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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不再迷恋北上广

作者| 姚心璐 编辑| 罗丽娟

2月19日元宵节,这是工作以来,张子豪第一次和家人一起聚餐。

往年此刻,他已经返回北京,坐在互联网公司的一个工位上,多数情况下,他会以加班来度过这个节日。不过,今年春节过后,他决定留在家乡成都。

从大学毕业至今,他已经在北京工作了8年,妻儿留在成都,每年有一半时间,妻子会带孩子到北京和他团聚。张子豪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腾讯,大约4、5年之后,跳槽换到趣店。

随着孩子快到入学年龄,他开始考虑回乡,“从房价、户口上看,我都没办法把家人接过来,一直住在北京,回成都是早晚的事。”离开的契机,发生在2018年底,11月,趣店决定搬迁至厦门,最开始,只是号称部分员工前往厦门出差,不久后,要求几乎全部员工迁至厦门。

对于张子豪来说,厦门和成都同样意味着离开一线城市,两者之间,他选择了回家。

张子豪背后,是大批互联网“大龄程序员”的共同选择。北上广一线城市的竞争、户口、生活成本,使这些已经成家的程序员们考虑“逃离 ”,回到二、三线城市。

提升他们“逃离”意愿的另一个原因,是互联网行业在二线城市的快速发展。“以前回家,感觉和北京的互联网环境没法比,在发展阶段、能力上,都落后两三年,”张子豪感慨,“大概从2年前吧,差距越来越小,现在几乎是同步的。”他坦承,行业环境的变化,使他在抉择“去与留”时,减少了顾虑。

如果说,张子豪表达了部分互联网从业者的心声,他的前东家趣店“南迁”,则代表了部分互联网企业的选择:出于成本、政策等多方面考虑,将公司总部迁往二、三线城市,或是在当地建立“第二总部”。

在最近几年中,除趣店外,在成都、武汉等二线城市(也被称为新一线城市)落户或建立分部的互联网企业包括:腾讯、阿里巴巴、小米、字节跳动、小红书、锤子科技、瑞幸咖啡,不一而足。

这些企业的到来,为当地带来了税收、人才、更多活力和更前沿的互联网模式。但硬币的另一面,互联网公司的特点决定了他们也可能为热烈欢迎他们的“新一线城市”带来潜在的风险。

在互联网公司大迁徙的潮流下,中国互联网版图正在经历新一轮调整。

二线城市开始与大型互联网企业挂钩,大约是在10年前。

2007年,腾讯在刚刚开始运营的成都天府软件园中,买下两栋楼,建立成都分公司。十年之后,在全国爆红、成为腾讯营收支柱的《王者荣耀》,即诞生于此。

2009年,阿里进入成都,并宣布在此建立研发中心,投资1亿美元,成为四川互联网行业当时最大的投资项目。

时过境迁,这些事件所引发的讨论已逐渐消声。再次引发“互联网逃离北上广”这一话题,是在2017年10月,小米CEO雷军宣布将在武汉建立小米的第二总部,总计将投资230亿元。

从土地拍卖信息上看,小米武汉总部占地面积将超过2.8万平方米,雷军称:“小米武汉总部是以万人规模来规划和思考的,将以研发为核心。”武汉对争取雷军和小米的到来,表示了极高的诚意。据说有这样一个小细节:雷军有一次搭乘凌晨两三点抵达的航班前来武汉考察市场,当时的组织部长坚持到机场迎接,使雷军颇为感动。

小米武汉区域总部规划图

小米武汉区域总部规划图

一年之后,小米内部鼓励“搬迁”的迹象更加明显。部分员工收到公司邮件发来的《搬迁员工相关福利政策》,这份内部文件显示,在2019年3月31日前,从北京搬迁到武汉、南京两地的员工,可以享受“工资不变、一次性补贴3万元、当地人才公寓住宿、以及当地低价买房不限购”的福利政策。

在2018年8月的一次讲话中,雷军谈到,鼓励员工转岗到武汉工作,虽然初期条件差一些,但到2019年9月,条件将会大幅度变好,到时将按照到武汉的落地人数分房。

小米“南迁”仅仅是开始,从2017年至今,在“逃离北上广”这个显得有些“标题党”的话题下,一系列互联网公司选择在成都、武汉、西安、厦门、海口等城市落地,并以此为基础,在当地继续扩招。

落地武汉4个月后,小米又在南京举行签约仪式,在当地设立南京总部;2017年6月,在锤子科技的新一轮10亿融资中,有6亿元出自成都政府所属投资企业,同一年,阿里巴巴在西安成立西北总部;2018年11月,趣店宣布迁至厦门,几乎同一时间,小红书全球零售总部落户武汉;从2018年起,字节跳动先后在武汉、杭州、成都等五个二线城市设立中心。

“与传统行业相比,互联网在进行转移时,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上海交通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接受采访时对媒体分析,传统行业受到供应链限制,转移需要搭配庞大的上下游企业,而互联网以“人”为主,异地办公难度较低,在迁移时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

如果说互联网企业向二线城市的迁移,对于一线城市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失去,对二线城市,则是“得到”和“发展”。

与北京中关村一样,如今在每个“被选择”的二线城市中,都有一个类似的科技园区,比如,成都天府软件园,武汉光谷,厦门软件园等等。在过去几年中,这些园区的互联网企业数量在快速增加,不完全统计,在“第二总部”政策下,武汉光谷已经“收获”互联网企业超过62家。

在这里发展的互联网企业,无论是房租、或是人力成本,都比一线城市更低。戴德梁行2018年底发布的报告指出,在写字楼的租金水平上,一线甲级写字楼的平均租金为309元每平方米每月,接近二线城市的三倍。更不用说政府在招商引资时为企业提供的低价土地、免租金等优惠政策。

在人力成本上,多数情况下,从一线城市迁来的员工薪水不变,不过,一位二线城市互联网招商人士表示,在本地招募的员工,薪水约为一线城市的八成左右。

成本降低,企业有更多的资源倾斜到规模扩张上。2018年8月,小米人工智能业务部迁至武汉时,雷军对小米人工智能与云平台副总裁崔宝秋许诺,公司对搬迁到武汉给予3倍支持,在北京招1人,对应在武汉可以招3人。

根据《长江日报》报道,湖北省政协委员、小米武汉总部负责人刘国俊在今年1月表示,截至2018年底,小米武汉办公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现有研发人员约1200人,2019年,准备再租1.3万平方米写字楼、面向全球招收1000名研发工程师。

“对于城市来说,互联网企业落户,不仅仅带来税收,更意味着产业转型和发展,以及人才的引进和回流,”武汉光谷互联网+办公室负责人告诉全天候科技,武汉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一流学府,发展互联网行业,有利于大量本地毕业生和人才留存。

随着商业资源集聚、城市人口活跃等指数飙升,二线城市中,成都、武汉、南京、天津、杭州等地被冠以“新一线城市”之名,他们在吸引互联网公司方面,开始了新一轮争夺战。

对于互联网企业的到来,新一线城市们正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新的“互联网发展程度梯队”正在形成。

在多位采访对象看来,目前借助阿里巴巴创造的电商环境,杭州已经在此轮竞争中独占鳌头;此外,武汉和成都有望争夺“第二名”的宝座,两者从高校人才资源上不相上下,分别为西南、华中重镇,成都有先发优势、武汉得利于地理优势,在对互联网企业的吸引力上各有千秋;厦门、海口等城市属于“新晋明星”,虽然发展与前一梯队差距较大,但近期引入趣店、瑞幸、字节跳动等明星公司,一时也备受关注。

为了吸引更多互联网企业前来落户,税收、租金、土地等优惠政策,成为各地给出的标准配置。

土地拍卖信息显示,2017年7月,厦门同安区将一块5.3万平方米的科教用地,以1.06亿元的价格转让给趣店,按建筑面积计算,折合楼面价每平方米不足700元,仅为同期住宅用地楼面价的三十分之一,尽管土地使用权限与住宅不同,这个价格仍有“半卖半送”的意味。

“政府除了给了一块很便宜的地,还支持趣店和当地金融机构合作。”一位接近趣店人士对全天候科技透露说,厦门对趣店的到来十分欢迎,同时许诺,鼓励当地银行为趣店提供资金,并支持厦门银行与趣店共同申请消费金融牌照。

趣店竞得的2017TG02地块卫星图

趣店竞得的2017TG02地块卫星图

部分城市甚至会直接为企业的融资提供支持。2017年,锤子科技在第六次被传倒闭之后,终于拿到一笔10亿元融资的“救命钱”,其中6亿,来自具有政府属性的“区属国有企业”成都东方广益投资有限公司,一半为债券融资,一半股权融资。时年6、7、8三个月,罗永浩连续在成都注册三家子公司,分别为成都锤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野望数码科技有限公司、畅呼吸科技(成都)有限公司。

危难之中被援助,罗永浩对成都表达出相当明显的感激之情,他不仅在成都购置了自己的第一套房,2018年8月,在锤子科技北京发布会上,罗永浩公开宣称,“我们是来自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的知名企业锤子科技”。“锤子”一词,在四川方言中含义不好,罗永浩甚至承诺,今后将会改名。

成都对锤子也寄予厚望。成都的互联网行业一直以游戏为主,在消费电子领域,缺乏代表企业。成都东方广益投资相关负责人曾对《成都商报》解释称,投资锤子,一则看重锤子已经积累了5年的技术和团队,二则,锤子科技作为手机制造商,与本土产业链互补性较强,可以抱团做强,这也符合成都打造电子信息产业生态圈的重点方向。

除了财、物等硬件支持,新一线城市在争取互联网企业落户的过程中,也在提供了“软件支持”的配套服务。

2015年,一篇《出了雷军周鸿祎,湖北却消失在中国互联网版图》的文章在网上流传,讲述了互联网大佬中,雷军和周鸿祎均为湖北人、微信创始人张小龙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但湖北本地互联网发展却相当惨淡。这篇文章对武汉影响甚大,“省市区各级领导都受到了触动”,武汉光谷互联网+办公室负责人告诉全天候科技。

随后,武汉相关部门决定,专门成立“互联网+”办公室,专门挑选年轻干部,以“年轻人服务年轻人”的方式,进行互联网企业的招商和支持工作。该办负责人介绍说,当时要求高新区全部80后干部参加此次选拔,先自述对互联网发展的看法,再通过笔试、面试等过程,从120人中,最终挑选出3人,组建互联网+办公室。

“最后一轮面试,有二十多个人参加,”该办负责人回忆,“面试官包括高新区最大的几家互联网公司一把手,相当于让企业自己来决定服务他们的人选。”

在他看来,近几年的工作中,办公室的三个人,成为互联网企业的“免费FA”,协助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招人、找钱、找资源。经过三年的工作,比起政府人员,这位负责人更像一位互联网从业者,他向记者展示,手机中已存有国内大量投资人的联系方式,包括红杉、顺为、晨兴、金沙江等一线投资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在成都投资锤子一年后,2018年10月,一名自称锤子成都公司的员工,在微博爆出锤子科技开始大规模裁员,或许面临解散。锤子随后回应,公司是在进行北京、深圳和成都三地的人员整合,以增强研发实力。

然而,自此之后,锤子开始出现一列危机,同年11月,有消息称锤子已陷入资金荒,难以支付员工公司,并开启全公司裁员计划,随后不久,锤子被法院裁定,冻结在招商银行的450万元存款。2018年12月27日,企查查显示,罗永浩部分股权被冻结,期限两年,具体冻结股权数额未显示。

有接近成都相关部门的人士向全天候科技透露,锤子的危机,使“成都在这个问题上很尴尬”。

祸不单行。2019年初,人人车宣布落户成都,建立第二总部,人人车CEO李建在朋友圈发文称,“感谢金牛区政府对人人车的认可,为我们提供了40亿资金支持”。好景不长,仅一个月后,人人车被爆料“宣布破产、通知所有人离职”。消息随后被辟谣,不过,在二手车电商全面遭遇亏损的行业困境下,人人车能否顺利过冬,尚未可知。

锤子、人人车被称为城市引进互联网企业的“黑天鹅事件”。此外,另一种可能导致新一线城市“人财两空”的危机,是迁入互联网企业的留存问题。

如前文所述,为争取互联网企业,地方政府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和措施,部分企业看中这些优惠,“就在当地成立一个公司,派两三个财务过来,在政策优惠期间,在当地交税、驻扎几年,等优惠期满了,有很大概率会迁走,重新找其他优惠条件丰厚的城市或区域。”前述互联网+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

他为这类企业起名为“游牧型企业”,认为这不仅是对当地的“薅羊毛”,而且在人才培养、产业发展等方面,均未形成任何贡献,留下“人财两空”局面。

“有时,也不是企业不想久留,”厦门互联网行业投资人李兴认为,“在一些城市,比如厦门,人才真的是很不好招。”他对全天候科技解释称,厦门高校较少,一些外来企业难以招到研发等技术人才,只能安排一些优先级较低的部门,如果之后找到更合适的地区,就会考虑离开。“厦门作为二线城市,房价也太高,”他补充说,“引进的人才来了总是租房,也不容易留住。”

在他看来,新一线、二线城市引进和发展互联网行业,还是要与本地优势相结合,最好能与本地原有产业有所连接。

几年以前,李兴的基金投资过O2O、互联网金融等行业,但是“相对没怎么跑出来”。这不仅是人才问题,根据他在北京、厦门两地观察,O2O等企业需要迅速“烧钱”以占领市场,在这一方面,许多厦门团队资金不占优势,而且“没有烧过钱,都不知道钱怎么烧法”,所以迅速被击败。

目前,李兴认为,新零售的To B业务是厦门发展互联网的机会。他介绍说,福建的鞋服产业众多,如安踏、特步、鸿星尔克等,在新零售转型过程中,这些传统品牌在销售上不占优势,为这些企业做新零售转型、与更多的新零售渠道对接,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商机。“这个方向可以运用本地优势,我认为是比较能跑得出来的。”

发展某一两个垂直领域的互联网产业,在许多新一线城市,已经成为趋势。除了早已被称为“中国游戏第四极”的成都,在无意之间,武汉也成为在线教育的聚集地。

“开始引进了尚德教育,很快就入驻了,直接买了3栋楼,一年时间就招聘了4000人,而且很快在美国上市。”光谷招商大使、雷帝触网创始人雷建平透露说,“之后猿辅导、学霸君、流利说、精锐教育、火花思维等相继来落户,事后一统计,发现2017、18两年,大量在线教育行业进入到光谷,至少有20家。”

雷建平是武汉人,之前与武汉光谷招商部门接触颇多。

在雷建平看来,这与武汉密集的高校资源和相对便宜的人力成本密切相关,也是武汉顺势而为。“现在有一个新提法叫在线教育新高地,这是光谷第二总部概念上的一个延伸。”

不过,在武汉光谷互联网+办公室负责人看来,发展垂直领域,更适用于体量偏小的城市,武汉资源丰富、体量充足,包括在线教育在内,可以承接更多领域的互联网行业,短期来看,仍以做一线城市知名互联网企业的“第二总部”为发展方向。

他坦承,“第二企业”并非终极目标,而是希望通过引入这些企业,能为武汉带来、并培养人才,使本地年轻人得以成长,之后自主创业,创立武汉自己的互联网企业,“引入的企业可能会离开,但我们要通过把人留下来,人不走,这个产业就走不了。”

“今天,你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问,小米是哪里的公司?人家说小米是北京的,不会习惯说是武汉的,”该办负责人说,“可是,小米在武汉已经有一千多人了,以后可能有一万人,这一万人中再出一个小雷军,这就是我们武汉自己本土孵化出来的企业。”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张子豪、李兴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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