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旺记录应还款项的笔记受访者供图
原标题：子债父偿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王嘉兴
一开始赢了，接着是输。输多了，就借钱赌。
银行、网络平台、民间机构、同学朋友，刘舟都借遍了。不过一年时间，他的“信用清单”布满孔洞。
这个27岁的年轻人堵不住那些洞，他的劳动履历是一条虚线，长长短短的空白处是失业和欠薪。
直到被催偿的方式吓怕，刘舟终于和他最不愿说实话的人开了口。
“你就当没欠过钱，该怎么过就怎么过。”父亲刘兴旺知道实情后对儿子说。接下来，他清偿了刘舟近30万元的债务，还有10万元，他仍在“想办法”。
从刘舟2岁起，刘兴旺就外出打工，除了过年时团聚，父子每月通1个电话，每次不超过5分钟。电话的内容，“以前说我学习不好，只知道要钱，后来工作了，说我不知道攒钱”。
2013年全国妇联发布数据，中国有6100万留守儿童，刘舟和他们中的很多人一样，对父亲“印象模糊”。时间与空间的隔离造成父子交流的障碍，因为“怕他又要说我”，刘舟刚开始借钱的时候，打算对家里隐瞒。
最终，还是存在于这个家庭数十年的模式再次发挥作用：家里缺钱、父亲给钱。刘兴旺把儿子戳出来的洞一个个补好。
刘舟至今不知道父亲一个月能挣多少钱。已经还上的30万元，相当于刘兴旺不吃不喝打工5年的收入。
刘兴旺在工厂车间受访者供图
决定
刘兴旺听见刘舟在电话里哭，他闭上眼睛，手微微发抖，急得不停跺脚。刘舟在湖北武汉工作，刘兴旺在福建福清打工。几十分钟前，是妻子先打过来，说起儿子欠债的事，她哭得话都讲不清楚。
哭声混入机械车间巨大的噪声，刘兴旺心烦意乱。他没怎么听过孩子哭，忽然想起刘舟小时候生病，他和妻子不知所措，在老家的诊所和医院间辗转，娃儿在怀里哭。那种无措的感觉好像又回来了。
30万元，这个数字太大了。
两年前，刘兴旺在武汉郊区给刘舟买了房，首付款花光了他所有积蓄，还欠着亲戚3万元。他想，还有谁能借钱？同学、亲戚、同事的名字挨个出现在脑子里，老死不相往来的人的脸也浮现到他眼前。
55岁的刘兴旺没走出过“车间”，这个湖北农民背着一个包，在广东、福建的十多个市的流水线车间漂了25年。给儿子还债，他顾不上面子，只要存了电话号码的人，刘兴旺就拨过去，试探着“碰碰运气”。很多人一听说借钱就把电话挂了，他会再拨过去，赔着笑。
很快，刘舟的手机收到第一笔钱到账的提醒。他回忆，那一刻自己愧疚、气恼，也稍感轻松——欠的不是小数目，但在赌的时候，“脑子一热就下注了”。
第一次赌，刘舟赚了。他当时从事软件开发工作，听同事说起一款“湖北快3福彩”软件，当晚就下载了。那段时间，他新交了女朋友，刚换了工作、住所，手头有些紧，想赚点小钱补贴生活。
他不是没听过被赌博毁掉一生的故事，一开始，还给自己划了一条线，输到1000元就不玩了，“怕越输越多”。
几天后，他确实删掉了软件，但只过了两天，他忍不住又下载了。“说不定能回本呢”，刘舟把手上的闲钱都投了进去，很快又输光了。他气得删了软件，等发工资后，又下载了，投注金额也达到一次上千元。
1000元，是刘舟当时一个月的房租、一个月的饭钱，它同时相当于刘兴旺在轰鸣车间里工作30个小时、生产200个百叶窗或175个空调出风口的报酬。但在网络赌博软件里，它仅仅是四位数里最小的那个，一个轻易就能扔进去的筹码。
在福建福清一家铝合金工厂，55岁的刘兴旺是车间主任，需要待在一线盯生产。他住在企业提供的宿舍里，屋里有一张床，没有衣柜和餐桌，水壶、碗筷、衣物等就摆在几张塑料椅上。
这已是刘兴旺打工生涯里最好的住处。常年独自生活，他很少在具体的层面感受到亲情，但听到儿子求助，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作了决定，替儿子还钱。
当选择与家庭相关时，他向来果决。
25年前，他在湖北仙桃一家乡镇企业工作，每月收入100元。妻子下岗了，一家三口租住在一间屋里。刘舟经常生病，几乎每周都要去医院。他甚至信过偏方，借钱买血输给儿子。为了改善一家人的生活，刘兴旺决定去打工。
年轻时，他早上投简历下午就能找到工作。到了2014年，刘兴旺50岁，在一间私人旅馆住了整整2个月，才得到工作机会。“我突然发现自己要被时代抛弃了。”但为了家，他必须扛住，“我不上班，整个家就不能开门。”
这一次，他又为儿子扛下了所有债务。他说不出亲情、家庭意味着什么，只觉得“这是父亲必须要做的事”。
真相很残酷，更残酷的是真相并不完整。努力筹款8个月后，刘兴旺得知，儿子还有一笔10万元、月息25%的欠款没有说出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眼中老实、胆小的儿子竟然会找上私人借贷公司，“他从小缺乏父爱，我也不信(他)有胆量到贷款公司借钱”。
刘兴旺每个月要吃的药受访者供图
共苦
刘舟最初的隐瞒是因为不信任，在他看来，父亲根本不懂他。
他活得像一座孤岛，身边的同学、同事、朋友也无法真正靠近。丢了工作、被老板欠薪，他没有和任何人说，赌博更说不得。朝夕相处的女朋友在一天夜里偶然发现他赌，争吵后两人分手了。
2014年大专毕业后，刘舟给学校一位老师打工，每天负责文印、做PPT，或是在老师接了外面的项目后打下手，一个月的工资是300元。2015年，他找到正式工作，2000元月薪，没有五险一金，实习期3个月，薪资要打八折。熟识的同事说，他被公司的人力部门“忽悠”了。
就业市场对这个学历不高、技能平平的年轻人无法友好，这是他两个月里找到的唯一一份工作。刘舟回忆，毕业5年来，他没有主动辞职过。他经历了公司倒闭、业务线裁撤，或是被欠薪好几个月。找一份新工作，又花一两个月。公司有没有社保，他不计较，有时没有劳务合同，他都先干着。
有一次，刘舟连续加班3周，没有休息一天，发工资的前夜，他被要求加班到23点。没有地铁，老板让他打车回家，第二天凭票报销。天亮了，被通知不用上班了，他甚至不敢去公司要个说法。
刘兴旺则总是因为年龄大，被儿子这样的“廉价”年轻人挤掉岗位。他是上世纪80年代毕业的大专生，又有工作经验，是工厂抢着要的技术工人。但每每入职后，工厂都会安排年轻人作为储备干部，跟着他学习。
刘兴旺知道，老板看中他的经验，等年轻人学会了，就会把他一脚踹开。每一次被辞退前，他都心里有数，知道自己快走了。
“年轻人肯拼，还便宜，工厂老板不会讲情面，眼里只有利益。”时间长了，他习惯了这种充满危机的日子，“你无法左右老板的心，就让自己心态好。该做什么就做，该走人走人。”
刘兴旺吃过很多闷亏。有老板承诺付他7000元月薪，第一个月干完，却翻脸不认，只肯付4500元。他还曾在发薪日被辞退，当月工资被扣到只剩几百元。后来他得知，财务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记录他的工作失误：工具用旧了、工作服磨损了、车间内生产原料未摆放整齐、某批次产品工期超了……儿子在职场碰过的难处，刘兴旺都经历过。
刘舟也曾在工厂车间工作过。他读大一时，在苏州一家电子厂实习。每天站在流水线旁，用检测仪器扫描经过眼前的每一块电路板，如果仪器发出“嘀”声，就说明电路板有问题，要拣出来。刘舟左右两边的同事负责检查电路板的其他位置。
回想那个寒假，刘舟仍感到无比压抑。他觉得自己当时陷入“无限循环”，每天工作12个小时，做同一件事，无数一模一样的板子在眼前经过，耳边是机器的轰鸣。“每个人都呆呆的”，有时一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大专毕业时，刘舟曾被富士康录取，做技术干部，进去就是6级工人，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觉得学了软件开发，应该在“有空调的写字楼”里，当一个看起来光鲜的白领。
刘舟放弃富士康时，刘兴旺走进新的车间，直到“像毛巾拧不出水，没料了”，再赶往下一个。
事业
在上世纪90年代的打工潮中，刘兴旺是打工群体的几千万分之一。他相信勤劳致富，甘愿忍受孤独和恶劣的工作环境，期待双手能改变家庭的命运。他重视儿子的学业，不希望孩子走自己的老路。
在半个多世纪的人生经历中，他见识过知识实实在在改变命运的力量。刘兴旺1983年参加过高考，离大学录取分数线差8分。一同考试的同学考上了，如今在中国科学院当教授，还在他打工被骗时接济过他。刘兴旺被乡镇企业推荐做委培生，获得了大专学历。1994年南下打工时，他一个月能挣1500元“奶粉钱”，后来，他又挣出了老家小城一套60平方米的商品房和儿子读大专10万余元的学费、生活费。
刘舟并未如父亲所愿，他成绩不好，高考200多分。刘兴旺又琢磨，让儿子努力考个专升本，想办法考公务员，从事稳定的工作。但刘舟觉得，当程序员挺好，收入比做公务员要高。
他赶上过互联网的几波潮头。“创业时代”，仅2015年，中国就有7000多家创业公司获得约5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他给其中一些电商平台、智能硬件产品敲过代码。
在被称为“直播元年”的2016年，他写过直播软件。但他不知道公司的业务涉嫌违法，入职不满一个月，深圳的运营团队就被警方控制，公司解散，没有工资。
共享经济大热的2017年，他在一家共享单车公司工作，等大家写好软件、投产车辆，市场已经被几家大公司瓜分，没有后续投资，公司又解散了。刘舟和离职的同事们创业，做“共享家政”，自费推广和运营，见了几十个投资人，没拿到一分钱。
在比特币价格重新冲上9000美元的2019年初，他还做过比特币交易平台。刚写完代码，公司就哄骗他解除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或补偿。
这些行业每年的产值都以百亿或千亿元人民币计。刘舟被市场从一个风口吹到下一个风口，没飞起来，就经历了“退潮”。他觉得自己运气不好，能力也不够，实在没什么选择。
相比之下，刘兴旺的工作要“土”得多。他卖过数控铣床，做过机械修理工，加工过当时“武钢”都生产不了、依靠进口的一种不锈钢板、铝合金板和五金器件。这些金属，有些作为出风口、百叶窗进入数万家酒店，有些成为几十万个家庭的防盗门、窗棂，还有一些被制成降噪减震板，被港铁公司采购。珠江钢琴厂的钢琴用他们生产的砂纸抛光。
刘兴旺刚开始打工的那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为0.19万亿美元，2018年，这个数字是4万亿美元，是那时的21倍。早在2010年，中国就成为世界上制造业规模最大的国家、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中国超过1亿制造业工人每年赚回以万亿美元计的外汇。
刘兴旺觉得，儿子这一代年轻人大多吃不了苦，花钱却大手大脚。他和很多差不多年龄的工友一样，不是不想回家，而是不能回家。下一辈，乃至再下一辈人的生活开销，都要由这些须发花白的人来挣。
他批评过儿子用信用卡提前消费、分期消费的行为，觉得这样会失去抵御风险的能力，应该量入为出，但刘舟听不进去。刘兴旺那时不知道，刘舟已经开始用信用卡套现，赌博时一次下注的数额，也提升至上万元。
输了不少钱之后，刘舟意识到，自己被线上博彩骗了。他开始买线下的足球彩票，对自己充满信心，“我是做软件的，懂数据，会看趋势，肯定不会亏”。问题是，刘舟从来不看足球，不懂球，只认识几个世界闻名的球星，偶尔和同事踢两脚。
有一场比赛开始前，他“预感”德国队会赢，专门请了一天假，到银行用信用卡套出2万元现金，全部投注。他在电视机前守到次日凌晨3点，德国队大胜，他赢了7000元，不仅把赌球输掉的钱全部赢回来，还赚了1000多元。
之后他反复告诫自己，再也别赌了，但坚持了不到一周，又忍不住买了彩票。“本想就拿这1000元赌，赢多少算多少，输了就算了。”但输光后，他又不甘心，想把本金赢回来。
那次偶然的回本给了他毫无根据的自信，刘舟的赌注越下越大，希望重演那次“大胜”，结果输多赢少。他开始借微信上的微粒贷和支付宝上的借呗，然后是网贷。身边的同学朋友他也借了个遍，理由是家里出了事，或是公司拖欠工资。借来的钱全部投入赌球。
接触赌博后的8个月时间，刘舟估算，总共输掉约15万元。这个年轻人从不记账，借来的钱，他随手就申请分24期或36期还，透支未来两三年的全部收入。按照他的计划，自己的收入扣掉生活开销，刚刚够还这些钱。
就在这时，刘舟所在的部门被整个裁掉。一直到两个月后，他才找到下一份工作。
他记不得被欠了多少薪，也算不清欠别人多少钱。因为无法及时还款，他每天都会接到催收电话，还有一个自称“派出所民警”的微信好友申请。对方表示，如果再不还款，银行会到法院起诉他，“有可能坐牢”。刘舟知道做错了事，惹了麻烦，“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有警方介入”，立刻慌了神。
此时，他的不少亲戚也接到了催收电话。他一面解释，这些电话是骗子打来的，别相信，一面寻找路边小广告的“私人借贷”，“走投无路的时候，会注意每一个能够来钱的地方”。
靠着借来的几笔高利贷，他把逾期欠款还上了，却陷入更深的焦虑。每天一睁眼，他就忍不住在脑子里算，那笔钱今天产生了多少利息，距离最近一次还款日还剩几天，“怎么瞒过父母”也成了最重要的问题。
“继续赌，继续借高利贷，就是想靠自己把钱还上。”刘舟说，“怕我爸打我、说我。”
拒绝富士康的工作数年后，刘舟意识到，自己只是互联网时代的流水线工人，每天做的事情也一样，代码永远码不完，工作时间更长，精神压力更大。
刘兴旺不看好儿子从事的行业，他评价，共享单车现在是夕阳产业了。“我的小孩写好软件，没有人要，我从去年8月开始就看到，不行了。”他懂得每一块砖头和大厦的关系，“房地产不行了，我们做铝合金就不行。”
铝合金厂都是排污严重的企业，刘兴旺解释，在这个时代，如果老板还急功近利，是做不成的。厂子年产值20亿元，过去还能偷排污水，现在很难，查得很严，企业的日子也很难过。
保障
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打过工，55岁的刘兴旺不知道自己算哪里人，“就像一直在河里游泳，一辈子不能上岸”。因为儿子的事情，他不得不继续游，还能游多久，说不清。
今年3月，他差点被工厂里的储备干部顶替，只因对方学艺不精，老板调研后暂缓了辞退他的计划。50岁以后他找一份新工作平均要花4个月，很多工厂都不招50岁以上的人。
今年过年前，刘兴旺被诊断出患有冠心病和陈旧性心肌梗死。武汉协和医院的专家要求他立刻住院检查，确定治疗方案。但刘兴旺没有钱，也没有时间。他请求医生“开点药”，被拒绝了，只好重新挂了一个普通号，给医生讲家里的情况，央求“开些保命的药就好”。最终，医生同意开药，但为了避免纠纷，在病历上留下了“患者拒绝，要求吃药”8个字。
刘兴旺楼上的邻居也患有冠心病，今年元宵节夜里突然离世，刘兴旺听到，楼上哭声持续了整整一夜。但他没有选择，只能吃药硬扛。他守着生病的秘密，怕老板知道了辞掉自己。支撑不住的时候，他托亲戚在公益平台上筹了几千元善款。
眼下，这家人的处境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刘舟目前供职的企业，已经连续4个月没有发放工资。为了省钱，刘舟不吃早餐，也不再逛街、聚餐。工作之余，他接一些没人愿意接的小项目，虽然报酬只有一两千元，而且“性价比极低”。
本来，刘兴旺每个月要给儿子打7次钱，分别在3、5、6、9、10、20、27日——这些日子是还款日。他每个月吃药要花去800多元，留下200元生活费后，剩下的钱都要拿来还债。但现在，他还要负担妻子和儿子生活的开销，偿还每月3000多元的房屋贷款。
刘兴旺讲述这一切时，一场台风刚刚登陆。作为车间主任，他要组织同事守护好工厂，却突然接到妻子哭着打来的电话，只说和儿子在家吵架后离家出走了，却不说原因。刘兴旺急了，又给儿子打电话。
刘舟支支吾吾了快10分钟，才边哭边说，他和妈妈一个月前在支付宝上借了3000元钱，今天要还500元，但娘儿俩都拿不出钱。这笔欠款，刘舟一直瞒着刘兴旺，“我爸已经够苦了，不想再给他增加负担”。
刘兴旺听完，气得大吼：“之前反复问你有没有事情阴到我(湖北方言，指瞒着我——记者注)。到这个地步了，天大的事情都可以说了。你到底还差别人多少钱？”
得到“2.7万元”的答复后，刘兴旺叹了一口气：“你就差这些钱啊？不差别的钱啊？你别哭啊，我来想办法。工资没有就没有了，没钱你和我说，我给你还，你也别操心了，在家安安心心过日子，千万别在外面借钱了。”
欠条接连不断落在刘兴旺肩上，他感到疲惫。“我得做好还有下一笔的心理准备。”他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一个家庭就毁了啊！”
他不能理解，为什么收入不稳定的刘舟仅凭一张身份证，就能从各种途径借出超过50万元。他也不能理解，自己和儿子通过诚实劳动，为什么就没法稳稳当当地按劳取酬。
但他对这个世界依然怀有信赖，就开始给所有能想到的人或部门写信，既是为了求助，“也希望挽回更多陷入深渊的年轻人和家庭”。
刘兴旺给国家信访局写过信，给刘舟借过钱的所有正规机构的负责人写信，包括马云、马化腾、招商银行董事长、个人网络贷款业务负责人……只有国家信访局给他回复，此事不在受理范围，建议他向属地公安机关反映问题。
幸福
打工的这25年，刘兴旺在家中不可或缺的位置，是一个又一个数字砌成的，不可撼动，却又充满遗憾。他缺席了儿子从2岁起的每一个生日、每一次毕业典礼，他从没陪儿子去过游乐场，更不用说出门旅行。父子俩都找不出二人的合影。刘兴旺隐约记得，最近一次拍合照是在2004年，洗出来的照片因为年久和保存不善，已经很模糊了，留在湖北老家。
儿子15岁那年，父亲打工的工厂请来一位“专家”，给员工讲“子女教育”。刘兴旺至今记得，那位专家说，小孩在10岁前跟着母亲长大没问题，但10岁后，一定要有父亲介入。“我们这些打工的，哪个不是生存不下去才出来了？”他苦笑，“说实话，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能有饭吃，能活命，就不错了，讲不了那么多。”
尽管事实上难以顾及，刘兴旺心里对儿子的教育还是留有遗憾。他觉得，如果刘舟长大的过程，他能陪伴左右，父子关系会亲密，儿子也许早早就会求助，不会借那么多高利贷。也许自己不会像老婆那样溺爱孩子，会看住他，限制他每天打游戏的时间，他就能考上更好的学校。刘兴旺说，如果重新再来一次，他宁可一家人颠沛流离，也要让孩子在身边长大。
刘舟开始赌博的那一年，一无所知的刘兴旺还常常因为儿子感到欣慰。过去20多年，他每个月发工资后，自己只留下几百元生活费，剩下的全都给娘儿俩过日子。儿子上班了，他偶尔给家里一两千元钱就行。那年过年时，他还和刘舟计划未来：“儿子你安心工作，我再奋斗几年，给你在武汉买房子，办个首付，我们一起慢慢还贷款。”
按照这位父亲当时美好的期待，自己打工的日子就要望到头了：“再过几年，就不孤孤单单了，能过一个平凡人过的生活。一家三口聚在一起，一日三餐有饭吃。这是我此生最大的期盼。”
在刘舟赌博欠下的债务面前，刘兴旺“平凡人”的愿望不得不延期实现。“我打拼一辈子，没干出什么事业，欠了一屁股债，跟老婆孩子关系也不好。”他说，“觉得人生特别失败，这么辛苦，本来是想他们过得好一点，现在希望破灭了，也不敢再有希望了。”
除了想办法赚钱帮儿子还债，这一次，他不敢再“缺席”儿子的生活。在新闻里见过太多因还不清债务选择自杀的年轻人，他最怕儿子走上这条路。
父子俩一个月一次的电话，变成间隔两三天。刘兴旺主动打过去，问工作情况，叮嘱不要熬夜。每次筹到钱，他会给儿子“报喜”，说不要担心、不要瞎想。过去在和父亲的通话中，刘舟很少主动开口，现在他偶尔也会问：“你身体怎么样了？”
互相关心的几句结束，通话就会陷入沉默。刘兴旺引起话题，叮嘱刘舟不要再赌，不要再借钱，多读书才能有稳定的工作。
“他又开始批评、说教，‘质问’我。”刘舟很不爱听，“他永远在说我，上学的时候说我成绩不好，老找家里要钱。参加工作了，一直说我态度不认真，老跳槽，说我不攒钱、乱花钱，还说我不努力。有事没事，(他)都要说我应该多看书，多看新闻，少玩游戏。每次打电话(他)都说，过年回家吃饭的时候也说。”
上一顿团年饭，父子俩在餐桌上大吵一架，积压的情绪倾泻而出。两人都气得一天没吃饭，但话说开了，他们都觉得，那是父子之间最能互相理解的时候。
刘兴旺坦言，自己之前完全不了解儿子，只知道他频繁地换工作，但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他每天在想什么。
刘舟也说，现在才能理解父亲过去的许多叮嘱。“那都是他吃过的亏。”刘舟说，“我体会过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的感觉，但现在他把这些都揽在自己身上。他在外面上班那么辛苦，为了把我养大，他付出了很多。道理以前我也知道，现在么，更切身体会到了。”
刘兴旺没什么爱好，他偶尔和工友打牌，或是在一周仅能休息半天的时候，到市区转转。这些消遣现在都没有了，他说每一分钱都要用来还债，日子“抠抠索索”。
在武汉的共享单车公司写程序时，刘舟听说了一个叫“望京”的地方。当时老板放话：“挣了钱，所有人都搬到北京的望京去！”
“那个地方你去过吗？很繁华吧？”刘舟询问着，“我去过一次北京，参加亲戚婚礼，很快就结束了，连天安门都没看到。”现在他不想那么多了，只想公司稳定，发工资就行。
在知道儿子欠债的事以后，刘兴旺的头发全白了。他的眼窝深深下陷，有同事说他“看起来像70岁的人”。于是，他每个月都要专门把头发染黑，选择穿着款式青春的运动服。
“否则老板进工厂一看到，就要把我辞退，怕人在厂里出事。”刘兴旺说，“我不敢显老。”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刘舟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