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年前，郝平在机场买了一本小说，叫《三叉戟》。小说写得挺引人入胜，郝平花了两天时间，一口气看完。郝平喜欢这部小说的接地气，它的重点没有放在破案和悬疑上，而是放在了写人物塑造上。过了一年多，郝平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邀请他出演《三叉戟》的电视剧，打电话的人是该剧的出品人。郝平一听，特别兴奋，毛遂自荐表示，想演里面“大喷子”这角色。一听这话，对方笑了，人家要找他演的，也正是“大喷子”潘江海。
郝平饰演“大喷子”潘江海
《三叉戟》的导演刘海波，看过郝平的舞台剧，郝平自大学毕业起，就活跃在话剧舞台，“佐临奖”、“梅花奖”、中国话剧金狮奖等等话剧界的重要奖项，郝平拿了个遍。他的台词功底没得说，而刚好在剧中，“大喷子”是三个主演中，台词量最大的。“潘江海这个人物精彩之处，就是他的语言。”
在这部剧中，陈建斌饰演的“大背头”，负责推理调查出点子；董勇饰演的“大棍子”负责追车动手揍坏人，潘江海负责审讯吐槽吓唬人。没有一个流量明星，三个中年男演员，撑起整部剧，收获一波口碑和好评，提振了国内观众和影视市场对于以中老年为主人公的影视剧的信心。
“披荆斩棘的叔叔们在流量的丛林里奋进。”这是让郝平最近印象很深的一句话。“我们这部戏，也不是说要跟谁争口气。而是在多元化的时代，也还能有这样一部作品，还能有这样一拨人在兢兢业业地研究戏剧表演，特别好。”郝平说道，“我觉得我能参演这部戏，是我非常自豪的事情。”
《三叉戟》的电视剧，延续了小说“以塑造人物”为中心的特点，剧中三个主要人物，个个性格鲜明，有时可爱，有时可敬，有时恼人，就像每个观众身边随时可见的家人长辈们。郝平饰演的“大喷子”，平时插科打诨请假，但一进预审室，那就是观察入微智计百出令人闻风丧胆的预审专家。“预审”这个概念，在国内以前的公安题材剧里，罕有出现。原著作者吕铮认为，《三叉戟》是我国首部正面呈现预审这一司法程序展现出来的电视剧。
“三叉戟”，徐国柱（董勇饰）、崔铁军（陈建斌饰）、潘江海（郝平饰）
预审是一门非常缜密的科学，里面有大量的心理学、逻辑学的知识。“预审需要通过审讯技巧，让犯罪嫌疑人把所有的犯罪细节全部吐出来。”郝平这样说道。要把这些技巧和角力呈现出来不容易。开拍之前，郝平到天津某看守所，跟公安系统里真正负责预审的同志，一起体验生活了十来天，通过生活中对他们的观察和采访，也看了一些非常珍贵的内部审讯视频资料，郝平才渐渐有了表演的信心。“预审这个工作，真的是要直接面对人性最阴暗和最可怕的东西。”郝平感叹，“能够把警察工作的艰辛不易展现出来，是我们演员最大的欣慰。”
除了对于预审技巧的学习，在其他方面，对于这个角色的表演，郝平更多是在做减法。“我和陈建斌、董勇达成了共识，主要做的是减法。我们不想强调这几个警察的独特，不想在外部形象上给他们过多修饰，而是要让他们脱下警服后，就是三个普通邻居大爷。我们要刻画几个非常接地气的，有烟火气息的隔壁大叔。“因为警察脱下警服，离开工作岗位，就是普通老百姓”。
“生活中怎么样，表演就怎么样。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如果说真能演到那一步，我觉得我们成功了。”
在跟郝平的聊天中，偶尔会生出一种感觉，好像《三叉戟》中三个人物，与几位主演的人生阶段和心境，有着奇妙的契合和共鸣。接下来，在演员郝平平实的叙述中，也许你能感觉到这份契合。
郝平自述：
我们这个剧讨论的“中年危机”，主要是“职业危机”，三个老警察也确实，身体力不从心了，抓歹徒跑不快了，如今冲在一线的办案的，都是三十多的小伙子。他们警察每年都有体能考核，背着重物从1楼跑到10楼，规定时间达不到，那就没办法了。于是才会产生这三个有经验有技术，心怀一腔热血的三个老公安，面对自己的职业危机，满心困惑纠结的故事。因为他们很少有机会冲锋第一线了，所以他们格外珍惜每一次出外勤的任务。但碰到一点点挫折，一点点别人的不理解，这三个人马上就想退了，不想干了。这种人性的东西是最真实的。
他们要的是别人的认可和尊重，那种成就感，这可能对于他们来说是最大的一个诱惑。所以他们立功拿奖的时候，大喷子为什么那么积极说获奖感言？十来年了，过去的辉煌蒙尘，老去的英雄被遗忘，在不同的岗位上混吃等死的三个人，忽然之间再次成为了英雄，那是多值得骄傲的事情，等老了退休了，可能跟街坊四邻聊的全是这些获奖的事儿，而他们出丑的事全部都忘了，这是他们三个人最可爱的地方，我们演员需要把这种火花抓住，呈现给观众。这个可能是其他一些公安剧没触及到的地方。
《三叉戟》
陈建斌、董勇、我，我们仨的年纪，和戏里几个角色年纪相当。虽然我们不是警察，但说“危机”，我们肯定也是有的。早20年前我们基本上都演些帅小伙，演男主角对吧？忽然大概有五六年，演的全是孩子的爹啊，谁的师父啊，你就意识到，自己还真是上年纪了。
拍这剧那会儿，我们仨经常在一块聊天，陈建斌说他在家都没啥地位，媳妇说去哪旅游就去哪旅游，他只负责订票。董勇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也没差。我们啊，每年大量时间都在外面拍戏，在家时间少，本来就挺亏欠家里的，媳妇说个啥咱就听不完了吗？这恰恰是我们到了这年纪以后，对人生的一种反馈。在《三叉戟》中，我们赋予了人物类似的特点，通过我们表演，让观众看到这三个人在家好像都非常软弱，其实不是，那是一种生活的智慧，同样我们把它弄得再可爱一点，于是才会出现陈建斌躺在陶虹怀里求安慰。我们想让观众知道：这三个人不是硬汉。他们在外面办案是那么有力那么硬的警察，回到家里又是这么柔软这么需要老婆疼爱的小老头，他们性格的丰富性就有了。
我觉得和老警察在岁月中积累经验和技术一样，演员随着年龄，随着对人生的体会越来越深，一定会把对人生的体会放到表演中去。最好的表演老师是生活，当你的阅历越来越丰富，你就知道该怎么演不该怎么演了。
我是不太随着潮流改变的一个人。首先从我演员的身份来说，我还是以现实主义题材为主的，我不太会去弄点什么玄幻剧，拍一拍什么的。有些玄幻的戏，拍得是很好，但不适合我们演。那些年轻小孩，形象也很漂亮，他往那一站，衣服飘起来了，小雨就过来了，特别帅特别美。然后这个山头跟另外一个山头的人对话，俩山头隔着四五公里远吧，他轻描淡写地说话，但对方就是也能听见。我觉得该有这类作品出现，该百花齐放。但你要让我去演的话，我一定会问导演：我这个词就这么平静地说，还是要喊着说，因为对方跟我有四五公里远啊。可能这就是我落伍的地方了。
当然我也接到过那种手撕鬼子的剧本，若干年前，有个剧本写一厨子，用锅砸出去，把一个连的鬼子都打死。你这不就扯了嘛，我说这个东西我真演不了，不是钱多钱少的事。一个是害怕别人来骂我，一个是我心里一道坎过不去，因为你太反逻辑了，你太反常规了。
这方面我也跟建斌跟董勇聊过，他们俩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说我们可能这么多年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我们三个人没改变，但市场随着经济发展，变化越来越大，我们也在检讨自己是不是我们思想落伍了，可能我们真的是落伍了。到今天为止，我觉得我没有太多改变，或者说我们的初衷还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我是一名踏踏实实的职业演员，我得干我力所能及的事，我也愿意尝试，音乐剧我都想尝试，但我接受不了那种有点不合逻辑的。
我从事表演已经三十多年了。87年、88年就喜欢这个行当，那个时候懵懵懂懂，也不懂什么叫表演，什么是戏剧，就觉得喜欢当众给人表演个啥节目，让人家夸演得好。最初是一种纯粹的喜爱，随着把它变成职业之后呢，那种喜爱可能还有，但现在我们更多是无奈，我这一辈子除了表演，我也不会干别的啊。
我们拍戏，我跟陈建斌跟董勇聊天，我问他们，如果忽然有一天不拍戏了，不演戏了，就没有这个行当了，你们俩干嘛？他俩都愣了，我们不会干别的了。就像戏里三警察，让他们不干警察了，他们应该会挺茫然，我们也一样，我们真的不会干别的了，或者摆个摊还可以，最起码我们普通话标准嗓子洪亮，比隔壁大爷喊出来的声音要大。这是开玩笑，但话又说回来了，我相信所有职业演员到了四五十岁或者五六十岁，他转型的时候，都会思考这个问题，如果真有一天不让你演戏了，你干嘛？这个可能还真是个挺沉重的话题。
郝平
我这个阶段，不像以前，一说到演戏，是很兴奋的，当然我也会对好作品有兴奋感的。这个人生阶段。更主要的幸福感是家庭给我带来的。原来小时候觉得“我要红，别人谁说我不红会着急”，那是特别幼稚的想法，我过了那个年龄段了。我就是一名演员，我今天塑造了一个好角色，观众喜欢这个角色，最大的幸福就这个意思。
但你问我，人到中年，我们有没有没有放弃与命运搏斗？我也能感觉人到中年之后，对于很多事情都变得从容，对于某些东西看得更淡了。但人到中年，当然还是有要搏斗的东西，但这种搏斗可能更多是跟自己搏斗，就是自己不服老。我们不想跟社会搏斗，不想跟其他人搏斗，我们想跟自己较劲。我们三个人通过我们的表演，还能让别人看到这三个“老帮菜”，也能撑起一部大戏，这其实就跟自己较劲。
我们仨“较劲”都是在现场，对于三个人物怎么处理，这句台词怎么说？你走到哪儿我给你扔钥匙，你在哪个点去接？看似非常生活的表演，好像很随意，其实我们每天耗费大量时间在打磨。观众看来自然舒服，其实是我们的精心设计。这些“较劲”的出发点是很单纯的，没有一个人说这个戏我要挑大梁，另外两个是配角，不是的。我们开拍前就达成一致，以剧本为主，谁也别胡乱加东西，当然即兴的东西除外。我们一起演戏会给对方让戏，而不是一味的要我的戏出彩，大家就看我了，不是的。一定要学会让戏，让这三个角色都立住了，戏才好看。
而且这个“较劲”有意思的在哪里？我们不是无差别地较劲，我们是有选择地较劲。正好《三叉戟》这三个人物赋予我们一个值得“较劲”的点。如果说这个戏里边，让我们仨骑着飞车跟人拼命，我们老早就退出了，真玩不了。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该认怂就能认怂，就该拼的时候就能拼。
这种跟自己搏斗也好，较劲也好，说白了，还是因为我们想在自己的艺术生命里，给观众多留下一个可圈可点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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