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医生》
《中国医生》领跑今年暑期档票房破十一亿
导演刘伟强：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从新冠疫情暴发到电影《中国医生》上映，间隔只有17个月，导演刘伟强承担的创作压力可想而知。如今，《中国医生》票房已突破11亿元，领跑今年的暑期档。终于松下一口气的刘伟强说：“作为导演，把电影拍好是应该的，所以拍这部电影的压力不是你拍得好不好，最大的压力是，这部电影不是只给中国人看的，是给全世界人看的，所以，我觉得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剧本反复修改，最终决定聚焦金银潭医院这个“疫情暴风眼”
2020年年初，刘伟强已做好拍摄主旋律商业大片《长津湖》的准备，只待演员进组开机，但新冠疫情的突然暴发使得影片拍摄被迫叫停。曾拍摄《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紧急救援》《烈火英雄》《中国机长》等影片，打造“平民英雄”的博纳影业集团主动请缨拍摄《中国医生》，此前成功执导了《中国机长》的导演刘伟强，就成了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眼中的“不二人选”。
2020年3月，在接到于冬的邀请后，刘伟强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当时没有想太多，后来思考越多越意识到这真的是个不简单的题材。《中国医生》不是一部电影这么简单，这是我们人生中经历的一件很大的事情，用一部电影去记录当时发生的事，我觉得很好。但和以往的电影不同，《中国医生》对我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电影《中国医生》根据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的真实事件改编，故事以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暴风眼”——武汉市金银潭医院为原型展开，全景展现了武汉封城76天里壮烈激昂、可歌可泣的动人时刻，用影像重现了武汉当地的医护人员和全国各地的白衣逆行者们，在最危急的时刻纷纷挺身而出，争分夺秒、浴血奋战在“英雄之城”武汉，最终取得了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疫情阻击战的胜利。
影片聚焦于武汉金银潭医院这个“疫情暴风眼”，以小见大，展现武汉人民、湖北人民、全国人民在疫情面前守望相助、共克难关的伟大战“疫”。刘伟强透露，他一直和编剧打磨剧本，确定大方向是什么。“大概到2020年8月份才定下来以金银潭医院为背景，角色有以张定宇院长为原型的院长，以桑岭为原型的广州援鄂医生等。就这样定下这个大故事，外边还有其他人，比如欧豪演的外卖员等，逐渐把整个故事串联起来。”
对于何以选择聚焦武汉金银潭医院，刘伟强表示，一开始看到的很多新闻都是发生在金银潭医院，“因为它是一个传染病专科医院，那时候一有不明病毒，就要去金银潭隔离。金银潭医院有传染科，所以有设备，有地方隔离。”
此外，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也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刘伟强提起张定宇一脸钦佩：“他有渐冻症，我们的生命是一年一年算的，但是他的生命是一天一天算的。很可能几年后，他就要坐轮椅，可能真的需要有人喂他吃东西，吃喝拉撒都需要有人帮忙。所以，这个人是很特别的，他的个性也很湖北人，很真，他有很多理念想要推行。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他是很特别的人。现在也证明我们没有拍错，拍他是对的。”
张涵予在片中饰演的张竞予院长，正是以金银潭医院原院长张定宇为原型，片中的张院长是个“暴脾气”，刘伟强表示这并非是强调“戏剧性”，而是通过对张定宇院长的采访、和他日常相处后，张院长给他们留下了真性情的深刻印象。“我们还看了很多纪录片，其中一部里面张定宇院长有骂人的情节，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因为我们一般都觉得院长很斯文，但是他不是，他很真性情。他有真汉子的一面，他不是想骂你，只是告诉其他人必须这样才可以。张涵予和张院长大概相处了四五天，和他一起去查房，看到他真的就是这样的性情。所以，我就把这个性格放进电影里面。”
张定宇本人看完电影后，形容电影是一枚饱含深情的“催泪弹”，也对张涵予塑造的张竞予院长给予了肯定：“电影里的院长的一些脾气和习惯是我的，但那些果敢英雄的特质，是凝结了所有医务人员的形象展示出来的，谢谢所有主创和摄制单位为我们带来这部电影。”
拍片快准狠，是因为提前做好了大量准备
刘伟强导演以拍片“快准狠”的风格著称，2018年5月14日，川航8633备降成都。2019年9月30日，刘伟强导演的电影《中国机长》上映，总共只用了16个月。此次，从新冠疫情暴发，到《中国医生》上映，则只有17个月的时间。
与刘伟强合作了《建军大业》的监制黄建新也曾称赞，导演刘伟强在《建军大业》的筹备期与拍摄期展现出了极强的掌控力，“他让整个剧组能够始终处于高效运作的节奏中，从开拍到杀青从来都没有拖延过，每天都严格按照最初的拍摄计划执行，足见导演工作态度之严谨、技术之专业、功底之深厚。”
《建军大业》剧组在实拍阶段不仅每天都会“开例会”，逢重要的戏份还会特别提前排演，之后才进入实拍阶段。可以说，“刘伟强式”的电影拍摄节奏，并非只是盲目地追求速度，而是建立在旁人难以得见的耗时费力的细节筹备工作之上的。
这次拍摄《中国医生》同样如此，接受任务后，刘伟强就开始查找资料。那时因为疫情原因还不能来内地，他就在网上查资料，编剧在北京找资料，“联系武汉那边找很多东西给我看，包括文字、纪录片。我们在香港也可以找不同的报道。不光是武汉，疫情已经成为全世界的问题，很多地方停摆，很多身边的人突然就离开了我们，让人感慨人生无常。”
刘伟强说，这种束手无策的感受和筹备其他电影完全不同，“当时还没想好怎么拍，就不停看资料，武汉解封后，编剧去武汉采访了很多人，不单是医生，还有专家、社区工作人员、外卖小哥、社区义工等等，我们每天通电话。大概到了6月底，我去广州和钟南山院士、和援鄂医疗队见面，其中就有桑岭（朱亚文角色原型）。见了钟南山院士之后，他给了我很多信心去拍这个电影。我还参观了很多医院的ICU，在广州大概两周，见了很多人，收集了很多东西，然后就去武汉了。到武汉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金银潭医院，拜会张定宇院长，听他说那时候如何面对疫情、如何处理、如何改造医院，当时很多援鄂的医生怎么去帮助他们，他们怎么分工。”
对于刘伟强的大量准备工作，剧组人员十分敬佩。剧组医学顾问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冉晓说：“导演在我们到来之前，就收集了很多疫情防控期间的素材。他跟我说他把自己关在家里，收集了三个多月的素材，一间三四平方米的房间，这些素材大概可以放满一整面墙。”
片中扮演广东援鄂医疗队医生陶峻的朱亚文也讲述说，电影是2020年10月1日开机，而在开机之前，刘伟强已经前期准备了几个月。演员进组后，刘伟强还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试拍，“这个试拍并不是说导演在操练自己手下团队的技能，他是把当时抗疫的那个时空还原出来，演员进入那个时空后，还不能被那种肃穆、压迫感给吃掉，你要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创作缝隙，让每一个人都能在这个空间里面认真地、严肃地，又能游刃有余地进行工作。这是我跟刘伟强导演经过几年的合作以后，对他的一个总结。他就是把所有的‘难’字都写在最前面，面对我们的时候永远是开朗的、欢笑的，然后回去自己就睡不着觉了。比如，他晚上八点钟睡觉，早上三点钟就起来做功课了，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饰演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的袁泉表示，刘伟强导演所做的功课，让他们这些演员第一天到拍摄现场的时候，就觉得这里好像就是当时疫情当中的某一个场景。“导演在我们进组之前，已经把所有能给演员提供的都呈现出来了，像我们看到的病房、重症监护室，细节细到白板上的字、时间等等。导演做了所有他能够做的，让我们能够进入到这个情境当中的所有准备。而且导演在现场虽然拍得很快，但是感觉他很细腻精准，他指点一下，会让你觉得‘哇，那个是准的’。”
追求真实，给医学顾问喊cut的权力
《中国机长》中1：1还原的空客A319模拟机令人印象深刻，这次在《中国医生》中，追求真实同样是刘伟强的基本要求。影片拍摄用的医院设备全部是严格按照真实医院建造标准1：1打造，用刘伟强的话说就是把医院“搬进”摄影棚。每一张病床、每一个仪器，全部都是真实的，“我们很幸运，有很多医疗器械的厂商帮助我们。当这些演员进入片场，好像进了一个真实的医院，他们表演的感觉就会出来。”
刘伟强还要求演员必须进行非常严苛的专业训练，“因为这是医疗题材，非常专业，一个手势，操作仪器的姿态，都要求很精准。因为有很多医生在看着我们这部电影，所以我们真的不能出错。”
拍摄期间，刘伟强对剧组医学顾问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急诊与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冉晓说：“给你喊cut的权力。”通常在剧组，导演有着绝对的权威，说一不二，让自己之外的另一个人喊cut，可见刘伟强对于《中国医生》专业度和真实度的要求。刘伟强说：“开拍之后，我们台前幕后每天都看成片，有很多专家在看，看哪里有错误，哪里有问题。演员看演员的部分，工作人员看工作人员的部分，专家看有没有出错。那时候一收工，就开‘批评大会’，确认哪里是拍错的，要重拍。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每天看片、开会，哪里有问题重拍，哪里不好重拍。用这个方法从10月拍到12月。初期是很难受的，作为一个成熟的导演，很多人批评你。但后面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情。从开始每天很难受，到后来很开心，和之前我拍电影是有分别的。所以这个过程是挺难忘，挺深刻，但是也挺开心的。”
对于《中国医生》的拍摄，冉晓说他感觉第一是特别紧张，第二是导演非常专业，第三个就是拍摄效率特别高。“导演也和我说他们要保证几遍之内要过，最多的时候有七八个摄像机同时捕捉一个场景，一遍过了之后再做剪辑效果就比较好。这就要求整个过程中，你的身前身后，上边下边，手的各个方位都不能有一点点差错或者穿帮，这种拍摄手法其实是让我大开眼界的。”
跟着这样严苛的导演工作，冉晓说他们的压力也特别大：“每次开拍之前，通告单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就要自己过一遍，要把所有的细节都想到，导演第二天拍摄时可能会问什么问题，不能出现拍完之后有东西不行，第二天再重拍，这样就不太好。导演也找我说：‘我们拍戏就是这样子的，如果现场有什么问题，随时要提，随时喊cut，没有关系的。该改的还是要改，拍摄的前提是一定要保证拍摄出来的画面符合抗疫时的场景和原则。’”
我们不怕，所有人一起面对疫情
刘伟强拍摄速度快，但拍片时也很凶，这是剧组人对刘伟强的共识，以至于很多人笑说在片场，他们都绕着导演走。在剧组医学顾问之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急诊护士长刘雪晴看来，刘伟强导演的性格很具有两面性。“开机之后，一进入工作状态超级专注，你会觉得他是易怒的，可能你觉得这个事情很小，但导演会发很大的脾气，他很注重细节。他可能因为很小的一个点影响创作思路，对艺术创作来说是一个破坏，他不能接受这种不完美。第二个我认为他发火的原因是态度，他用发火来告诉大家，你们每个人都要非常慎重、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刘雪晴笑说，虽然片场上的导演很凶，但私下里的导演则很活泼，“我们觉得他像一个孩子。你说他这么忙，整个剧组几百号人，你会发现他关注每一个人的状态。像我们进组，他会很细心地想到我们离家很久了，托人给我们买周黑鸭、买热干面。他这么忙，还能面面俱到去关心每一个人，让我觉得很温暖。”
冉晓也说前期电影还没正式开拍的时候，觉得刘伟强导演很随和，很容易亲近：“我们有时候在给演员做培训，导演冷不丁就从外面进来了，坐在后面认认真真地听我们讲课，还问问题，他问得很专业。平时，他对我们医生团队也特别关照，中国医师节那天，我们还在这边讲课，他就带领全剧组的工作人员给我们端来蛋糕，祝我们医师节快乐。十多年来的医师节，这应该是最有意义、最独特的，让我们真的很感动。”
但是，开拍之后，冉晓笑说感觉导演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他在现场特别特别严厉，对细节的把控特别严苛，不容有一点点差错。我跟在他后边的时间最长，他在哪儿我必须要跟在哪儿，他问我‘冉老师这可不可以，这对不对’，一旦我说可以，就算是拍完了，也就没有任何机会了。”
提及演员，刘伟强表示这次对于演员的要求很高，因为他们很多时间不露脸，只露眼睛，“这个要很有功力，才能用眼睛去演戏。我们交流了很多关于如何表演，还有要用身体语言去表达角色当时的状态。背影、走路、眼神，这些都是很难发挥的。所以，每拍一天我都很开心的，因为我能看到他们在表演，他们被防护服一层一层包裹着，但表演水平是非常好的。而且就算被护目镜包住，但他们的眼神还是‘有戏’，会释放很大的力量。他们每一个人很努力，穿防护服开工一小时后，全身基本就是湿的。演员在表演时要有想象力、要努力、要有功力、要有精力……因为出汗之后很快会虚脱，会中暑，所以我很佩服他们，出来的效果也让我很感动。”
在刘伟强看来，《中国医生》不是一部简单的抗疫电影，也是我们大部分人的经历，虽然很多人会抱着看抗疫电影的心态来看《中国医生》，但其实这是一部感动人生的电影，“我相信这部电影会打动很多人。透过电影可以看到很多无私的医务人员如何战胜病毒，包括居委会工作人员、普通市民、外卖小哥……你会看到是所有人一起面对疫情。就像主题曲《我们不怕》一样，我们一起用很正面的态度去面对这件事，发出一个很强烈的正面信息给大家，我们不怕，我们一起面对，全中国人一起面对。”
文/本报记者张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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