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
近日，美国社交媒体巨头推特及脸书，运用对用户行为元数据的智能分析，识别并删除了被算法认定为“中国政府代理人”的宣传账号。
这是一堂西方“言论自由”的公开课。与多数人的一般感知不同，作为媒介平台的推特，其实是一个带有公共属性的私有平台。它就像一个露天广场，人们可以在这里搭台唱戏，但这个广场归推特公司管理。推特遵循运营规则，其删除账号的行为，就像小布什政府时期，因为酒吧演唱反战歌曲，驻唱歌手被解除合约的判例一样，是符合美式言论自由的。
2016年之前，因为坚定地相信推特、脸书等社交平台都是美国互联网自由战略的工具，西方国家政府、智库和媒体反复强调其“自由”的一面，其他国家不能基于主权原则，用国家安全等边界约束和规制社交平台全球扩散以及用户在平台上发布内容的行为。但即使在那个阶段，维基解密及斯诺登也遭遇到显著压制。而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后，西方国家开始转向强调“规制”的重要性，努力确保其社交平台不被其他国家或者非国家行为体用来影响或者挑战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进程。
运营社交平台的企业与西方国家之间保持着复杂、微妙且顺畅的政商关系。政府保护企业的全球利益，企业默契地配合国家的战略需求，自觉充当国家利益的看门狗。对平台的规制和管理，有清晰、可公开且细致的技术化程序。这种程序，形式上是政治-价值中立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平台运营者对国家利益保持高度认同，即所谓的“小骂大帮忙”。不触及国家核心利益的尖锐批评原则上可以被容忍，同时进行精细的管控。这种管控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支撑的算法密切结合。2018年，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推特的中文内容包含大量机器人程序自动生成的文本，其基调是对中国政府的批评与指责。很显然，发布这些机器人程序文本的账号，应无一位于此次被封禁的名单之中。
能够运用这种方式去强化和巩固话语权与影响力也需要一定条件。如果在一个日活跃度以亿为单位来计算的平台上，有超过10%的账号需要管控，平台就会遭遇严峻挑战。围绕香港事件，中国网民实施的“出征”行动，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局部数量优势能够在一定时间内，对数量更少的发布扭曲和加工信息账号形成某种矫正，但这种矫正在面临平台管控的时候会趋于失效。
简单地批评和否定这种管控难以获得很大效果。希望获得更大话语权和影响力的新兴国家，需要充分发挥在网络用户方面所具有的相对比较优势，去进行话语权博弈。当然，这种博弈需要充分的自信，更大的开放，更多的默契，以及作为基础支撑的事实。对中国来说，在清晰地看到全球网络空间舆论博弈真实面貌的同时，也必须做出更加深度的创新。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这一点，全球网络空间的舆论生态和话语权博弈也将进入一个全新阶段。可以确定的是，由个别垄断性媒体平台把控全球网络空间话语权，显然是一种无法持续的现象。必将随着技术和应用的扩散，以及各类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而最终成为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作者是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