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与报人，是金庸/查良镛一身多栖的角色里最显著、也互为缠绕的两面。先有报人查良镛，再有新派武侠大师金庸。托金庸武侠小说开辟天地，才有后来报馆老板查良镛立足香江，扬名两岸三地。不过儒侠作家盛名之大、流传之广，盖过了叱咤当年的报人业绩。后人知金庸而不晓查良镛的，确有不少。然而他白手起家《明报》，与为之写作政论、杂文及散文，确是给香港报业史存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查良镛自始便是报人。从杭州的《东南日报》做记者，由《大公报》的沪馆，再赴港馆。五十年代受命主编罗孚，在《新晚报》连载武侠故事《书剑恩仇录》，于是笔名“金庸”横空出世，一炮而红。 所谓“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于1959年自立门户创办《明报》，在自家天地耕耘小说，开写《神雕侠侣》。左手武侠，右手社论，开辟报业江湖，不单大展“文人论政”的抱负，也凭生意头脑的灵光而赚得满钵。《明报》初创资本仅10万元港币；1991年股票上市时，市值已达8亿7千万，金庸独占六成。这番奇趣经历，在香港新闻史的知识范畴里占据一席之地，也在《我的老板金庸》、《金庸与明报传奇》等大众读物中详尽记载。
金庸成功办报的秘诀
“凡有华人处，皆读金庸”的武侠时代正在远去，传统报业的辉煌年岁也在新媒体的冲刷下历经危机。泥沙俱下的网络新媒体的时代，金庸的办报招式却未必过时。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不过金庸成功办报的秘诀又不止如此。他早年写给《明报》副刊主任丘鸿安的字条，透露自己办报的“五字真言”和“二十四字诀”。字条如今也成古董，在金庸馆的玻璃展柜里公诸于世：
“五字真言”即“短、趣、近、物、图”：
短：文字应短，简洁，不宜引经据典，不尚咬文嚼字。
趣：新奇有趣，轻松活泼。
近：时间之近，接近新闻，三十年前亦可用，三十年后亦可用者不欢迎。空间之近，地域上接近香港，文化上接近中国读者。
物：即言之有物，讲述一段故事，一件事务，令人读之有所得。大得小得，均无不可；一无所得，未免差劲。
图：图片、照片、漫画，均图片也；文字生动，有戏剧舞台感，亦广义之图。
至于“二十四字诀”，则是：
新奇有趣首选，事实胜于雄辩，不喜长嘘短叹，自吹吹人投篮。
一份报纸要同时吸引知识分子与打工仔，少不了新奇有趣，而言之有物的要诀，即“事实胜于雄辩者，并非不用议论文字，而是夹叙夹议者较受欢迎。最劣之文字是自我吹嘘，无原则地利用本报做广告，其次则为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或伤小猫之死，或叹写稿之苦。”
报业依托小市民文化而鼎盛的年代，各间报馆港闻和国际电讯相去无几，副刊便是一张报纸的灵魂。金庸重视副刊、对作者要求甚高是上下皆知，一旦专栏文章不达要求，即刻出声要求改善。他对报刊稿件的严苛编辑与大幅修改远近闻名，《明报》副刊的优良也正来自于此。于是，尽管金老板开出较低稿酬却仍有有好稿不断，培养了林燕妮、黄沾、王亭之、倪匡等一众知名专栏作家。
而关于低稿酬，也有诸多轶事。《明报》给专栏作者的稿费不高，然而由于口碑上佳，在《明报》有专栏差不多是香港文化人地位的一个象征。由于金庸德高望重，所以谁都开不了口跟他要求加稿费。
金庸火眼金睛的校稿招式，经他制度化为细读修订稿件的报社机制。于是《明报》的稿件QC制度在香港开创先河，引领各大报也成立起报纸检查小组，成员甚至多有总编辑一级的重量级人物。这算是传统报人查良镛留给日后香港媒体人的制度遗产了。
公平与善良：报人金庸的公共情怀
作为报人的金庸，也体现了他的公共情怀，这从《明报》发刊词中就可见一斑：维护“公平与善良”。
事实上，公共情怀本事便是《明报》从一个惨淡经营的报纸崛起的重要因素。在《明报》的发展历程中，有一个事件尤其值得一提。1962年是《明报》的一个转折点。当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香港，史称“五月人潮”事件。《明报》在金庸的指示下打破对此问题不予报道的立场，倾力倾情报道，借评论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明报》也从过去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转变为一份纵论两岸时事的报章，深受知识分子的欢迎。
1964年，《明报》已具备中型报纸的规模，在香港报界建立起独特的风格，尤其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心目中地位甚高。身兼《明报》社长、总编辑、主笔的查良镛，也成为一个有一定地位的报人和较高知名度的社评家，并开始活跃于海内外传媒界。
新闻传媒人王世瑜在谈及《明报》的成功时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1960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在“黄色新闻”和贩卖“三S”盛行的香港，仅有的数份报纸中，只有《明报》走持平、踏实的路线，以客观和忠实的态度作为办报原则。
左手武侠，右手社论的快笔作者
金大侠生平，经媒体及读者拥趸演绎作相当精彩的传奇，不过，这位国字脸、话不多的斯文书生与报业达人），首先是一位快笔的作者。
赶稿与催稿，往往是作者与编辑的惨状一种，快笔的金庸也不例外。《书剑恩仇录》最初作急就章连载时，小说开首有一白须老者，原型便是被派到金庸家中催稿的年迈同事。不过，这则趣事所衍生的人物在修订版《金庸作品集》中已被删除。
1959年到1962年，在《明报》筚路蓝缕的三年创业期，金庸常常同时连载两部作品，又亲任社论主笔，堪称‘写稿机器’。下午写小说，沉浸在武侠江湖的刀光剑影里；晚上回归现实世界，执笔社论（一说上午写社论），马不停蹄。
“六七”期间，金庸在新加坡写《笑傲江湖》，两点一线地往来于《新明日报》报社与酒店居所。每天下午两时多，金庸向报社沙发一坐，翻看报纸，然后坐到总编辑的位置，落笔小说。
没有仓颉速成输入法或是手写板，一张原稿纸平放在桌面。抽烟一根，构思，动笔。报纸小说版的编辑守候于旁（起因是总编辑担心小说内容提前泄露），排字房的同事则在门口等候。写好第一张纸，交由排字房同事，即刻发排列印，写好第二张纸，又立即交付。每天填满三张原稿纸，1200字左右。“写完就停，没有多写，没有提早写，都是当场写，写完也不会重看”，新加坡资深报人杜南发如是回忆。金庸收笔后，原稿几乎不再改动，字数精准，思想缜密。
报人金庸是振笔疾书，胸有成竹；编辑金庸却是看了又看，改而又改。修订内容之外，更加字斟句酌，比如“汗毛”改为 “寒毛”，“剑拔弩张”改为“箭拔弩张”。题外话，便是他做《金庸作品集》校对时，竟有紧急召回即送印厂的文稿而再求斟酌。近年红过一阵的日本电影《编舟记》（2013）和电视剧《校对女王》（2016），怀念的便是金庸式的编辑，早年那种一丝不苟的匠人心思与全心较真的文字功力。
在金庸馆看增删批阅的手稿，想象一种午后快意江湖、入夜激扬社论的报人日常。一人伏案，快笔疾书，文不加点。方格子里字迹旁逸斜出，笔走龙蛇的急迫，成就了此后都市幽魂常想常念的雪山与大漠，中原及域外，黑木崖或绝情谷。
字房有一按铃，提示新稿的到来。随后是付梓印刷，等待墨香浮上纸面。传统报人的写作，最懂节制而少废话，一字字至最终密密麻麻填满着豆腐块大的报纸版面。（新京报记者：董牧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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