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90后在70、80后掌握话语权的圈子里，寻找自身职业上升路径的故事。
文丨张永迪
编辑丨蔡逸枫
来源丨投中网商业深度
“在座的谁用快手？”
“既然在座这么多人都没用，那就没法投。”领导示意过下个项目。
这一幕发生在某一线基金的投委会上。举荐此项目的年轻投资人黄明，当时27岁。他心里嘀咕，在座的都是投资人，白领不用，不代表更广大的人群不用。“投资人这个范围太小，不具备样本性。”可这个嘀咕，他终是没敢大声在会上表达出来。因为年轻，还未有明星项目和职级为他撑腰，底气不足。
快手这个项目，早期也到过时任君联资本投资经理的孙月鹏手上。
为了在内部项目过会上，证明快手的可投性。他走访了20多个乡镇做调研，蹲点影院、商场、游戏厅等年轻人聚集的地方，观察当地年轻人在观影间隙、闲暇之余，都在用什么APP。并将调研结果整理成了一份长达60多页的PPT，试图说服领导。
“当时有几篇关于快手的文章影响了大家的讨论，重点集中在价值观等方面。基于自身投资经理的职级，我也有点迟疑，就没再大胆推进。”孙月鹏语带遗憾。
90后VC，还未具备足够话语权。
从发展历史上看，VC是个年轻的行业。自1985年中国成立第一家风投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至今也不过30多年的时间。这个年轻的行业里最早一波90后从业者，恰好将迎来他们的30岁。他们自认是缺乏运气的一代人，至今为止还未迎来真正属于自己的时代机遇。
在那个名为“明星投资人”的众神殿里，90后普遍缺席。但因为行业的特殊性，年纪轻轻的他们却支配着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年龄和经手的财富形成了鲜明反差。
外界因此认为他们年轻有为，不乏种种猜想：出入五星级酒店、坐头等舱全世界飞来飞去、年薪百万起跳、一个项目就可实现财富自由。
可更符合事实的情况是：他们月薪与普通程序员相近，入行底薪在15000—25000元之间，出行全季和经济舱是标配，每月同样有房贷要还，同样忧虑KPI和职业瓶颈问题。
既没赶上互联网的红利期，还要面对并不景气的大环境。曾经被冠以“新新人类”的他们，逐渐被更年轻的后辈们贴上了“丧”、“油腻”、“脱发”的中年标签。这是一个投资行业的年轻人逐渐“步入中年”的故事。
殊途同归做VC
“投资人、程序员是时下最热门的两个职业。”猎头邓玲告诉投中网，这两个职业颇受当下年轻人的青睐。“因为有无限的可能性，说不定哪天就因为一个项目发达了，哪天就因为创业走上人生巅峰了。”
青松基金投资副总裁王兆乾就是做猎头的同学将其推荐进入VC行业的。此前，他误打误撞进入一家国企PE工作，不到一年，见有机会能进入VC行业，便毫不犹豫。进入VC行业，是他在英国读大学时埋下的种子。当时，他眼见一个校友的父亲，在没有任何原始积累的情况下，用短短三年时间，完成了巨大的财富积累和提升。从基层公务员成为了国内知名机构的创始合伙人之一。
王兆乾家庭富裕。出生在山西的他，对财富自由的定义是可支配现金要有5个亿。要想超越父辈的财富积累，依托所学专业神经学/脑科学继续做研究，可能性不大。但VC这个职业有机会，投中一个独角兽，财富翻倍增长。比如，孙正义投资阿里巴巴，回报率是1700倍。
不少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看的不是现在，赌的是未来。孙月鹏是降薪加入VC行业的。进入VC行业前，孙月鹏是外界眼中光鲜的投行人。大学毕业在国企工作的他，为了能成为投行精英，准备了三年的时间才如愿以偿。
“在投行工作了三个月，我就看透了，特别清晰地知道这不是我想要做的事。”孙月鹏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因为投行人的光鲜生活慕名而去，但当五星级酒店和头等舱以及高额的项目分红，都掩盖不了投行高强度且机械化的工作本质时，他萌生了退意。
他形容VC是个特别接地气且幸福感很强的工作，不像投行“一直端着”。
这个“接地气”的转换首先就体现在工资上。孙月鹏在投行工作时，工资加项目奖金是转到VC行业后总薪酬的四到五倍之多。让他甘愿降薪的核心原因是“VC是为自己做事。”他深切感受到，投行做得再好，工作再卖力，“更多是在做嫁衣”。但VC行业不同，每一个项目背后，投资人自己的名字都能被看见。树立自己的品牌，比高薪更能让他产生幸福感。
半路转行进入VC圈的人也不在少数。李杨，早前在36氪做医疗大健康领域的主编，赶上了行业大环境的繁荣期，于2016年加入了普华资本。朋友同事都羡慕她转型成功，她亦坦言自己幸运：“换做是如今寒冬的大环境，以我当年的资质，是很难进入这个行业的。现在的行业准入门槛高了很多。”
这点被猎头邓玲证实了。她表示，从去年开始，投资机构便极少招人了。“社会招聘的机会少之又少。门槛也一再提高，不是清华北大的毕业生，很难有机会进入这个行业。”
李杨就认为自己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入了行。这个行业最大的吸引力，是能与业内的顶尖人才交流，从而促进自身的高速成长。“我看的行业是医疗健康，它是有一定门槛的，如果不做投资，业内的专家、教授、学者，也不是我们年轻人想接触就能接触到的，就更别说直接对话了。”不做VC，她很难获得业内一手资源信息。
入行的理由虽各不相同，但这群年轻人的初衷高度一致，都是为了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实现自身价值，从而产生行业影响力。
注：部分受访者，左起：刘天杰，何天阳，孙月鹏，李杨
要学会理性、狼性、老道
“我何德何能啊！”27岁的郝婷向投中网回忆起，已过不惑之年的创业者为她斟茶倒水时的情景。
当初，她刚从记者转到VC行业，跟着老板一起出席一个教育类创业公司的董事会。动身之前，她听老板说这公司业绩不太好，心理便有了“不会是一个很平和的会”的预期，尽管如此，会议现场的刀光剑影仍旧让她倒抽一口凉气。
她回忆，会前创始人殷勤地给比自己年轻的投资人倒茶，然而这一举动并未减少投资人们的质问。现场你一言我一语，言词犀利，语带责备。创始人唯唯诺诺，散发着一股”中年人面对苦难现实的无奈和颓丧”。
开完会，郝婷从旁听说，当时创业者的妻子正因癌症入院治疗。而这一情况，在场的投资人皆知晓。“可能是职业原因，他们没有表现出同情，反而第一时间关心的是怎么处理这家公司，能让自己机构的利益损失降到最低。”郝婷认为这没错，是职业的表现，但她接受不了这个职业利刃背后的冷酷。
她因此选择离开这个行业。
华映资本的刘天杰看起来是更具狼性的投资人。同样是在一家创业公司的董事会上，他会因为一个投资人感情用事，将商业利益比喻为家庭伦理亲情而不满。他主张在工作中不带情感，“怜悯、愤怒、大悲大喜，这些情感会影响判断。工作是解决问题，生活中抒发情感的东西不要带过来。”
这种狼性不是与生俱来，是在工作中一次次碰壁后得出的经验。币圈投资人何天阳的故事具有典型性。何天阳在币圈成立天使基金前，是个智能硬件领域的创业者。他自认自己对创业者有同理心，不会过于“冷酷无情”。可这个想法，在一次他与被投企业CEO之间的“开撕”上，发生了转变。
被投企业CEO是个比他年长很多的创业者，初出茅庐的何天阳觉得他身上有丰富的行业经验，专业能力也不错，能成事。但在一个行业机遇面前，本该放手一搏，倾全公司之力，都要奋力争取的机会面前，创业者停驻犹豫了。
“这个时候我本该要非常武断的Push他们的，但我当时也犹豫了，想到自己之前作为创业者时，不太希望投资人干预太多，也因为过于相信创业者的能力，而没有跟进。”何天阳回忆，由于自己当时的感情因素多于理性思考，最后导致了创业者和他们团队出现了开撕的情况，局面一度非常难堪。“互相责怪，都觉得问题出在对方身上。”
所以，这件事之后，他引以为戒:理性思考是一切的前提。
这几位90后投资人，无一例外，都有过因为年轻，怕被创业者质疑，把自己尽可能武装成熟的经历。有的人选择留胡子，有的人想办法在穿搭上更成熟一点。很多时候，他们得把自己日常的感情拿掉，尽可能地表现出冷静克制而又专业睿智的一面，以此博得创业者的认可。
可正因为年轻，在向着老道这个标签靠拢的路上，他们要完成方方面面的修炼。
比如要学会抢项目。好的项目是要抢的，做VC的人对于这点心知肚明。现任洪泰基金执行董事的孙月鹏将抢项目的手段归结为：“文抢或武抢。”文抢既是保持和创始人的密切沟通，不停询问对方，他们缺什么，你们给什么，后续能做到什么赋能的事情，洞察人心击本质；武抢，从字面意思上不难判断，身心都时时地跟着创始人，找到时机立马赶到对方身边，最快速度敲定deal。
狼也不是天生就会捕食的，挨过饿，有过嘴边食物被抢的经历，内心的狼性就被激发出来了。李杨就有过项目在临近签约时被截胡的经历，当时就差签字了，但竞争对手知道后给出了优于他们机构的条件，让创业者中断了合作。此后，只要是她觉得还不错的项目，都会立马直接飞到创业者所在城市，面对面的跟对方长谈，直至合同签完字。
比如要适应社交。这些90后投资人多是独生子女，从小被6个家长捧着长大，在进入职场之前，他们是一群不需要具备讨好型人格的人。这些年轻VC们无一例外的想成为研究型投资人。有业内人士把投资人分三类：社交型、天生自带商业敏感型、以及研究型。顾名思义，相较于后两者一个靠天赋、一个靠专业知识，社交型更多的是靠行业人脉资源。
社交给孙月鹏带来的困惑在于：你和工作中接触的人，除了聊行业，还能聊什么？他投资文娱赛道，时常会接触影视圈、娱乐圈的人。一个饭局上，他作为资本出席,可面对四、五十岁的行业人士，他有种插不上话的尴尬。“人家会聊老婆孩子。我完全没经历，每到这时候就插不上话。”
但没人能否认人脉的重要性。在大家都拼内功的情况下，有人觉得内外兼修，才自带竞争力。王兆乾工作前从不和自己圈子外的人交谈。但做VC以后，他发现陌拜是VC的核心技能之一。同时，还得广交朋友，“不论三教九流，我曾经一年请人吃饭就要花二十多万。”他用饭局和阿里、腾讯、头条的内部员工建立联系，“会盯住这些大公司的高层变动，但凡他们想要创业，都要找过去。”
做投资人的90后，少有家境贫苦的
离钱近的地方，容易被外界冠上滤镜。外界给投资人的滤镜是“年少有为、财富自由”。
华映资本的刘天杰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为了离上班地方近一点，他特意离家，在建国门附近租了一套房子。以便能每天滑滑板上下班。本科就去美国留学的他，日常除了滑板，还爱看书、看展。他信奉硅谷那一派的投资人，“有人文素养做积淀，格局会更大。”他自觉VC圈鱼龙混杂，“真正看书的人很少。”
王兆乾日常的代步车是法拉利，并在深圳贷款购置了一套千万级的房子。每月6万多的贷款，他的薪水和奖金尚能负担。但相比于在英国留学时每年花20万购置衣服，一对耳钉就是十万元左右的品质生活，他现在“节省不少”：只买Hollister和Superdry两个牌子的衣服。“现在的花销忽略不计，我现在的薪资和奖金，还完贷款，肯定没啥结余了。我并不是特别care薪水，尤其是在入行的前几年，有没有薪水都无所谓。如果刚毕业就能去红杉，倒贴钱也愿意啊。”
“VC并不是暴利行业，赚钱也是行业里的一小撮人赚钱。”王兆乾自嘲道，“我自觉没其他技能，VC没有硬性门槛，阿猫阿狗都可以做VC。”
王兆乾想要通过学习怎么做VC，从而更好地做LP。没入行前，他交了接近千万的投资学费，跟投了诸多项目未见回报。另外，他觉得VC提供了一个能够了解各行各业的机会。他并不认同自己是典型的富二代，“富二代不会像我这么辛苦的。”
加入青松这家投资机构后，他为了更好的发现项目，做了90多页的PPT来研究教育赛道。加入青松前，在一次农业企业尽调过程中，为了进行企业资产盘点，寒冬腊月里，他在温州雁汤山下鱼塘数了三天鱼。
父母得知王兆乾的工作经常需要四处出差，且工作时长久，便常常劝他回家继承家业。在他的生活圈子里，没有人觉得VC是个高大上的职业。“我同学、朋友家里都有上市公司。我羡慕他们还来不及，他们怎么会羡慕我做VC。”
孙月鹏的父母最操心的则是他的人生大事。由于做VC，他强烈要求自己的自驱力达到极致。每天固定七点起床，吃完早饭，他要花一个小时学习法律、金融相关的行业知识。再花半小时在自己的Calendar App上记下当天要做的事情。如果不出差，他的时间会被大量的会议和见人填满。晚上睡前写投资笔记是他雷打不动坚持了四年的事情。
享受美食和旅行，是他释放压力的出口。他的笔记本里夹了两张扉页，是已经打卡填满了的中国地图和正在打卡填空的世界地图。
孙月鹏前段时间刚升职。洪泰基金创始人盛希泰曾评价他是“特别稳妥”的年轻人。孙月鹏将其归结为两点，一是自己有受过投行的基本功训练，做事会严谨一些。其次，他坚信VC这条职业发展道路，高度自律，工作几乎占满了他的全部生活。
做投资的90后，家境极少有贫苦的。他们多是独生子女，父辈、爷爷辈们留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王兆乾对此有一个自己的观察：一二线基金，基本非清北复交四所大学不招。“这四所大学里，有家境不好的学生吗？几乎没有。”据他目力所及，周围的同行里70%都家境殷实。
年轻的“中年焦虑”
焦虑是城市中产们绕不开的话题。
他们对生活有一定的品质标准：轻奢、旅行、房贷、养车，每一个螺丝钉都不能松动，能过上中产生活的高知们，也在穷尽心思的考量，如何确保生活不受经济行情的挑战。
作为典型城市中产的VC，焦虑或许是固化身份的护身符。
刘天杰的焦虑爆发在每次合同签字盖章前后。这段时间他会严重失眠，因为脑海里一直在反复推敲所投项目的细节，看是否有漏洞。他坦言，数千万的项目从自己手里盖章过合同时，内心会涌现阵阵不自信，比如在合同盖章走流程时，他会一拖再拖，拖到创始人催促为止。
李杨的焦虑则直接传递到了她的身体：皮肤反复过敏。采访当天，她的脸部过敏还未消散。但她无暇顾及就医，因为晚上的航班又要飞到另一个城市。她笑言，公司的投资人有个群，大家会时刻分享动态和焦虑，脱发、失眠，不值一提。
作为币圈的投资人，何天阳的日子好过点。自己是机构创始人，KPI的压力相对较小，投钱也更为自由。至今为止，他的焦虑主要在于怎么能在有限的时间内，让自己能“更老练地识人”。
“我每天都很焦虑，好的项目在哪里，新项目在哪里，每天都在寻找，找到了也不一定对，企业都是九死一生。”王兆乾下了一个判断：VC没有不焦虑的。
尤其是在募资难、风口不再的大环境下。不少媒体报道了投资人转行的新闻，许多投资人从机构流向了大公司的战投部，更有甚者转行去卖保险。
然而这些90后投资人们并未流露出想要转行的意图，也对去大公司战投部兴趣不大。
“去大公司战投部固然能见大江大河，但所有的投资业务都是要围绕着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来展开的，项目投资自由度没有那么大。”刘天杰如此解释自己暂时不愿意去大公司战投部的原因。
孙月鹏说，他周围倒是有不少同看文娱的朋友开始转看其他领域了。他自己颇为坚持，“毕竟文娱是刚需，现在的环境是暂时的。我要在别人都离开的时候坚守，这样下一波红利期到来时，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尽管有不少知名投资人曾公开表示，投资是能做一辈子的事业。但90后投资人们已经普遍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
刘天杰告诉投中网，35岁是个分水岭，如果在这个时间点还未投出业内知名的标杆项目，会处境尴尬。“如果你在一家机构呆到40岁，那大概是合伙人级别。到了这个级别，你还没有一两个标杆项目，如何服众?”
刘天杰给自己的期限是35岁。如果到时还未有标杆项目，“那真的是该考虑转行了。”
要想把工作做好，在一个行业内有所建树，无有不焦虑的。同龄人奔跑的速度，行业最前线的消息，对核心问题的剖析能力，每一个都像一缕丝，织起了职业焦虑的神经网络。
VC圈的话语权还牢牢掌握在70后、80后的手上，90后的空间在哪？这是每一位年轻投资人心中绕不开的问题。
刘天杰对此给出的答案颇为肯定，“85到90后这一代，肯定会冒出投得特别优秀的人。大概是在40岁的时候，会逐渐显现。”比如红杉资本的曹曦。这位红杉中国最年轻的合伙人，自2013年加入红杉，用不到 4年的时间，便完成了从投资经理到合伙人的跃升。主导参与投出了快手、斗鱼、英雄互娱、懂球帝等明星项目。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一些投资机构内部皆有培养接班人的趋势。刘天杰说，未来，VC这个行业会日益个人化。“个人品牌会成为主流，话语权可能不会在机构手中。”这是90后的机会。
只是，这个机会的代价是未来的一整个十年。等熬到了40岁，这一代90后投资人们，就该向“年轻投资人”这个意气风发的标签道别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黄明、邓玲、郝婷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