购《纽约世界报》后，避开传统政治和商业评论，凭借“丑闻故事”和“讽刺上流社会的丑恶行径”大获成功，标志着“黄色新闻”时代的开始，八卦新闻媒体从此越来越多。
与布兰代斯一起写下《隐私权》文章的沃伦，不仅是当时的波士顿律师，同时也是位社会名流，他曾办过多场奢华的宴会，被波士顿当地的八卦杂志报道，发表了一系列暴露他生活的文章。恼羞成怒的沃伦这才与法学教授同事布兰代斯一起，于1890年写下这篇首次提出隐私权概念的文章，当然在文章里他还强烈谴责了八卦媒体的厚颜无耻。隐私的异化首先表现为隐私的商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隐私出现了客体价值，意味着隐私可以给人带来满足，而贩卖隐私能够赚钱。
关于隐私的学理研究认为，完全没有偷窥欲的人是不存在的，有隐私就有偷窥。
与沃伦于1890年共同写下文章《隐私权》的布兰代斯后来被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
按照法国心理学家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人在小时候就一分为二，一个是真实的“我”，一个是虚构的“自我”，“自我”不是“我”用自己的眼睛从内部看世界，而是“我”用别人的眼睛看自己。按照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偷窥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欲望，体现了人的意识与潜意识、道德伦理与本能冲动之间的对抗。因此心理学家对偷窥别人隐私有着比较平和、宽容的理解，认为偷窥不仅出于一种了解他人的渴望以及减少自己孤独感的需要，人们还需要真实的参照，从偷窥别人人性的阴暗面中得到自省和反思。
真人秀时代，观看与被看的权力转让
目光和注视具有暴力的性质，它传达了一种清晰的权力关系。在传统的窥视关系中，被窥视的永远是女性，窥视者则是男性，这在艺术中最为明显，从史前雕塑到近现代艺术，再到当代艺术，女性裸体形象贯穿始终。
劳拉·穆尔维（Laura Mulvey）的文章《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曾在电影理论界引起过轩然大波，她以女性主义为视角，糅合了弗洛伊德的“窥淫论”和雅克·拉康的“镜像理论”，以此来尝试分析好莱坞电影中的观看行为，是最早提出“男性凝视”理论的学者之一。在她看来，男性凝视带有囚禁的象征，女性被禁锢在男性目光之中，致使女性自身也不由自主地产生了观看自身的“作为对象的凝视”。
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继而将这种“凝视的权力”从男性对女性放大到了整个社会，人们都处于权力之眼的监督下而难以获得绝对的自由。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中分析了历史上著名的“圆形监狱”结构模式，所谓的“圆形监狱”是指所有的囚室以环状结构排列，环形的中心是一座监视塔，狱卒可以随时监视犯人的一举一动。福柯将“圆形监狱”视为一个巨大的隐喻，监视与被监视，代表着权力的主体和客体。而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这种权力的隐蔽形式就是摄像头。
在传统的窥视关系中，尤其在艺术中，被窥视的永远是女性
现代大众传媒也曾一度对窥视的现象予以警醒和批判。康奈尔·伍尔里奇的小说《后窗》被希区柯克改编成同名电影。一代电影大师通过电影警告观众，窗边偷窥者的身后也有一扇被窥视的窗，背后也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偷窥者。《楚门的世界》更是在揭示窥视作为人之共好的同时，试图通过主人公楚门最后的出走表达被窥视者的反抗态度。如果说这两部电影还在试图唤起人们对现代媒介窥视的反思，现代媒介随后的变本加厉，让人们回看《楚门的世界》会更感讽刺。
现实世界中，随着科技的发展、网络的普及，以及消费主义的进一步升级，大众文化对偷窥表现出充分的宽容，人们不再满足于电影所虚构的人生图景，更希望从真实的人生中满足偷窥欲望，这为电视媒介上演真人秀做足了厚实的社会文化和受众心理铺垫。
真人秀节目通过各种环节设计来满足人们偷窥的潜意识，贩卖隐私已经成了这个时代最有商业号召力的卖点。
《楚门的世界》试图唤起人们对现代媒介窥视的反思，但结果却让人更感讽刺
真人秀节目的鼻祖是荷兰版《老大哥》，后来的大部分真人秀模式都是基于此：背景不同、性格各异、原本素不相识的选手被挑选出来，让他们共处一个室内空间，共同进行一种活动。在这一空间中，节目组会提前安装好多少台监控摄像机、多少个麦克风、用掉多少米长的线缆，一天24小时地记录选手们的一举一动，并通过剪辑，制作成每集一个小时左右的节目。
而参与节目的选手则早与节目组达成协议，默认“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在镜头下自愿将隐私暴露给观众，在某种意义上消解了观众的道德戒心。就这样，真人秀瓦解了人类长久以来偷窥与反偷窥的二元对立矛盾：观众能轻松愉悦地偷窥，被看对象也默认了被偷窥，甚至可以说，人们已经不再是“偷”窥，而是大大方方地观看别人的隐私。
Web2.0时代，隐私权立法困局
进入Web2.0时代之后，互联网从信息提供者升级为社区创建者。从博客到社交网站，网上留下的私人数据数量呈现爆炸式增长。根据统计数据，一个速度最快的打字员一年时间可以往电脑里输入100MB的数据，而一年时间内要记录一个人在互联网上做过的所有事情，需要4GB到8GB的储存空间。收集、储存、交换和使用信息的方式已经改变了，侵犯隐私的方法也随之改变。
“高跟鞋虐猫”可以被视为中国互联网历史上第一次人肉搜索事件，此后又有了“铜须门”“姜岩死亡博客”“周正虎”等事件，“人肉搜索”成为了一种网民的群体性行为。
2009年我国《刑法》修订之际，有人提出将禁止“人肉搜索”纳入《刑法》。但另一种声音认为，通过刑责化完全禁止“人肉搜索”并不妥当，因为它本身只是一种信息搜集方式，并没有天生的“原罪”，“人肉搜索”本身在伦理价值上是中立的。在信息时代，立法完全禁止“人肉搜索”等于否定了互联网的自发性。
在众多“人肉搜索”事件中，网络暴力所摧毁的首先是隐私权。但隐私权却始终与公众的知情权、表达自由相冲突。网络时代，对于隐私权该如何立法？全球社会都受此困扰。
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6个星期后，美国国会颁布了《美国爱国者法案》，联邦调查局可以绕开《宪法》第四修正案中规定的“合理根据”的司法审查，获得进一步对电话、电子邮件和互联网通信进行大规模、自动化、低成本的隐私信息收集、存储、加工和使用的权利。人人都感受到，个人信息数据保护迫在眉睫。
欧盟在隐私权之外提出个人信息权益的概念，以实现对个人信息的保护；美国则扩展了隐私权的范围，在其中增加了“信息隐私”的概念。
电影《后窗》警告观众，偷窥者的背后还有一双眼睛在窥视着偷窥者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石佳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说，隐私权立法是个漫长的过程，即便是在欧美国家。尽管1890年沃伦和布兰代斯首次提出了隐私权的概念，但隐私权真正写进法律，是在“二战”之后。首先是国际法。“二战”期间纳粹迫害犹太人的暴行，使人们意识到对私生活保护的重要性，意识到隐私与尊严、人格的关系。于是1948年联合国通过《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次在国际法中写进了隐私权。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讲到了私生活的保护，1966年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写入隐私权，于是在国际法中，基本将隐私权视为基本人权。
随后隐私权才进入了欧美各国的国内立法。1970年法国在《民法典》第9条写入隐私权，1974年美国制定《隐私权法》，而欧盟2000年才在《基本权利宪章》第7条中写入隐私权。
隐私权在中国可以被视为舶来品。关于“隐私”的解释，1983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不可告人的坏事”，1996年版的《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不愿告人的或不愿公开的个人的事”。通过这一解释，可以看出中国隐私观念的转变，从一个贬义词变成了中性词。
石佳友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隐私”还没有成为明确法律概念之前，曾被称为“阴私”，当时《诉讼法》上的公开审判书里，如果个人有“阴私”，比如婚外情、通奸、不伦之恋等，不公开审判。1986年的《民法通则》里还没有规定隐私权，到了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适用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也就是人们俗称的“200条”中，明确侵害隐私按照侵害名誉权处理。
石佳友认为这显然是当时认识的一个局限性，“它认为爆料之后，导致社会对这个人评价降低，是侵害他的名誉权。但我们今天说隐私和名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权利，名誉权的核心是捏造虚假事实、诽谤、侮辱名誉的问题，而隐私权是对方爆出真实的料、真实的信息，不构成诽谤，是侵害隐私”。
电影《后窗》剧照
2009年随着《侵权责任法》的出台，隐私权第一次在国内被写到法律里，随后2017年的《民法总则》，在民事权利部分再一次重申了隐私权作为独立的权利类型。再后来就是2020年推出的《民法典》了，在中国独创的人格权编中，第一次全面和系统地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隐私权的类型，以及隐私权侵权的主要方式。在这部最新推出的《民法典》中，隐私被定义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石佳友认为这是中国隐私权立法与欧美的明显不同之处。比如德国的立法机构曾几次尝试将隐私权写入法律，都遭到了本国媒体的坚决反对，后者认为隐私权写入法律会对新闻自由构成限制，以至于至今德国立法中没有隐私权，但这并不妨碍隐私权的保障，德国有悠久的判例传统，司法机构创造出了一般人格权，对隐私权形成了非常稳定的司法解释。
但中国并无这样的判例传统，因此高度依赖成文法，未来还有待被研究和解释。石佳友举了个例子：“比如对私人事务的决定，是否属于隐私？如果一个人决定变性，他的这一决定是否因在隐私权的保护范畴内而能免受他人干预？譬如，变性后是否有权要求有关政府机关做相应的变更登记（如户籍信息）？这在中国还有争议，但在国外已经有成熟的判例，认为如果政府机关拒绝做相应的变更登记，构成对私生活的侵犯。就隐私权来说，通过判决、判例来保护是非常重要的趋势，这也是中国未来的趋势，因为立法任务已经完成了，下一步就是司法。所以在中国的未来，司法负有重大使命，就是把《民法典》的条文和精神准确运用到社会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