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饿了么、美团两家外卖平台，就有570多万名骑着各种电动车的骑手们，不停地穿梭于大街小巷。视觉中国图
视线里突然出现一辆两轮电动车，同样骑着两轮电动车的张星星想立即刹车，但为时已晚，两辆电动车剧烈地碰撞在一起。危险，就这样不期而至。
张星星是一名配送员，每天，他从一个名为“UU跑腿”的APP上接单，然后，根据客户的要求，将货品派送至全市各地。将单子在60分钟内从起点配送到终点，是他每天不断重复的工作。电动车是他工作时唯一的交通工具。
最终，张星星因上述碰撞事故，赔给对方11万多元，而他配送一单的收入，不过数十元。
“真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张星星在接受第一财经1℃记者采访时懊悔地说。
同样经历惨痛的配送员，可不仅是张星星。以“饿了么”、“美团”为关键词，在裁判文书网站中能查阅到的交通事故案例，多达数十页。
2019年3月14日，配送员何某某驾驶印有“饿了么”标识送餐包的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时，将正常行走的李某某撞翻在地，造成后者骨折住院。
2018年11月27日，“美团外卖”的配送员颜某某，在驾驶电动二轮车送餐时，被同向行驶的一辆小轿车撞倒，骨折受伤的颜某某，被送往医院治疗。
不胜枚举的交通事故背后，是数以千万计的配送员每日奔波于大街小巷，用生命在送餐、送货的现实。
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的一份数据显示，仅2019年上半年，上海市就发生了325起涉及快递、外卖行业的道路交通事故，并最终造成5人死亡、324人受伤的严重后果。1℃记者通过统计发现，在这325起事故中，仅饿了么、美团两家公司，就分别占比34.2%、33.5%。
这些骑手，在方便用户、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也成为交通事故中的肇事者与受害者。
不敢不快
轿车司机李盈至今仍记得一个月前的惊险一幕：左转灯由红箭头转为绿色时，李盈开始启动车辆准备左转，突然，一个身穿黄色外卖制服的骑手，斜刺里窜了出来，直直地朝着自己的轿车冲了过来。惊出一身冷汗的李盈手忙脚乱地踩下刹车——惊魂未定之际，骑手却已经左右摆动着电动自行车把手，扬长而去。
“不敢不快啊。”配送员黄文晶说，自己每天的收入，都是按单提成的，送得越多，收入才会越高，每送一单，能有5元左右的收入，但每单配送，都有时间要求，如果没能按时送达，就会被扣钱，如果再因此被客户投诉，可能就意味着几天的收入都会打水漂。
在郑州市郑东新区的一个路口，黄文晶曾因逆行被值岗的交警抓了正着。“那段路，两个路口的距离太远了，如果我当时不逆行，就要多花5分钟时间，有这5分钟，我可能都已经送了好几单了。”当1℃记者向黄文晶提及张星星的遭遇时，他仍然心存侥幸，“小磕小碰确实免不了，但（像）他这么倒霉的，毕竟还是少数吧，谁还能天天那么倒霉呢？”
强大的竞争压力，是张星星、黄文晶们“不敢不快”的一个重要原因。
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旗下饿了么蜂鸟配送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显示，仅蜂鸟配送一家，就在全国范围内拥有超300万名注册骑手。而饿了么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团外卖旗下美团研究院发布的《城市新青年：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18年，美团外卖有单骑手数量达270多万人，其中，39%的骑手每天工作4~8个小时，45%的骑手每天接单数量超过20单，40%的骑手每天行驶距离大于50公里。
这意味着，仅两家外卖平台，就有570多万名骑着各种电动车的骑手们，不停地穿梭于大街小巷。如果再加上EMS、顺丰、申通、中通等传统快递公司，骑手的总数可能突破千万人次。
与传统的快递行业不同，一些外卖、同城配送平台，大多将能否“准时送达”，视为自己一项非常重要的竞争力指标，也以此对平台上的配送员们进行考核。一些配送员在遭受交通处罚后，往往也都会指责平台的这类规定。
以饿了么为例，当客户在平台选择订餐时，页面下方会主动弹出一个名为“准时达PLUS配送增值服务”的窗口，客户选择额外支付1%的订单费用后后，如果延误时长超过15分钟，便可获得该笔订单总金额的30%作为赔偿，如果延误时长超过30分钟，则可获得该笔订单总金额的70%作为赔偿。
作为对应，美团外卖也推出了“准时宝”服务，客户在支付该订单金额的1%后，即可享受超时赔付服务；超时10分钟，客户可获得该订单价格10%的赔付；超过20分钟，可获得15%；超过30分钟，则会获得该订单价格60%的赔付。
决定送餐时长的关键，就落在了在马路上奔波的配送员身上。为了避免因延误被罚款，配送员们“不得不”在马路上争分夺秒。
红灯刚结束，等在路口的配送员刘林阳便一拧油门，窜出10米开外了。“现在要求这么严，能快一点儿是一点儿，每个路口节省几秒钟，这一天就能多接好几单了。”刘林阳说，在和同事们交流时，大家也对平台一直强调配送速度的规定心有怨言。“其实，一味强调配送速度，本身就与配送员的安全之间存在矛盾，承诺送达时间每提早一分钟，这背后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要付出无法预料的代价。”
侥幸心态，遇到事故能逃就逃，是很多配送员普遍的“工作心态”。2019年4月29日下午，在青岛市的一个路口，一名刘姓配送员在将一位母亲和婴儿撞倒后，迅速骑电动车逃逸，事后，当交警将其抓获时，他才承认，自己当时也知道撞伤了人，但着急送餐，又怕对方要的钱太多，自己赔不起，干脆就跑了。
说起肇事逃逸，司机王喜也是气不打一处来。某天上午，他正驾驶轿车缓慢穿过一个胡同，一个身着深蓝色外卖制服的配送员驾驶电动车横向穿过，直接撞上了轿车的前保险杠，等王喜准备推开车门下车查看时，配送员已经不见了踪影。
“开车在路上，一看有配送员骑着电动车飞奔过来，我就下意识地赶紧把脚放到刹车上。”王喜说，自己中午偶尔也会订外卖，看到一些配送员满头大汗来送餐，心里也挺可怜他们，也知道他们压力确实挺大，但这不该是违章、违法的理由，更不能一肇事就想着逃逸，这样，最终不仅会害人害己，甚至可能因触犯刑法被判刑。
平台置身事外
不过，在张星星们看来，一些配送员在遇到大小交通事故时选择逃逸也另有“苦衷”。那就是不少配送员在发生事故后发现，一些平台早已经在格式条款中将自己置身事外，一旦需要赔偿，则完全由配送员一方承担。
这最终导致张星星失望地放弃了配送员的工作，转去一家餐饮店当了一名厨师。
张星星的老家在河南省登封市，5年前，他带着妻子来郑州打拼。2017年初，为了贴补家用，辞职在家的他便想到了从事时间较为自由的配送员工作：在一个名为“UU跑腿”（隶属于郑州时空隧道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时空隧道公司”）的APP上注册申请后，时空隧道公司向他发出了上岗培训要求，随后，他向时空隧道公司缴纳了200多元费用，分别领取了配送箱、配送服后，成为了这家平台上的配送员。
数据显示，包括张星星在内，“UU跑腿”在北京、郑州等城市共计拥有130多万名配送员（俗称“跑男”）。
2017年10月25日下午4点左右，他从“UU跑腿”平台上接到一笔订单，一个客户要将一些货品从郑东新区送到10多公里外的经开区，在经过经开区的一个路口时，张星星的电动车与逆行而至的另一辆电动车车主朱某某发生碰撞，一声巨响后，朱某某受伤倒地，随后被送往医院，并在医院住院治疗78天，花费医疗费34万多元。
之后，交警认定，张星星、朱某某两人在驾驶电动车经过路口时，均有违法行为，承担同等责任。
随后，朱某某将张星星以及“UU跑腿”所属平台时空隧道公司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计17万多元。
开庭前，张星星曾乐观估计，自己在“UU跑腿”平台上进行了注册，并且缴纳了相应的费用，是平台的一名正式配送员，且在事故发生时，自己身穿“UU跑腿”的工服，车后座装载有“UU跑腿”的配送箱，应被认定是职务行为。但法院的判决，却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开庭时，时空隧道公司辩称，公司仅是“UU跑腿”信息提供平台，为用户和配送员之间提供居间服务，与张星星不存在雇佣关系或者劳动关系。最终，法院采纳了该说法，并作出一审判决：张星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朱某某各项损失共计113383.2元，而另外5万元赔偿，则由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心支公司支付。
时空隧道公司的辩称并非空口无凭。多位接受采访的UU跑腿配送员表示，上岗培训第一天，就被要求签订一个免责协议，证明平台与配送员之间不存在劳务关系，而且，自己每接一个单子，都要拿出一部分用以购买人身意外险，UU跑腿平台却坐收每单收入的20%作为居间费。
事实上，事故发生前，包括张星星在内的许多配送员都没有仔细琢磨过那些自己签字确认的格式化条款，也没有细想自己与平台的关系。
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则将旗下的配送员队伍分为三类：由直营公司管理的配送员，由区域加盟商管理的配送员以及在美团众包、蜂鸟众包平台上注册的兼职配送员。
配送员类型的不同，也造成了在事故发生时，平台方态度的迥异。
以2016年5月15日发生于上海市河间路的一起事故为例，骑电动自行车的上海拉扎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饿了么平台所属公司，下称“拉扎斯公司”）员工赵某将另一名市民撞倒后，饿了么公司很快承认，赵某系该公司员工，事发时系从事职务行为，该公司愿意按责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另一起事故中，虽然配送员秦某同样身着“饿了么”服装，拉扎斯公司却拒绝承担赔偿责任，理由是，秦某是区域加盟商的员工，而拉扎斯公司是服务平台，为骑手和商户提供居间服务，与秦某之间没有雇佣及劳动关系。
美团旗下的众包平台则在配送员发生事故后表示，美团众包是为用户、劳务公司和众包员之间提供信息的平台，为用户提供劳务需求信息展示，不参与任何实际交易，与众包员之间不存在任何劳动关系或劳务关系，所有用工风险应由劳务公司承担。
1℃记者调查发现，虽然目前国内大大小小的外卖平台很多，但是，多数平台都会将自己定位为信息提供平台、居间服务平台，在庞大的配送员队伍中，能够被认定与平台有劳务关系的是极少数。以饿了么为例，除了上海的部分市场仍由拉扎斯公司直接招募配送员运营外，全国大部分市场的配送员，均由区域加盟商招募管理，而一些加盟商的实力，甚至连基本的运营都捉襟见肘，更遑论其他服务了。
最终，张星星选择默默接受判决，他拿出了家中多年的积蓄，向朱某某兑付了赔偿。之后，他扔掉“UU跑腿”的配送箱和工装，重新拾起了老本行。“再也不敢做配送员了”，他说。
呼吁更高监管
不难想见，在数千万配送员队伍中，张星星的故事并非孤例。
一方面是平台对配送员的严格要求，另一方面，部分平台却又在事故赔偿时以格式合同规定为由推诿，当数以千万计的配送员们横穿于大街小巷、不断上演“速度与激情”时，造成的事故隐患及事后赔偿难度可想而知。
毕竟，没有哪个配送员愿意或者有能力在事故发生后拿出数十万元的赔偿。
该如何推动配送员“慢下来”，降低不断发生的事故？
曾经担任张星星的委托代理人的上海市协力（郑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帅锋对此有着很深的感受。“首先是平台本身，不能总是一味地要求配送员们去强调速度，更不应该将速度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而应该与违章率挂钩，从平台激励角度，降低配送员主动违章的动力。”不过，张帅锋也承认，在平台之间大打价格战、恶性杀价的激烈竞争环境下，要求一些配送平台在短期内主动放弃“准时必达”，可能并不现实。
也因此，张帅锋认为，此时就需要具备更高监管权限的政府相关部门，在更高层面上不断完善监管法规，一方面要加强对配送员的交通法规意识的培训引导，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对配送平台的监管与处罚力度。
在配送员交通事故同样高发的南京，当地监管部门正在联合市文明办、市公安局、市场监督局、邮政管理局等部门，通过警企合作，针对配送员实行“统一车辆号牌、统一编号管理、统一佩戴头盔、统一服装样式、统一持证上岗、统一购置保险”等“六统一”，对违反“六统一”的配送员，利用电子监控技术设备实现24小时的全天候监管。
上海市交警部门则与饿了么等企业联手，逐步推出“一人一车一码”的管理措施：在外卖小哥的送餐箱上喷印一个7位数编码，这个编码与人、车信息绑定，通过编码，企业能直接查询骑手的个人信息和交通违法情况。
广州市交警部门也在采取类似措施，他们正在开展“一人一箱一码”试点工作，将统一的编码印制在骑手“安全背心”背后和餐箱四周，便于清晰识别，当地交警支队通过电子眼抓拍的方式记录外卖骑手和送餐车辆交通违法行为，并定期抄告企业。企业在督促外卖骑手到交警违法处理窗口接受处罚的同时，要对违法骑手进行内部处罚和教育。数据显示，该措施推出仅2个月，当地交警在越秀、天河区查处的外卖车辆交通违法案件已达1030多宗，同比上升近130%，教育270余人次。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说，外卖小哥们不断上演“速度与激情”的一路狂奔背后，根源还是这个岗位大多采取单一的计件工资，只有改变外卖小哥的工作待遇和薪酬计算方式，将他们纳入社会保障体系，让配送员们不至于为了一个单子“舍命狂奔”，才能让外卖小哥的车子慢下来、交通事故降下来。
此外，在外卖等平台责任的制度设计上，虽然不应该赋予劳资关系那样的违背互联网平台发展规律的定位，但也不能一味强调居间和信息撮合的格式条款，忽略对配送员时间要求和事故率之间的因果现实问题，理应加大对平台有关规定制定上的监管和指导力度，从而降低围绕配送员所潜在的安全风险。
（应被访者要求，文中配送员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