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草根直播间：播着播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笑了
51岁的王桂英在自己租住的房子里直播。这间房不到20平方米。她半蹲在床边对着手机直播，身后的货架上散乱地摆放着货品，对面墙角用木板隔出一间小厨房。当天晚9时，王桂英煮了一碗面条，对着屏幕边吃边聊。
32岁的冉光辉戴着假发，趴在直播台休息。他来自四川，之前是地产策划，本来在当地有着体面的高收入，但为了创业梦想，和亲兄弟一起来到义乌。他坚信，只有制作质量高，有创意点的短视频才可以获得更多流量。
24岁的郑建涛戴着绿色的帽子和金色的锁链站在直播间。他说，“早上起来，就听到刺啦刺啦的声音，可惜这个声音不属于我，太好听了，我知道这是又有主播爆单了，撕胶带装包裹的声音是最美的声音”。郑建涛，江西人，来江北下朱村3个月，之前做汽修行业，现在做直播带货主播。
44岁的王贺进，安徽阜阳人。他身穿白羊肚马甲，头戴白毛巾，腰间系着一根红绸带，坐在租住的房间直播带货。之前他在瑞丽做翡翠生意，受疫情影响，转行做主播。他说有两个儿子，不干不行。
54岁的钟芝友身穿西服坐在一家商户门前。两小时前，他在此地完成了自己的直播首秀。他说，自己过去从事演艺工作，现在看好直播带货，这次是下了决心，想从头学起。
38岁的向超身穿古装，手拿佩剑坐在一商户门前。几分钟前，他忙着被各路带货主播拉着拍视频段子。疫情期间，向超的直播间最高记录是8000人同时在线围观。他目前主要从事直播行业培训。
杨美媛身穿古装，坐在出租屋的小板凳上直播。她有两个女儿，为了不影响孩子休息，她一般都是坐在客厅直播。杨美媛之前做过娱乐主播，现在做带货主播已经半个月，近1周，已经卖了30多单。
11月6日上午9时，义乌市福田街道振兴社区江北下朱村的街道还没有从前一晚的喧嚣中醒来，多数商户大门紧闭。街道上行人寥寥，一时显得有些冷清。
在村口的牌子前，一位男子身穿睡衣，脚踏一双卡通棉拖鞋，提着一袋早点蹒跚走过。
据早点店老板说，此男子从前晚10点开始直播，近12个小时一直没停，现在饿极了，出来找吃的。
直播创业
51岁的王桂英，直播间都称她“英姐”。
英姐老家在东北。来义乌之前，卖过烤地瓜，其间还做过其他小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钱，为了生计，她和老伴商量决定来义乌直播创业。做了2个月，收效甚微，老伴为补贴家用，又去外地打工，只留下她一人闯荡。
下午3时，江北下朱村恢复了原有的模样，街道上车辆熙攘，快递小哥随处穿梭。各家商户门前堆满了各色小商品，主播们三五成群，围着货架和老板们还价。
英姐手拿一毛线帽和围脖，在手机前卖力表演着。“来吧，家人们，下雪了，天晴了，下雪别忘戴防寒帽，下雪了，天晴了，天晴别忘戴脖套……有需要的，英姐在直播间等你哦！”
英姐激情高亢的东北话引得路人围观，“大家可别拍啊，我这可是要上热门的，你们拍了一搬运，我这原创可就白忙活了”。
三句台词，英姐连续拍了7遍，尽管同行认为已经很不错，但她执意再拍。天擦黑，她独自蹲在路边，用手机剪辑完视频，上传后才离开。
晚9时，英姐用白水煮了一碗面条，对着屏幕和粉丝边吃边聊，直播持续至后半夜。
有粉丝在直播间说，“你这个岁数真拼，可要保重身体”。她说，“直播就是创业，我没退路，只能勇往直前”。
草根直播间
江北下朱村的主播中，草根创业者占到绝大比例。其共性相似，有梦想、有创业激情、成本低。
单身草根主播通常住一居左右的小住房，直播、睡觉、吃饭，都在一个空间。条件较好的会租住2室房型，其中一间其实是货仓。也有主播选择户外，一是为了节约成本，二是为了更好地与粉丝互动。
直播间的打造，塑造了主播人设的定位，但在低价货品直播间，多数粉丝不在意人设，更多还是关心产品价格。
晚7时，“关注主播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关注主播扣666，点关注”。这一语速极快，且多次重复的高分贝音量，出自正在直播的女主播李玲。
从江西老家出来后，她直奔义乌，为了更好的收入，她与另外三人组成了临时组合，不大的直播间，塞满了各种货品和灯架。桌子上，一盒胃药和保护嗓子的硬糖放在手边。
她们每晚轮流主播，同样高音量、高频次、极具耐心的说话每次都保持在3-5个小时，并且实时与粉丝互动，同时关注价格变化、后台数据更新。每场直播下来，四人大汗淋漓。
所有主播都有自己的直播程序和话术，如开场白、与粉丝互动频次、点关注、粉丝灯牌、点击购物车，最终如何最大化转化点击购物才是目的。时常，喊了一晚上，也只有一两单，从后台的数据看，低价包邮的商品，每售卖一件只有几元钱收入，甚至更低，利润全靠走量。
据一位资深从业者分析，义乌的带货方式跟外地不一样，外地更多可能是打造人设，或者是打造场景，但义乌更多的是上来就直接带货，这种比较“粗暴”的方式确实效果明显。刚入行的草根主播一般不太习惯面对镜头，时常语塞或脸红，但经过一段时间锻炼，都能对着镜头声嘶力竭。
一位干了3个月的主播说，“饥饿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啥放不下的”。
暴涨的房租
随着直播行业兴起，有实力的厂家直接入驻，带动了村内房价快速上涨。42岁的李云香对房价感触颇深，她算了一笔账，5年前刚来的时候，一间店铺租金是2.5万，而今年3月后，有的已达15万。她过去租住4间商铺是10万元，现在租住两间商铺是26万元，加上地下室和水电费，一年仅商铺花费就达45万。只45万一项，店家必须做到600万-700万营业额才能把纯利润赚回来。
“村干部倒是想让房价下来，但真的是直播带货太火了，村里最贵的店铺一间已经达到25万，房租涨是个痛点，不过只能说明这里足够有吸引力。”李云香说道。
今年4月份以来，已经有商户因为房租价格而选择离开。不仅商铺涨，主播租住的民房也在涨，很多主播为了节约成本，几人合租或干脆住在周边村子，白天来江北下朱村找货拍段子，晚上回去直播。
江北下朱村村主任金景喜强调，“我们的想法当然是希望房价降下来，这样商户才会安心留下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干预市场上的租房价格，但首先要求村两委的干部必须带头降低房租，不涨或少涨，必须低于市场价”。
事实是即便房租暴涨，当下想在江北下朱村租到心仪的旺铺也是一铺难求。
直播竞争加剧
直播业内人士分析，疫情期间，一些专业机构，包括横店很多影视公司开始创作短视频，包括一些传统电商和资本，甚至厂家，以及更多专业的人士都聚焦直播这个“赛道”，所以今年直播行业会非常拥挤。大量的涌入，加速了优胜劣汰，最终留下更优质的商家，与此同时竞争更激烈，生存更难，获取流量的成本更高。
金景喜介绍：“目前，江北下朱村联合200多家商户成立了商务大联盟。我们希望大品牌和厂家入驻，厂家直接做直播是个趋势，但厂家直播和之前销售他们的供应链商家在利益上有所牵制，一些供应链干脆就不卖他们的货了，更受影响的是小主播，厂家自己直播去掉了中间环间，势必压缩了草根主播的生存空间。”
10月9日晚7时，王桂英拍完当天最后一个段子，坐在店铺休息。有新入行的主播上前交流直播心得，她说：“时常播着播着就哭了，哭着哭着就笑了。”
□新京报记者赵亢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