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澍佳在《择天记》片场指导鹿晗和古力娜扎。
距离上世纪90年代，第一批香港电视导演“北上”内地，已经过去了近30年。30年间，他们从内地片场的“客人”、两地影视文化的交流使者，融入为内地影视的参与者、见证者、推动者。但相较香港电影导演名声在外，香港电视导演似乎总是低调地藏在作品背后。观众或许只知道《仙剑奇侠传》《花千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长歌行》，却对它们的创造者十分陌生。新京报记者独家专访蒋家骏、梁国冠、马华干、戚其义、钟澍佳、朱锐斌（按首字母顺序排序）六位知名香港电视导演，聊聊他们漂泊、扎根、怀抱内地的“北上之路”。
为机遇“提前回归”
“我是提早回归的。”朱锐斌表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改革开放后内地市场经济日益开放，较低的人工成本、广阔的实景空间、影视供不应求的时代背景，促成内地掀起一阵合拍剧风潮，吸引一众香港影视人才来内地发展。
上世纪90年代，朱锐斌仍是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的一名副导演，主要工作是剧务、场记、执行、发通告、选演员、做预算等。在香港人才济济的那些年，他甚至没有机会亲自执导一部电视作品。1996年，他决定离开TVB，“我想的还是比较长远一点。”那时他看过一些内地剧作，其水平正在快速超越香港。时值香港知名导演潘文杰初到内地，在深圳成立了新公司，在他的邀请下，朱锐斌决定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内地看一看。
大多数在90年代“提前回归”的香港导演，几乎都曾受限于香港电视业日趋缩小的创作空间，期望在内地闯出一片天。蒋家骏在1995年转战内地。他犹记当年来到天津拍摄年代剧《千秋家国梦》，那时天津的城市建设相对古朴，但有很多古色古香的传统建筑，可以拍摄很多展现年代感的实景。“那时候我们特别向往来内地拍戏，能够在画面上呈现多一点给予观众。”
1999年来到内地的梁国冠，已经算是第二批“北上”的香港导演了。此前他就职于香港亚洲电视。时任亚洲电视监制的冼志伟向梁国冠提出，有没有兴趣到内地一起发展。他需要一批优秀导演共同合作。“我考虑了很长时间。”自1990年进入香港电视业，梁国冠还差几个月就工作满十年了，“毕竟以前都在香港干活，从没有离开家，我也没学过普通话，听都听不懂。”但冼志伟告诉他，内地市场很大，收入也会比较高，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趁年轻“赌”一把。
梁国冠认同冼志伟的想法。在他看来，香港电视业就像一个工厂，流水作业，一年拍的戏量很大，类型也很丰富，但实际上就是棚景与实景交替的固定模式，很难再有挑战。碰巧同一年，梁国冠曾为电视剧《海瑞斗严嵩》来江苏无锡取景。“看到那个地方我都‘傻’了。原来内地古装剧的场地建设那么好！地方那么大，条件非常不错。原来外面的世界挺大的，只是我一直没接触。”没多久，梁国冠便答应了冼志伟“北上”的提议。
起初，钟澍佳一直在拍电影。2002年曾志伟主演的内地电视剧《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在北京拍摄，“他问我要不要过来帮忙拍这个电视剧，于是我就被介绍到北京了。结果因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没有那么快开机，我就先拍了另一部内地剧《奔腾向海洋》，这是我拍内地剧的开始。”
即便时隔25年，蒋家骏依然清晰地记得，在他决定扎根内地，并从香港飞往《千秋家国梦》片场的那天，恰好是1997年7月1日。机组给每一位从香港飞往内地的乘客赠送了纪念品，上面写着“欢迎回归”。
习惯多个导演联合执导
许多香港电视导演初到内地，不懂普通话，没有人脉，那时也没有所谓的“大数据”。他们就像是满怀一腔抱负的“新人”。而内地对香港电视导演也几乎一无所知，“我跟他们说我在香港拍过什么，他们其实不晓得，没有所谓能打动他们的作品。”梁国冠坦言。
与内地一度流行“总导演中心制”不同，在香港，“联合导演”是更为常见的模式：一名监制，搭配四到六个导演加上多个助理编导共同合作。监制抓题材、创意和大方向，导演负责生产，各个部门拼凑成专业流水线，短时间就可以完成一部作品。在梁国冠看来，高效率、商业化是香港导演的优势，“对于资方而言，如果你能3个月完成，绝对比一年省钱。内地看中的其实也是这种从香港带过来的制作模式。”
朱锐斌来内地拍的第一部戏叫《绝地苍狼》，共20集，他只负责其中几集。蒋家骏执导的《千秋家国梦》合作导演为香港导演卢伦常、姜明海。李国立、林玉芬、梁胜权、吴锦源等导演曾合作拍摄《仙剑奇侠传》等作品。
《仙剑奇侠传》是在香港导演习惯的联合执导方式下拍摄完成的。
梁国冠刚来内地时，也是靠着第一批开疆拓土的前辈。前辈接到一部戏，会根据剧作类型，邀请不同的香港导演合作。梁国冠的第一部戏就是冼志伟接下的《济公传奇》。“香港同行更了解我们擅长什么，也知道我们的短板。在大家的带领下，我就慢慢适应了（内地）。都是这样走下来的。”梁国冠说。
直到如今，绝大多数香港导演都在内地积累了可以担任“总导演”的资历和名气，但仍有不少人选择和熟悉的伙伴联合执导。“我们会一起共同创作，共同改剧本。两三个导演坐在一起，这句台词应该怎么说？这么改大家同不同意？合作了很多年，彼此了解，彼此尊重，我们可以多交流，合作起来能拍的题材也会特别多元化。”马华干说。
他以去年杀青的电视剧《安乐传》为例，该剧是他与香港导演成子瑜、苏飞联合执导。其中一开场安乐（迪丽热巴饰）与韩烨（龚俊饰）两个人相遇的阶段，交给一个导演去拍；中间在大理寺查案的阶段，交给另一个导演去拍。“我们不会把一整个阶段的戏拆得很碎让三个导演拍。一天两个组开工，三个导演的时间安排也相对灵活，可以有休息时间专注思考自己的故事线和思路。”马华干说。
马华干执导的《安乐传》。
钟澍佳表示：“我现在带的导演徒弟都是内地人，他们很勤奋、机敏，这么多年学到了不少香港制作经验上的快和准，同时在内地大市场环境和资源的支持下成长也非常快。我们从小都是前辈带出来的，现在成为前辈的我们更要去提携后辈。”
惊讶于拍剧“人山人海”的声势
朱锐斌拍摄《绝地苍狼》时曾前往宁夏银川取景，他惊讶于内地会深究每一件道具和场景细节。例如《绝地苍狼》中的房屋，都是道具团队在现场一点点用犁翻的地基并建造起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感觉，哇！真的是这样子做出来的。”
香港导演“北上”后，往往都会被内地的“实景拍摄”所震惊。香港受限于地域面积，电视剧场景较为“固定”，例如，时装戏多选择电视台附近的街道，或大家熟悉的那几条街；古装戏可选择的山林景致也十分雷同。而内地在古装场景的选择上便丰富许多，有崇山峻岭、高原平地，也有一望无际的沙漠，碧波万顷的湖泊……“内地的大好山河，很多景是我们在香港无法想象能拍到的。”蒋家骏说。
在都市题材中，北京、四川、上海等各具特色的不同地域，也赋予时装剧截然不同的气质与表达。钟澍佳来到内地后，首先感觉到眼界的开阔。“因为香港很小、很拥挤。我们经常在香港拍摄的时候是拍不到全景的。但是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看到这么宽的马路，这么巨型的建筑物，就觉得自己整个视觉观感都不一样了。其实对导演在画面设计、场面调度上都会有很大影响。”
不止于场景，在拍摄手法上，自千禧年起内地在技术的进步、细节的要求上，也逐步赶超香港。蒋家骏回忆，香港电视和内地电视都分棚景跟外景，但香港的棚景基本是三个机器切割，“等于内地的情景剧拍摄手法”；外景才是单机位拍摄。但内地自上世纪90年代末基本开始普及单机位，后来是双机位，直到如今发展到三机、四机位，“内地不会在现场有场景切割，相对来说更像拍电影的手法。”蒋家骏说。
但香港导演提到内地与香港最多的“不同”，还是在于工作模式。据悉，当年香港电视业人力资源不足，片场没有剧务、场记、道具等细分团队，只有助理编导担任剧组的“螺丝钉”，串起这些最基础的工作。但来到内地片场，有成百上千名工作人员，剧务、道具、美术、服装等细分部门，大家各司其职；遇上拍大场面，也从不担心群众演员不足。“人山人海”，几乎是每个香港导演来内地后的共同感受。“香港不会看到一个组里有这么多工作人员，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拼命。”朱锐斌形容，在内地拍电视剧就好像在香港拍电影，甚至有时比电影规模还要庞大。
工作人员众多，工作模式迥异，令香港导演必须持续摸索、适应与内地剧组融合的新工作方式。蒋家骏最需适应的是剧组集中管理制度。在香港，拍摄地与住所之间距离较近，导演们往往收工后就直接回家了。但内地通常要求主创人员住在剧组附近的酒店。“其实集中在一起，从开机、进组到杀青，这个制度对于创作拍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因为这段时间大家可以集中、完全地为了这个戏的创作在一起，随时开会，有什么就马上解决。香港可能大家回家了，就都忙别的事情去了。”
梁国冠则学习着内地的社交方式——怎么能调动上百位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的积极性，让他们按照导演的想法完成任务？在梁国冠看来，一般内地的导演都很威严，偶尔会用“骂”的。他也曾尝试过，但效果不好，“可能因为普通话不好。”后来，梁国冠就和大家交朋友；但也不能关系太熟，太熟就会容易偷懒了。在内地片场，梁国冠学会了买奶茶，学着恩威并施，“就为了工作顺利，各种摸索。”
“港普”总有“囧事”发生
在众多“不同”之中，普通话是香港导演的共同挑战——听不懂、不会说，是他们来内地前的普通话水平。
“刚到内地的时候和大家沟通还是有些不顺畅。多说、多听就好了。”戚其义表示。朱锐斌也说，自己的普通话“完全是来到内地才学的”。他在片场只用“港普”讲戏。懂粤语的内地副导演必须一直坐在朱锐斌旁边，一旦朱锐斌不会说了，他就用余光瞥下副导演，偷偷给个小手势，示意他来翻译。
香港导演也时常因“语言不通”在片场发生“囧事”。马华干曾多次在片场用“港普”向美术、道具团队要求调整细节，例如这里的颜色要重一点，那里的道具要怎么摆。但起初很少有人能第一时间理解。“有时我说话语气重一点，他们听不太懂，就以为我在生气。实际上我没有很生气。”
朱锐斌在现场讲戏时，有时语速非常快，“讲完就完了，以为人家会明白，但其实很多（普通话）都讲错了。”有时演员抹不开面子，应和着“听明白了！”但当朱锐斌转过头，却看到副导演和演员窃窃私语。“我说：‘喂！拍戏了，还在聊天？’然后副导演就告诉我，他们不是聊天，是演员在问我刚才说了什么。拍到今天，他们都还在笑我的普通话（笑）。”
朱锐斌也总是难以分辨内地的片场用语。例如，演员在对戏时，架在前面、防止反光的白色板子，内地管它叫“反光板”，香港则叫作“白片”，“这个多讲一讲就能知道。但内地各个地方的地域台词真的太难了。”朱锐斌坦言，他拍过一部时装戏，剧中有四川口音、东北口音。直到在内地生活了很多年后，他才基本分辨出这些口音的归属。
“但长期这样也不行。”梁国冠坦言，当他决定在内地长期发展后，他首先思考的便是解决语言交流问题，“我天天找副导演帮我翻译、做手势；跟演员沟通不行就直接演一次给他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为了更好地学习普通话，2000年梁国冠前往北京，就拿了一个背包，找个宾馆，硬着头皮住下了。那段时间，他每天在餐厅都用“港普”和服务员聊天；打出租车和司机也一路“瞎聊”：“最开始没人听懂我说的，说得我脸都红了，但也没办法，就这样子慢慢学。其实用两三年的时间（就熟练了），有语境会学得比较快。”
——生活在内地——
从沪漂、横漂到北漂，各地美食“啥都能吃”
钟澍佳：我在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年，我的太太和孩子们也都在北京，我感觉自己就是个老北京了。除了拍戏的时候，我都在北京，这里是我的第二个家。因为我去年回到TVB管理整个制作业务（定制剧/同步剧/合拍剧），我们全家也将搬去香港，而我也想将这二十年在内地学到的经验和创作视野带回TVB，输送更多TVB的后辈来内地学习。
戚其义：在内地我学会了点外卖，或者shopping（购物）不用出门。即使出门，一部手机就够了！
蒋家骏：2008年之前我长期住在上海。上海跟香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譬如当时上海已经有24小时便利店。而且上海城区比较小，活动范围都集中在浦西那一块。香港人的生活方式比较简单。2003年我在上海跟一些香港朋友开了一间茶餐厅，有自己吃饭的地方，又有生活，就很有归属感。后来因为整个内地影视圈都比较集中在北京，那段时间我们拍完戏之后，回到上海，放下行李又要飞到北京去做后期，没几天又开始拍下部戏，其实在上海待的时间不是特别长，干脆就搬到了北京。
朱锐斌：以前我们都是在内地漂泊。有一段时间我住在深圳，然后大部分人都搬到北京，我就去北京谈戏；后来在上海拍戏，就搬到上海了。最近在横店开工比较多，现在就住在横店。哪里开工哪里就是家喽。最开始我是内地、香港两边跑。我老婆曾经问我，有没有算过今年有多少天在家。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很确定地跟我讲，26天，一个月都不够。
在内地我最大的变化就是饮食。有一次去新疆拍戏，对方问我吃不吃“狼”。我说我不吃的！但原来他们说的是馕。还有去四川拍戏，每天都是麻辣火锅。吃完以后我就知道，我准备去拉肚子了（笑）。但现在我的肠胃已经很适应各个地方的食物了。人家问我吃什么，我说我啥都能吃。反而回到香港，有些时候肠胃不舒服，医生说我“水土不服”（笑）。
梁国冠：我在北京定居了十几年，但基本上每年撑死了住两三个月。因为这20年拍了很多作品，基本上都在剧组度过了。在北京最大的感受就是地方太大，一天只能办一件事。香港是紧凑型社会，一天跑遍整个香港都没问题，所以刚开始是不适应的。但是随着科技发展，2003年左右我在内地买了第一部智能手机。有了手机基本“全国通行”，什么都可以了！手机就是我的钱包，能点外卖、移动支付……我现在回香港，跟他们说，600块钱四年前提出来，（现在）还在兜里没用过。他们都不相信。
最近几年已不住北京，目前视频网站都走大数据；开会可以通过视频，要面谈坐高铁也快。主要因为南方人还是怕冷、怕干燥，没办法，就转住上海了。
马华干：在内地，哪里拍戏我就去哪里。1996年到2000年，大部分时间在北京拍古装戏，在北影厂、怀柔这些地方。2000年以后，古装戏大部分去了横店，我就去横店拍古装戏，没有固定的地方。但是最近10年我都在北京跟香港。九几年北京跟现在的北京是两个世界。那个时候北京对我来说已经是很现代的城市，但是总觉得当地人为什么说话很“冲”，比如打个出租车，司机说话声音特别大。刚开始每天都想吃广东菜，但后来对这里生活习惯了，越来越觉得北京火锅挺好吃的，北京烤鸭我也喜欢。
新京报记者张赫
(责编：拾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