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爱电影的人总是难以绕开伯格曼的电影，伍迪·艾伦、大卫·林奇、斯坦利·库布里克、拉斯·冯·提尔……都曾提到他们的电影作品深深受到伯格曼影响。沉闷与压抑、冷冽与理智，梦境与沉思，他的作品被一代代的影人拿来学习与鉴赏，而伯格曼本人似乎也成为了一个神话。
《野草莓》海报
与一般的艺术导演相比，英格玛·伯格曼是一名真正的职业电影导演。在他八十余年的生命中，一共执导拍摄了六十多部影视作品。而在他浩瀚的作品集中，获得金熊奖的《野草莓》后来常常被看作是伯格曼达到艺术巅峰的标志。
《野草莓》导演英格玛·伯格曼
影片以一个已是耄耋之年老人的反思性独白为始，主人公伊萨克从医50年，正准备在儿媳的陪伴下返回母校接受荣誉学位颁发。旅途中他顺道重游故地，追忆往事：与堂妹虽美好却以失败告终的初恋，由于性格冰冷而遭妻子背叛的婚姻，以及儿子与儿媳之间的矛盾。最终，他获得了母校的荣誉学位，然而，这场对往事的自省却依然没有终止……
11月24日下午，《野草莓》放映会在鼓楼西剧场举办。放映结束之后，影评人梅雪风、人物记者雷晓宇与主持人李蕾就“英格玛·伯格曼的情感语法”这一主题展开对谈与讨论。
放映会现场。鼓楼西剧场供图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看伯格曼？
2000年初，梅雪风刚开始从事电影杂志行业的时候，当时市面上正风行一套牛皮纸的碟片，里面包含了大概两三百部艺术电影的巅峰之作：从伯格曼到戈达尔、从安东尼奥尼到特吕弗……在这一系列“闷片”中，梅雪风坦言，“伯格曼对我来说是相对比较容易消化的。”
《野草莓》中伊萨克的心灵救赎之旅在梅雪风看来是非常真诚的，这种真诚也反映在伯格曼自己身上。“他实际上并不晦涩，他很坚毅，对自我或者对人类情感状态的呈现都非常尖锐”，梅雪风说。
《野草莓》剧照
再也不会有一个导演像伯格曼一样，他的镜头像显微镜一般对准我们的内心图景。观看他的影片，犹如在显微镜下审视自己的身体与肌肤，显得特别怪异。面对如此真诚的刻画，梅雪风将这种风格概括为没有滤镜的表达。“我们感到不适，是因为感觉他直指我们内心的黑暗面，当我们的缺陷如此逼真地暴露在眼前时，是很难接受的。”
但是伯格曼的作品并不是能够被所有人欣赏的。综观他的作品，梅雪风认为，伯格曼的电影始终都是围绕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与精神状态展开的，当人们不再执着于“吃饱饭”这个生存压力的时候，虚无感便成为了他们盛产的情绪——而这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与个人价值的一种反思，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便是如此。
与过去一代人相比，在物质比过去更加丰富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慢慢发现对自身情绪的感受度越来越强。不再被外在生存压力压垮的同时，内在无所依附的痛苦却在向外发散。而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观看伯格曼会有一个更强大的共振。
《野草莓》剧照
但同时，梅雪风也表示，伯格曼电影里强烈的宗教感其实与中国观众是有隔阂的。不同于西方价值观中对宗教的虔诚信仰，长久以来，生存哲学在中国人的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种生存哲学到了当代便顺理成章地演化为成功学，“对于今天的很多国人来说，做了百万富翁或是娶了一个漂亮老婆以后，然后呢？他们发现，生活一如往昔，甚至会有更多苟且与一地鸡毛。这种痛苦与烦恼其实是比阶级矛盾更接近生活本质的东西。”
1956年《野草莓》在瑞典公映，那一年，伯格曼还不到40岁。谈及年轻人看伯格曼的情境时，雷晓宇坦言，“当时看他的电影，我20岁出头，大家都说好厉害，但是真的厉害在哪里，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后来，当她终于活到伯格曼拍《野草莓》的年纪时，似乎也明白了一点这部影片究竟在表达什么了。
《野草莓》剧照
伯格曼在其自传《魔灯》中曾回忆起拍《野草莓》的经历：当时扮演伊萨克的演员已经70多岁了，老演员不仅提出很多苛刻的要求，还很容易发脾气，伯格曼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他来主演这部电影。
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当主演伊萨克回望自己过往的人生——在一片夕阳的余晖下，他与自己年轻时候的情人坐在那片草地上，父母在远处看着他招手。这本是一个如梦似幻的场景，一个人在与自己的生命、永恒与过去和解。然而，演员当即却大发雷霆，不肯配合，在伯格曼多次的安抚下才完成了这个镜头。
也许是恐惧自己不能胜任这个角色，也许是恐惧自己一把年纪了还要被人嘲笑和挑剔，出于恐惧，男演员异常暴躁。然而，当时的伯格曼并不能理解男演员的怒气。时过境迁，等到他终于也到了男演员的年龄——不得不直面一个落实的物理性的死亡命题时，伯格曼在一瞬间理解了男演员当年在现场突如其来的脾气。
爱是性欲的另一种表达
“如果不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伯格曼的个人生活，他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混蛋”，梅雪风说。
年幼时期的伯格曼体弱多病，曾被医生诊断“会死于营养不良”，后来在外婆的悉心照料下才躲过一劫。然而，这一切在妹妹出生后都变了，当父母宠爱的重心转移到妹妹身上。小伯格曼感觉自己的爱被夺走了，于是想和哥哥合谋把亲生妹妹掐死，结果没成功，而他和哥哥的关系也因此变差。
实际上，童年时代的阴影深深塑造着伯格曼的性格与人生哲学，也在他日后的创作与亲密关系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处在婚姻生活中的伯格曼无疑也是矛盾的，他想要爱，但他的自私又让他无法爱，梅雪风将其概括为“爱无能”。
伯格曼一生有过五段婚姻，而他本人还拍了《婚姻生活》来追索情感世界的冷酷真相与婚姻关系中的复杂性，这部影片后来也被改编成电视剧和舞台剧，近期由《婚姻生活》改编的舞台剧也将登陆鼓楼西剧场。
雷晓宇认为，从伯格曼的生命经验与作品来看，人在亲密关系中很多障碍的模式都是从原生家庭中继承而来的。与父母之间的相处模式往往都会被一五一十地复制进与伴侣的关系中。因此，“人与人的对立、人与欲望的对立，本质上其实都是人和自我的对立。”“而伯格曼的影片不只是在拍爱情和婚姻生活而已，在那层表象下面，他永远都在不断地探索更深层次的主题——亲密关系中一个人与另一个的关系与交流，一个人自我之间的张力”。
因此，在雷晓宇看来，当我们通过观看伯格曼来解读爱情与婚姻时，很难坠入一种肤浅或仅仅是言情的层面。即使我们鲜少能从中寻觅到温情脉脉的一面，但只有当灵魂的“小我”经过了他“噩梦般”的考验时，才有了转化和升华的机会，而这也是艺术里悲剧重要的净化作用。
谈及现代年轻人在爱情中的困难时，李蕾在现场分享了自己目睹的一次分手。当面对“你到底爱不爱我”这种终极问题时，她发现很少有男生能在这个问题上诚实地作答，这种勇气的缺乏在梅雪风看来也与我们文明的包装性相关：“我们的文明，本质上是对动物性的一种包装。”
伯格曼曾在他的一部电影中提出“爱是性欲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这种说法。对此，梅雪风认为，这句话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真相——爱和性之间的密切关系。然而，“在人类的文明中，我们总是倾向于预设一个完美形象来对我们的动物性进行包装，觉得爱是要超越性欲的，当这个假想的概念和真实的人性进行比较时，往往会非常沮丧。因此，每个词我们都赋予了它一种超越其本来面目的光环和意义，但这个意义却未必是真实的。我们必须要靠这个荒诞或不真实的意义才能生活，才能超越动物，成为一个人。”梅雪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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