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逝世享年94岁
金庸逝世享年94岁
据新华社报道，2018年10月30日，经金庸身边工作人员确认，94岁的金庸于当日在香港去世。
金庸，原名查良镛，他被写进对联的十四部武侠小说早已成为经典，有华人的地方无人不知郭靖乔峰。除了文学家的头衔，他还是香港报业《明报》的创刊人、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香港富豪榜排第64的企业家。
半个多世纪来，无论文学界、史学界、报刊界对他做何评价，其武侠神坛的地位未曾动摇半分。他总是一副文质彬彬的书生模样。衬衫扣子系到最上面的一颗，领带扎紧顶到喉结，标准的国字脸上架一副细框眼镜。他用一支笔，创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江湖。
和笔下的风起云涌相比，他终其一生都没书写过自己。他眼中的自传只有两种：一种全是谎话，一种实话实说。金庸曾回应媒体：“把自己做过的事情都告诉别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现在，斯人已逝，因其对整个华语圈的巨大影响，我们有必要对他的“事情”进行了解，以悼念。
一事能狂便少年
要成就伟大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
他此生唯一一次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上吃酒席，是在一次葬礼上。
两个穿白袍的男仆在旁斟酒盛饭。那时他才九岁，不会喝酒，只做样子假装喝半口酒，男仆马上把酒杯斟满。他不好意思多吃菜肴，只做做样子就告辞。回家的路上，他沿着河道乘着舅舅家的大船离开，船夫和男仆相伴左右。
那是1932年的初冬，去世的是舅舅徐申如的儿子、大诗人徐志摩，他在散文集里记录的这一幕发生在金庸的出生地——杭州城边的海宁袁花镇。一叶扁舟从采莲深处漂来，雾气弥漫，伴随丝竹箫管之声。船上的人衣着不华丽但雅致，多半还有一个大神级别的亲戚。这是金庸小说里很多人物出场的画面，也是作者身世的投影。
动荡的乱世里，家乡海宁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使他平静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读书的嗜好伴随金庸走过了一生。
公开讲话时，他措辞委婉面面俱到，对世人给予的盛誉总说“不敢当不敢当”。评点他人时，他也客套地说“某某先生的作品也是不错的”。即便李敖骂他“伪善”，他也不太理会，只说：“批评我没有学问，那我是认可的。”
研读金庸多年的知名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将此类行为总结为“习惯性谦抑”。他觉得老爷子的内心里“其实觉得自己写得特好”。这个评价并不是毫无来由，金庸骨子里的桀骜早在年少时已有踪可循。
1941年9月，还在读高中的金庸在浙江《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他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教训，末了训育主任说：“你真是狂得可以！”他在文章里写道，“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文章的题目就叫《一事能狂便少年》，提到的这位友人不知是真有其人，还是他改编了自己的经历。因为一年多前，他本人刚刚因为在高中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训导主任的文章而遭到开除，不得不换到另一所高中。
副刊时任主编陈向平想把文章发在头条，并乘出差之便来看了这个署名为“查理”的作者。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个高二学生，虽然瘦骨嶙峋，却“颇有学者风度”。
“查理”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毕业后，他考到重庆一所大学念外交系，但由于大胆直言再次被开除。他曾在鲁豫的访谈里提到：“我的性格自由散漫，当外交官纪律比普通人要严得多，有外交部的朋友跟我说，你这个个性，明天进来后就被开除了。”
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
“金庸”出世仗剑走香江
用小说记录人间苦难，讽喻时局之殇
1955年是32岁的查良镛进入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第七年。一天，副刊《新晚报》的时任主编罗孚找他，说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小查，只有你顶上了。”
作为梁羽生的粉丝，每期小说他都看，可自己从未写过。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一个老工友上门，到他家里等稿子，并催他当夜九点无论如何要写出一千字，否则第二天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他看着老工友，来了灵感，就从塞外古道上一个老者写起：“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
这就是小说《书剑恩仇录》的开头，也是金庸武侠神话的开始。故事里，故乡的海宁潮如万马奔腾滚滚而来，风度翩翩的陈家洛让人仿佛看见了徐志摩，而陈母“徐惠禄”的名字和金庸母亲“徐禄”只差一字，乾隆扑朔迷离的身世也来自幼时乡亲七嘴八舌的传说。署名时，他把名字最后的一个“镛”字一分为二，写上：金庸。自此，金庸横空出世。
两年后，他笔下诞生了另一个人物——郭靖。在六神磊磊的想象里，金庸写作时多半是一副仪式感十足的画面：“坐姿端凝，一尺一拳，字为正楷，笔用中锋，小说写得正大严整，情节按部就班，人物黑白分明。”
倘若第一本小说属无心插柳，郭靖则是金庸精心塑造的人物。“那个时期的金庸，很像郭靖。”六神磊磊写道：“郭靖的使命，是要为金庸的神国开疆拓土，做新武侠小说的第一个全民英雄。”
金庸笔下的他，自取名“靖康”之日起，个人命运就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他总是表情庄严，背起家国天下，危难时要说几句响当当的话。
金庸出生的年代，军阀混战连绵不断。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烽火烧到嘉兴中学平静的书桌前。一年后，家乡海宁的长街闹市满目焦土，昔日繁华的江南小镇只剩寥寥可数的破旧房子，天仙府塘河上漂浮着无人收拾的尸体。查家的大量房产在这场战火中化为灰烬，一个历经六百年绵延不绝的书香门第就此中落。1938年前后，14岁的金庸随学校走上南下流亡之路。路上，校长张印通随身带着小黑板，走到安全的地方稻草一铺，就给他们上课。有教师想解散学生自谋生路时，张印通召集全体师生讲话：“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在他的小说里，他也把对死于战争的母亲和弟弟的思念写进去：
“柯镇恶回到嘉兴铁枪庙，仿佛又看见了惨遭杀害的兄弟姐妹儿时的模样。”
十四部小说里，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易代之际，他将笔触投向了风起云涌的时局带给人间的苦难。晚年回看，金庸说，写郭靖时对文学还了解不深，是对理想人格的一种塑造。对“大侠”二字的定义和理解，他觉得在《神雕侠侣》里已写得很明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是不为自己利益而去帮助别人，牺牲自己的部分越多，就越困难，这个‘侠’字就越大了。”
1959年，他离开《大公报》，和昔日同学沈宝新一起创办了《明报》。他回忆初创时压力很大，每天一睁眼，就欠两千字的稿子，小说和社论各占一半。“我的写稿速度是很慢的。一字一句都斟酌，所以一千多字的稿，往往是改了又改，起码花两个钟头。”人们如痴如醉追看的小说，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副业”。他的主业是办报纸。
三十三年间，金庸亲笔撰写了社评七千多篇。上世纪六十年代政治动荡，主打武侠小说的《明报》严肃起来，金庸在社评中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不再提“美丽、活泼”。他持续在公众面前发声，有人甚至放话：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潮终于蔓延到香港。就在那一年，金庸笔下诞生了一个新的英雄——令狐冲。
六神磊磊觉得，《射雕》里的人物，基本上严格分为正反两派——正派以洪七为首，代表爱和正义，反派以西毒为首，代表恶与贪婪，双方往来厮杀。而十年后的《笑傲江湖》，“那些概念、边界，都被金庸像顽童一样搅浑了。”
写下这本“政治寓言”时，金庸已过不惑之年。借风清扬之口，他说出“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狗臭屁！”借任盈盈之口，他写出对被心中权力欲驱策之人的同情：“一个人武功越练越高，在武林中名气越来越大，往往性子会变。他自己并不知道。东方叔叔是这样，我担心爹爹，说不定也是这样。”
六神磊磊说，如果金庸只写到《射雕》为止，那么对他的历史地位很好定评：最好的畅销小说作家。“但是有了《笑傲》，你问我怎么评价金庸，我只能讲：要交给时间。”
问世间情为何物
书中直教人生死相许，现实好难
《明报》初创时，每天晚上约十点到十一点，排字房副领班翁荣芝来敲门，大喊“你的‘肠粉’搞掂未？”这时，金庸才开始下笔，写社评。稿件到排字房被剪成一小段一小段，就像剪肠粉。
这是金庸最艰苦的三年。报纸每天发行不到六千份，报社也经常发不出工资。一位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两个人喝。”这个“查太”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离开编辑部时，通常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从中环到尖沙咀的“天星小轮”渡船早已停航，只好乘另一种“电船仔”，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香港大学毕业的朱玫比金庸小11岁，是《明报》创刊初期唯一的记者，像黄蓉辅佐郭靖一样，一直给予丈夫事业的支持。之后，她生下四个孩子，陪伴金庸走过20年的婚姻。女作家三毛曾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作家马伯庸觉得最微妙、最隐晦同时也最让人感叹的，莫过于灭绝师太告诉张无忌，她的师父、郭襄的徒儿叫做风陵师太。风陵渡口，正是郭襄与杨过初见的地方。在六神磊磊的解读中，郭襄看破风陵渡，从十六岁到四十岁，用了二十四年。而张三丰放下铁罗汉，却用了一百年。他写道：
“呀”的一声，竹门推开，张三丰缓步而出。当年那个青涩少年，如今已经须眉俱白。此刻，世间多了一套崭新的武功，叫做“太极拳”。
“步入小院后，张三丰做了一件事：从身边摸出一对铁罗汉来，交给了徒弟俞岱岩。终于，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放下了它。此刻，他的语气平淡而又温柔：这对铁罗汉，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侠赠送与我的。你日后送还少林传人。”
大概，没有人看到这样的情愫不感动。金庸曾在采访中谈到，理想中的爱情，应该是一生只爱一人，如李莫愁惊天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可面对真实的人生经历，他只说出四个字：但都好难。
1976年，金庸和朱玫离婚。之后，他和第三任妻子林乐怡结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朱玫，不喜谈及私事的金庸，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她的愧疚。除夫妻之情的遗憾之外，这份愧疚里，还有两人大儿子查传侠的因素。
四个孩子中，他和查传侠相处最多，也最喜欢他。面对央视镜头，他提起这场四十多年前的悲剧，仍无法原谅自己。“如果那时我多问他一些，多关心他一些，不致如此。”1976年，得知儿子在美国留学期间自杀身亡后，金庸在《倚天屠龙记》的后记里写道：
“这部书情感的重点是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武当七侠兄弟般的感情，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无忌父子般的挚爱。然而，张三丰见到张翠山自刎时的悲痛，谢逊听到张无忌死讯时的伤心，书中写得太肤浅了，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
这是他人生最绝望最伤心的一刻。
1992年2月，《明报》准备转移股权。在众多人选中，他选择了出价不是最高的于品海。除了继承报业和商业因素之外，他也在公开场合承认，33岁的于品海，眉宇间确有几分神似查传侠，“潜意识里觉得他亲近吧”。
他多次说，《明报》是他毕生的事业和荣誉，是他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如果和于先生年纪一样大，我绝对不会退下，给我十倍价钱也不会出售股权。”
翻看旧照片时，看到有些旧同事已经去世，他动情掉泪。六七岁时，他看着在花间双双飞舞的蝴蝶，听家人讲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第一次知道世间有哀伤和不幸。
九十年过去了，面对感情，他终难给出答案。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做不到财产名利全不要
晚年的金庸，人生的切肤之痛逐渐远去。
《明报》卖掉之后的25年，他跟时代之间已没有多少互动。即便是乘飞机在两岸三地跑来跑去，出席各种“论剑”的学术活动与讲座，也不可避免地被指责“呈现大众看明星的娱乐化倾向，失去学术交流的本来意义”。
进入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担任院长一事，被学者诟病。退休的浙大历史系教授何忠礼对媒体说，当初浙大给金庸评博士生导师资格的时候，他曾参加过由历史系老师组成的基层评议。“别人都是三本著作和若干论文厚厚一叠材料，只有金庸是一张空白表格，上面写着‘查良镛’三个字。”
有不少人觉得，晚年的金庸孜孜不倦地四处奔走是追求声名，其中包括杭州作家傅国涌。他是《金庸传》的作者，尽管这本书金庸自己不承认，“这个人我不认识，也没采访过我。”
这本传记是傅国涌查询整理了几乎所有与金庸有关的记录后，编写而成。他随金庸的足迹，走在香港的英皇道651号明报大厦旧址，徘徊良久，叮叮当当的电车恍然就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样子。“他的一个问题是，太希望以历史学者的身份被人们记住，其实就凭他的14部小说，他已经足够不朽了。”傅国涌说。
有人曾经问他，人生应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他在江湖中的过瘾，到现实中难以做到知行合一，但金庸仍不失坦诚。“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他提过，当初来香港时两手空空，和太太（杜冶芬）离婚后无牵无挂，“如果办不好报纸，大不了两手空空再回去，重新来过。”那份潇洒犹在。茶余饭后，佛经和书桌成为他的精神慰藉。
有消息传他去世的时候，他正在剑桥上学，金庸又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不再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背着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他还说：“我姓查，笔名金庸，我要自己把握住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
他的小说80年代传到内地，影响了不止一代人。和他初读武侠小说时一样年纪的小读者，如今也已近不惑之年。尝过人生甘苦后，他们依然记得，光明左使杨逍怀念亡妻时，喃喃念着女儿的名字，“不悔，不悔”。
如果在他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他说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
生死乃世间常事。金庸大侠，就此别过。
（本文部分内容整理自傅国涌所著《金庸传》、六神磊磊公众号、南方日报、渤海早报、央视《艺术人生》）（文/新京报记者 陶若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