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罗亦丹
未来，谁能成为音乐人的那束“光”。
1月5日，虾米音乐宣布将于2月5日停止音乐服务。这款运营了12年的音乐App，曾得到很多粉丝的喜爱，其推出的“寻光计划”更是让音乐平台成为了扶植原创音乐人的土壤之一。
虾米的落幕让不少音乐人为之叹息，第四季《中国好声音》学员马吟吟表示，“不会忘记这片音乐人的自留地，不会忘记寻光计划给我的鼓舞，感恩虾米这么多年的引导与陪伴。”
除了虾米外，TME（腾讯音乐娱乐集团）、网易云音乐等也都有针对音乐人的扶植计划，如QQ音乐的“亿元激励计划”、网易云的“云梯计划”。在虾米式微时，这些音乐平台对原创音乐人的争夺从未停歇。
事实上，音乐App的兴起以及良性竞争对中国原创音乐和音乐人是一个好消息。“根据我们的调查报告，2020年有两成音乐人月收入上涨50%，还有近两成音乐人收入上涨接近翻倍。数据有了很大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发现很多音乐人可以从互联网平台收到钱了。”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与录音艺术学院教授张丰艳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但相比国外，在盗版横行、付费习惯尚未养成的背景下，我国大多数音乐人仍然无法单纯靠音乐“养活自己”。
虾米“寻光计划”已成过去，未来，谁能成为音乐人的那束“光”呢？
音乐人生存现状：超半数音乐人月收入少于5000元
“房东电话进来，琴弦跟着断。连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音乐梦？”歌曲《写给方大同》的歌词中这样写到，也是部分音乐人生活的写照。
第十期E法数字音乐论坛上，独立音乐人何小河就有类似的感慨，“我平时认识新朋友时，有一种感觉就是大家认为音乐创作好像不是属于正常人的工作，只要在评论区里念一下，点几个爱心，音乐人自然就会在一个‘香火鼎盛’的情况下生存，就可以养活自己了。”
何小河是虾米音乐寻光计划第二季中最后胜出的音乐人之一，她告诉贝壳财经记者，制作音乐需要很繁琐的步骤，“每个步骤都需要很多专业的硬件和软件以及老师们的才华和经验，做音乐真的很花钱，不是大家拿着一把琴，用一张嘴就可以出来的东西。”
目前国内音乐人的收入来自哪里？据记者了解，音乐人的收入来源包括音乐演出、音乐教育、音乐直播、唱片销售(含数字专辑销售)、版税、词曲创作、音乐制作、录制演唱/演奏、歌曲demo、广告歌曲等。
但并非所有音乐人都能通过上述渠道获得足以养活自己的收入。
张丰艳及其团队通过对3000多位音乐人的问卷调查撰写出了《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报告显示，排除无收入的学生群体，2020年仍然有超过5成的音乐人表示没有音乐收入，音乐只能成为他们的兼职。对音乐收入很满意或基本满意的仅占23%，相比2019年37%的满意度大幅下降，而对音乐收入持不满意态度的音乐人占比达到56%，较2019年增加18%。此外，53%的音乐人收入不足5000元。52%的音乐人没有任何音乐收益，仅11%的受访音乐人为全职音乐人。
词作家冀楚忱从2005年开始进入音乐行业，他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如果所处的环境是欧盟或日本，他单纯依靠版税收入就“可以退休”了，但自他入行以来，遇到过很多签了合同但拿不到后续版税的情况，“音乐人群体常常是一盘散沙，并不善于维权，久而久之，许多合同经常流于纸面，落不到实处。在行业中，音乐创作者常常处于弱势地位，这也影响了音乐人的收入和创作。”
不少音乐行业从业者向记者表示，CD时期是我国音乐产业的“黄金时代”，此后随着盗版横行以及网络野蛮生长带来的版权问题，音乐人的生存空间和收入被进一步压缩。
版权获重视，音乐人能否重回“黄金时代”？
但随着虾米、QQ音乐、网易云等手机端播放器的兴起，音乐人的生存状况有可能发生改变。为了抢占市场，腾讯、网易甚至抖音都在竞争版权方面付出了高额成本。数据显示，2019年腾讯音乐在内容成本上的支出超过480亿元，而这些资金中大多数都被用于版权采购。
在版权受到重视的同时，不少音乐App开始进军音乐产业上游市场，并与独立音乐人签约。其逻辑很清晰：与其和唱片公司签约并支付高额费用，为何不培养属于自己的原创音乐人呢？虾米“寻光计划”、网易云“石头计划”、“云梯计划”、腾讯音乐“原力计划”、“亿元激励计划”等应运而生。
加入音乐App或短视频直播平台让音乐人获得了一份额外收入。据了解，如果音乐人把自己的音乐上传到App数字音乐平台，并设置付费，就会收到版权费用。在虾米平台成长起来的萨满乐队主唱王利夫曾在微博上表示，“至今每个月仍会收到版税和详细的报表，平台不抽成，代扣税缴多少给你算明明白白的。”
此外，一些音乐平台已经在开始试水预付模式，以支持音乐人的再创作。作为曾在虾米寻光计划与腾讯音乐原力计划中双双胜出的独立音乐人，何小河表示，“从出道开始，我的两张专辑都通过版权预付的方式帮我完成了制作的一部分成本，等于TME一次性把我歌曲上传到平台后可能产生的版权费用提前预付给我了，但我也知道有很多音乐人暂时还没有渠道，仍然要靠自己投入。”
张丰艳对记者表示，2020年有75%的音乐人能从数字音乐平台获得收入，而这一数据在2019年只有49%，此外半数以上音乐人的数字收入都有增长，这是非常大的改变。“这部分人中，有64.4%的音乐人从TME获得收益，24.9%从网易云音乐获得收益，54%的音乐人表示收入有所上涨。此外，有62%的音乐人获得过音乐直播的收入，抖音、快手、全民K歌成为最重要直播收益平台。”
音乐App能否让音乐人的收入重回“黄金时代”？对此，不少从业者持怀疑态度。“在我国音乐免费依然深入人心，许多人乐意花几千元买包，但不乐意花十几块办会员，在虾米音乐倒掉，腾讯与网易云花费巨额资金购买版权的情况下，音乐人能否从用户处得到足够体面的后续收益还要观察。”音乐行业从业者小华（化名）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表示。
维权与版税音乐人如何摆脱“内卷”？
“我们发现音乐人的收入满意度和入行时间呈反比，也就是入行时间越久，满意度越低，很多音乐人为了音乐还在‘用爱发电’。”张丰艳表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音乐人为了争取到项目资源不得不一再降价，甚至以免费提供服务为条件获得合作项目，音乐人之间存在恶性竞争，另一方面，许多音乐人无力议价导致报价偏低，收入低下，不得不接更多工作。此外，音乐行业存在数据不明，分配不公的问题，国内并没有专门服务于音乐人的数据监测机构，86.32%的音乐人不是音著协的会员。”
张丰艳提到的音著协是我国在音乐领域的集体管理组织，主要负责管理词曲著作权。在冀楚忱向贝壳财经记者展示的版税收入中，音著协一直在持续向他支付版税。“一个季度给你打一次款，虽然不多但是有明细，我很高兴，见到回头钱了。”
但在小华看来，能够获得稳定版税收入的音乐人并不多，而且与国外相比，国内的版税收入较低，“可能一次一首歌也就几毛钱，即便如此还有很多人没有收到过后续版税。我有朋友的作品在某音乐App里的播放量已经到达了一定层级，但没有收到一分钱，找过去后被告知需要注册一些他不了解的协会网站，注册后又被告知量级需要到达一定水平才能收费，真正到达后钱也给得很少。许多腰部尾部音乐人议价能力低下，又看不懂协会的各种条款，宁可选择不注册不授权。”
有音乐行业从业者表示，其曾有作品上过春晚，“上春晚之后版税收入是96.41元，上涨了不到2元。”
多重因素影响下，相比我国音乐人的数量，音著协会员数量非常低。根据《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86.3%的音乐人未加入音著协，34.24%的音乐人从未听说过音集协。“2020年音著协的会员人数是10031人，日本的（音乐行业组织）会员数量是我们的两倍，英国是我们的15倍，美国是我们的183倍，几乎没有人不是他们自己‘音著协’的会员。”张丰艳表示。
没有行业协会的助力，音乐人的议价能力将进一步降低。而议价能力的降低带来的则是相对较低的收益。
知名音乐制作人彭飞曾透露，国内配乐师的报价上限是100万元人民币左右，后续无版税收入，但在好莱坞如果走公会则是100万美元起步，大师级配乐师的价格通常在300万美元到400万美元，后续还提供版税收入。
张丰艳说，“为解决公信力问题，日本、韩国等国家允许一家以上的同权利类型集体管理组织进行竞争，竞争之下，集体管理组织给作者的账单非常清晰，收益来源、授权时间、权利种类、分配比重、具体金额等一清二楚，能在客观上鼓励创作者自发地、积极地寻找用户需求，潜心创作。而在中国，常有作者对集体管理组织、数字音乐平台的分配状况表示怀疑。虽然音著协等集体管理组织和数字音乐平台也开始为创作者提供报表，但常因所提供的报酬与创作者心中预期的差异过于悬殊而饱受诟病，创作者在授权之后又撤离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张丰艳看来，就目前发展的情况来看，我国集体管理组织与中国音乐发展尤其数字音乐平台发展现状不匹配，积累着各种问题久拖不决，此外，数字音乐平台与不同量级音乐人之间的结算方式各不相同，不管是集体管理组织或是数字音乐平台，多数做法是向流量艺人倾斜。这对音乐创作者的积极性也造成了消极影响，“音乐产业需要更加透明、更加公平的分配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