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宁浩今年在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港澳台影展单元——第一届海峡两岸青年短片季中担任评审主席，他在厦门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他笑言自己现在依然很年轻（笑），“按规定，我还可以申请很多青年导演类奖项。”
面对汹涌而至的新技术，宁浩以自身经历为例，坦言自己能够当导演有运气的成分，“十几年前，我稀里糊涂就从事了电影这个行业。那时候中国电影市场也没有什么规范，大家都是摸索着往前走。今年的经验，放在来年可能就不合适了，现而今类似技术发展等变量就更多了，所以没有什么可以总结的。我总觉得电影这事儿，不应该按着‘经验’去做。梵高之前，没有梵高。”
本次海峡两岸青年短片季自7月启动以来，共收到超500部参赛作品，其中，由联合运营方中国移动咪咕特设的5G+XR全新技术赛道，征集作品近百部。经过层层评选，由摄影师陈宗耀创作的短片《光影—挥见》脱颖而出。今年中国移动咪咕作为本届金鸡奖全程战略合作伙伴、官方唯一指定5G全场景技术平台，通过5G+XR超高清直播，为影迷带来一场沉浸式电影节视听盛宴的同时，也为影视创作提供新思路，探索5G技术与影视融合的更多可能，助力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产业升级出圈。
宁浩
[对话]
每个人都能当导演了，你怎么生存下去
澎湃新闻：此次作为评审主席，通过阅片你觉得当前海峡两岸的青年导演在作品中透出哪些共性与差异？
宁浩：我觉得现在的青年导演，从共性上看，都还挺有创作力的，愿意从自己生活的角度出发构架故事。与我们十几年前要拍电影时相较，他们更加有自信。我们那会儿网络还没有完全普及，资讯量太小了。在镜头语言方面，现在这拨导演的进步也很大，他们敢于在技术层面尝试很多革新。大家眼界已开，一起笔，镜头感和剪辑感已经不是什么门槛了。10多年前在我们读书那会儿，有的同学在这方面还不是那么熟练，当时技术也不够发达，操作对编机全凭手疾眼快，往往搞得手忙脚乱。现在确实在各方面的技术支撑上都很到位，整体制作能力是显著提高了的。
澎湃新闻：看履历，你也是通过学生短片奖崭露头角，能否回忆下新手上路时的难点和痛点有哪些？
宁浩：我从来不觉得钱是个问题，现在拍电影也这么觉得。当然，这不是说我很有钱，想拍什么拍什么，而是拍电影这事儿，本质跟钱没有特别大关系。早先拍《香火》、《绿草地》时，我经历过两次投资人撤资，中间拍到一半，他们不再支持这部电影了。投资人撤以后，我还是要继续拍下去。没有投资，那就自己掏钱干呗。
澎湃新闻：技术不再是问题，资金也不是问题，那么他们未来从业要面对的难点在哪里？
宁浩：所谓的提高，其实是方方面面的，观众也在提高的，甚至很多民间业余爱好者水平也很高了，竞争变得非常激烈。以前，技术你玩得溜儿，可能很快就脱颖而出，现在遍地都是会玩儿的。拍摄没门槛，剪辑没门槛，每个人都可以做导演，这已经不是青年导演要面临的问题，而是所有导演要面对的问题，包括我自己，未来怎么能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还要活得好一点，那只有你比别人干得好。在很少有人会写字的时代，出现了王羲之，在人人都会写字的时代，很难有大的书法家，很难有人达到王羲之的高度。如果有人还想继续去葆有发扬书法艺术，那就必须要通过创造去赋予它新的生命。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表达方式，现在你可以很方便地把作品拿出来展示，去跟大家交流，非常便捷地跟整个市场去对接，条件比过去要好很多。但现在也有现在的难处，整个市场被其他的领域，比如游戏和网络所冲击，产生了很大的分化。电影这个行业整体都在娱乐化，在大环境下，跟别的产业相比其实处于劣势，这是现如今年轻导演面临的和要解决的问题。
澎湃新闻：尽管你不愿意对青年导演有什么所谓的“寄语”，那能否就个人从业经验提几点建议？
宁浩：首先需要敬畏，导演这个行业，和其他任何一种专业性的行业，没有什么不同，专业程度不比外科医生、工程师，甚至天体物理学家要低。它需要有发明家一样的创造性，能像科学家一样缜密思考，当然，更要有艺术家的嗅觉和敏锐。
宁浩接受记者采访
如今的环境，真正有才华的人不会怀才不遇
澎湃新闻：在网络短视频蔚然大观的当下，拍摄短片对于职业导演而言意义何在？你的看法。
宁浩：短片其实是比长片早（出现）的形态，电影诞生之初拍的都是短片，所以这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我们上电影学院时，都要拍短片。只不过今天网络上短片开始流行起来了，不同长度的片子拿出来给不同的人观看，也满足人们在不同时间或场合的需要，这丰富了大家的选择。互联网时代所展现出来的市场就是这样的多元化。
我认为短片受欢迎同让民间有才华的人士被发掘间没有必然联系。短片对于综合能力的要求比长片要低一点，这是客观事实，你要去盖四合院的技术，肯定比你去盖摩天大楼的难度要低些。但如果你连两层楼的房子都盖不好，也不用想去盖三十层的高楼。我觉得短片对于一个导演来说，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如此才对职业导演之路意义更大。现如今这样的环境和技术条件下，真正有才华的人不会陷入怀才不遇的困境，有才华就会被大家看到。
澎湃新闻：能否介绍下今年疫情期间，个人的思考和沉淀。以及，你是否认为喜剧性短片更适应中国市场？
宁浩：疫情发生后，我也没怎么闲着，3月份就已经开始着手拍摄《我和我的家乡》（宁浩是该片总导演）了。之后，我就着手开始写新的剧本。在中国市场上，观众接受了多年小品类喜剧的训练。但短片类型，不一定只拘泥于喜剧一种形式。中国观众一直都很有激情，观众人数那么多，需要有很多种品类（提供）。我认为越丰富，越多元就会越精彩。
澎湃新闻：如何看待今次疫情对院线大电影的影响，未来线上观影是否会同院线观影分庭抗礼？
宁浩：我就是一个会编筐的手艺人，至于筐在哪儿卖，是超市上架，还是在淘宝上卖，我没那么关心。我最终面对的是消费者，是观众，他们要的也是这个筐而不是渠道。我之所以还拍电影、做导演，是因为觉得这是件好玩的事儿，我跟渠道一般不对接，我们本身就有发行的能力。我只跟电影终端交流，跟体验过电影的观众交流。当然，如果电影院给我提出一些建议，我也会去听。
澎湃新闻：关于5G等新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一直以来存在两种看法，新技术将进一步拉大或弥合数字鸿沟，你怎么看？
宁浩：这就是一个革新的问题，革新在人类历史当中一直存在着，人类就是要学习以适应新的变化，但也应该有保有自己生活习惯的权利，我认为只要让这两种情形同时得以并存就好了，在这点上我持一种很包容的态度。打比方说，我现在出门除了带手机，也会带钱包放点纸币。因为有些收费站还没有装扫码系统，另外也可能遇到行乞的人敲车窗，所以还是要带点零钱。
澎湃新闻：你会在未来拍摄时，也采用一些当下的新技术吗？
宁浩：我一直觉得一切东西都有适合它（使用）的尺度，我不会为了使用新技术而使用新技术。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均等化技术设置的条件下，所谓的专业导演，凭什么还能够叫专业导演？我们有什么与人不同之处呢，还值得让大家买票去欢聚一堂看我们的电影？我真觉得现在很多素人演得比职业演员还好。而这才只是一个开始，任何事情、技术被均权化以后，就会拉低门槛，我觉得这就是进步。
我认为中国电影产业本身并不像西方电影产业那样，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就已经实现产业化和工业化了，发展成了很庞大的巨兽，而那个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甚至电视时代还没到来。中国电影要产业化的时候，咱们的电视剧已经拍得非常好了。这二十年来，近几年来我们才有了多少万块银幕，而这种布局不过是中国互联网公司上世纪90年代末的工作。美国形成了那么庞大的电影产业，所以它能够经受住后来那些冲击，能把人才存续下来。日本市场现在变成了一个一个个体的导演，回到了他们最擅长的匠人时代。如何做到让中国的电影市场不萎缩，让它继续蓬勃下去？现在真的需要好好琢磨一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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