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宁泽涛到张国伟 中国运动员“商业”之路该怎么走
资料图：张国伟在比赛中庆祝。中新社发 富田 摄
中新网客户端北京3月22日电（李赫）没人想到，当跳高运动员张国伟再次出现在人们话题中时，竟是因为违规参加商业活动被国家队处罚。随着不时见诸报端的罚单和争议风波，人们也不禁思考，运动员的“竞技”和“经济”是否能够平衡、又该如何平衡呢？
根据网络上流传的一份田管中心处罚决定，张国伟被核实在2月底和3月初先后两次编造理由私自外出参加商业活动，“严重违反了国家田径集训队管理规定，干扰了正常备战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因此，田径管理中心对张国伟进行了包括“给予开除、留队查看”等一系列处分。
网络流传的处罚决定。
不只张国伟，几年前，孙杨也曾遭受过外界的批评，认为他参与商业活动过多会影响训练质量。当时游泳中心并未明确表态，他也用成绩堵住了质疑者的嘴。当时孙杨曾侧面解释过，每次参加活动都会要求活动方提供条件，保证维持训练。
一位接近田径国家队的人士对记者说，出成绩和参加活动永远是一对矛盾，不可能平衡。“正常的综艺节目，一拍就是两到三天，一般田径运动员一周只有两天的休息时间，而且不是连在一起的，合在一起大概只有一天半的休息。所以说这基本上就是占用了训练时间。”
资料图：张国伟在训练中。中新社发 蒋振江 摄
除了商业活动与训练和成绩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摩擦发生在运动员与运动队的商业利益之间。
在张国伟重新走入人们视野前不久，曾经红极一时的泳坛偶像宁泽涛在26岁生日当天退役。除了一片惋惜，他与游泳队之间关于赞助商的纠纷，以及被游泳中心处罚的往事也被“重温”。
仅仅在过去一年，就有易建联拒绝穿着CBA赞助品牌装备而“扔鞋”、遭联盟禁赛；孙杨亚运会领奖台穿“私服”、遮挡领奖服商标受争议等等风波。明星运动员与所在运动队、运动集体的商业利益冲突，期待着得到更妥当的解决。
资料图：26岁的宁泽涛在生日当天宣布退役。中新社记者 李卿 摄
这样的冲突不只一次，也远远没到最后一次。然而在这背后，仅仅是利益的博弈吗？
一切还要从运动员的“升值”说起。在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李圣鑫看来，人们运动理念升级，加之体育商业化的发展、多媒体时代的来临，都使运动员的“身价”倍增。
而运动员的升值，一方面体现在市场号召力，另一方面，则是其商业价值的独立。“运动员的商业价值从以往依附于运动队、运动项目的形态中脱离出来，日渐独立。”李圣鑫这样分析。
他解释说，以前个体运动员必须要依托于所属群体它才能够提高价值。现在运动员“当然是跟集体有关系，但也有能力独立形成价值。”这意味着，从商业角度，运动员已经能够与其所属的运动队并列，甚至高出一筹。
如今不少冠军运动员都具有极高的人气和商业价值。胡耀杰 摄
这是体育商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下商业发展的规律。上海体育学院曹可强教授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多重利益主体。运动员随着其商业价值的抬高，也成长为一种利益主体。市场经济越来越成熟，每一个利益主体都会维护属于他的利益，而当运动员与运动队这两个利益主体的诉求不一致时，就会有冲突。”
对于这种诉求的不一致，李圣鑫教授做出了详细的解读：“运动队首先是以运动成绩为诉求的，而运动员在其商业价值提升的过程中，会有运动成绩之外的选择，当运动员的选择与运动队的诉求不一致时，必然会产生冲突。”
资料图：易建联也曾因为品牌问题发出抗议。图片来源：Osports全体育图片社
冲突的根源来自竞技体育传统培养模式，与商业化进程的不相适应。
“我们的运动员培养模式比较单一，大多运动员培养都是国家投资。国家为投资主体，运动员的价值开发必然以国家荣誉为核心。而在运动员形成商业价值以后，多方利益主体的渗入，对运动员发展前期单一投资主体的利益诉求形成冲击和挑战。”曹可强这样介绍到。
总结起来，这样的冲突实际上也可以看做是竞技体育领域进入变革期的一种磨合和阵痛。这种阵痛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存在。
职业体育商业化高如美国，也曾有过类似的碰撞。而让阵痛弱化最有效的，也是目前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双方面的协商与沟通。
资料图：迈克尔-乔丹与美国国家队之间也曾有过类似的烦恼。
迈克尔-乔丹在他的自传中提到梦一队的经历时曾说：“我们清楚奥运会比赛本身并不难打，但问题是我跟耐克的关系，和锐步对美国队的赞助关系该如何解决。因此我所能做的只是：为美国队披挂上阵，但又不能背叛和耐克的合同，在自己身上亮出锐步的形象。”
后来发生的一切人们耳熟能详，篮球之神身披国旗登上最高领奖台，国旗覆盖位置的巧妙，各方心照不宣。相信孙杨后来的做法也是对前者的借鉴。
在国内，值得一提的当属网管中心当年对“四朵金花”开放的单飞政策——李娜、郑洁、彭帅和晏紫成为划时代的标志。她们脱离了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获得自由计划自己的网球职业的权利：可以自己制订时间表，选择教练和后援团队，当然也自己选择商业开发。
资料图：以李娜为代表的“四朵金花”，鲜有的，通过协调让步走上双赢之路的运动员。中新社记者 张畅 摄
这是传统培养体系和管理模式向职业体育的让步。相应的，四朵金花也需要将一年的赛事按周期上报，同时将奖金收益的8%-12%上交给中国网球协会。
然而话虽如此，要多方利益达成妥协并不容易，其原因，李圣鑫总结为“不可衡量”四个字：“培养一个运动员所投入的成本，以及其以后所能获得的商业价值与收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也叫做不可衡量。”
也正是这种不可衡量之下的难以协调，让碰撞与冲突不断显露。而这样的阵痛，也必将倒逼变革的发生。
资料图：孙杨用国旗遮住了国家队领奖服的品牌logo。中新社记者 杜洋 摄
一方面，这种阵痛在刺激着竞技体育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商业化进程也将会引起一些市场较好的运动项目中，运动员培养方式的多元化变革。
“短期内可能不会有太大变化”，李圣鑫说，“但总体看未来的趋势就是市场的介入，家庭个人的投入肯定慢慢变成主流。”
然而两位专家都在采访中表示：“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触及多方利益，所以一般学者不太愿意做这个事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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