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头条新闻讯 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接近尾声,每天从早到晚奔忙于各个影厅、论坛、工作团队之间的贾樟柯[微博],终于有时间坐下来跟媒体做一次交流了。他回答了媒体最为关心的几大问题,其中包括:
对本届影展的回顾总结,作为创始人的贾樟柯对这届影展是否满意;
平遥影展的总体收支情况——作为一个公司化运营的艺术影展,靠自己是否能实现收支平衡,未来如何持续运转下去;
贾樟柯个人如何在导演、监制、老板、人大代表等多个身份之间转换,这么多身份,他是如何支配时间的?
他也谈到对一些热门话题,比如《江湖儿女》票房不及商业片,范冰冰[微博]欠税被罚,电影产业资本动荡等问题的独到见解。他表示,希望电影工作者能够自律的同时,国家也能继续保持文化扶持政策,重视人才和创造力。“充沛的表达欲望会克服困难,去年中国拍了800部电影,产能过剩,如果能借助这个契机回归正轨也是好事。”
记者:今年是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了,可否请您谈一谈,创办这个影展的初衷?
贾樟柯:过去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落差,当我作为导演有机会去各个城市、电影展的时候,我会接触到非常多元化的电影世界,电影种类非常丰富。但在我自己的工作环境里,大众对电影的认知、能接触的电影,还是集中在好莱坞电影,或者类似好莱坞的影片,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我希望能创办一个电影展,能让中国观众看到,世界其实是非常多元化的。
我本人也是商业电影爱好者,我并不反对商业电影,但在这个之外,还有许多更多元的电影。在网络时代,网络上存在的电影是很多元的,但它们缺少推荐和聚焦,资源都在那,但是没有一个转化,这些多元化的电影没能引起足够的关注和兴趣。
我们这个电影展,希望能聚焦亚洲、南美洲、非洲这样一些中国观众不熟悉的区域。大家也看到了,也有来自法国、比利时的电影,只要是本年度优秀的电影,我们希望都能邀请到。这并不是政治概念,但是非西方电影是我们想着重介绍的电影。另外也跟中国电影现状有关,去年中国生产了800多部影片,三分之二是年轻导演作品,其实里面很多作品都很有才华,都是青年导演的第一二部影片,我希望有一个来自中国本地的策展能让世界了解这些中国的年轻电影人。
今年马主席团队看了1200多部电影,其中有一百部都是华语电影。
我们希望提供给世界观众一个安静的、电影气氛浓厚的影展,我们致力于让电影工作者和媒体、影迷观众一个近距离接触交流的氛围。去年到今年,我觉得我们基本做到了。
记者:影展第二年比第一年有哪些提升?
贾樟柯:今年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是,我们所有影片在中国电影产业界、评论界都产生了很多影响。今年到访平遥的产业界人士非常多,很多都在平遥找到了合作伙伴和发行商。
另外的是,我们所有参展影片获得了中国媒体的大量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些电影的消息,这些导演的想法,确实需要通过媒体来传达给大众,今年我们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年我们的国际媒体到达率很高,有非常资深的国际影评人、记者来,谢谢这些国际媒体的努力,能让平遥的声音传播出去。
我希望这个影展能继续保持这个规模,明年的展映影片数不会太大增加,55部影片是一个合适的负载量,我们希望在目前的水平上进行全面提升。明年马可·穆勒主席希望能在各方面提升我们的质量和水平。
今年我们还增加了一个院校日,有来自7所院校、教育机构来到这里做交流,明年我们希望能有国际电影学院加入进来。学术交流和电影教育是平遥影展成立之初,我们就希望能做好的事情。
记者:今年平遥影展的商业赞助商更多了,这是否意味着对影展的认可?您去年曾说想坐下来看看电影却没有时间,今年团队的工作强度怎样?
贾樟柯:我觉得我明年应该可以坐下来看电影了(笑)。
中国的电影节历史比较短,最早的上海电影节举办了20多年,中国非常需要培养策展人,马可·穆勒一直在培养中国的策展人。今年我们有新加入的年轻策展人吴觉人,他做得非常好。我相信今后还可以培养更多的策展人,那时候我就可以去看电影了。
说到商业合作,先介绍一下平遥影展的运作模式:平遥国际电影展是一个创新的模式,我们是一个依靠市场运营的电影展。我们首先得到了政府支持,会有一个三年扶持,三年扶持是递减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自商业合作,到今年占到了总体的五分之四。今年比较去年,我们增加了非常多的合作伙伴。去年主要是陌陌和广汽传祺,今年大赞助商增加了汾酒,包括可口可乐的很多赞助商也都加入了进来。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让平遥影展在市场的活水里良性地运作下去。
记者:平遥影展的收支情况如何?
贾樟柯:我们到今年办展的经费应该可以从市场找到五分之四,这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增长。具体数字还得等到展映结束。
到第二届我们已经做到了收支平衡。我相信到第四届的时候,完全依靠市场完成资金的筹措,我相信是不成问题的。
记者:您从艺术导演到人大代表,怎样看待这中间的身份转换?您会一直把自己定义为中国基层导演吗?
贾樟柯:这几年我做的所有事情,有一个关键词是电影,另一个是山西,都是围绕它们的。除了做导演之外,中国电影还有一些需要改变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十年前我开始做电影制片人,监制了很多部年轻导演的作品,都是处女作或第二部作品。因为我自己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没有资源,没有经验,想获得投资人的信任非常难,所以我希望能帮到他们,在导演之余我开始转向一个制片人。后来发现很多年轻导演从短片开始就表现出他们的才华,但在中国很长时间是没有播映平台的,就创办了一个播映平台,每周会有一部来自全球的短片在中国进行首映。我并不是对创办新媒体感兴趣,我是对用新媒体介绍短片感兴趣。我们很骄傲的是,我们的所有影片都购买了版权,这是对年轻导演的尊重。
后来我又跟马克一起创办了平遥国际电影展,我觉得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困扰我的,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进行一些改变。今年又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是从山西被选举的,我很感谢山西父老乡亲的信任。人大代表要传达两种声音,人民有什么诉求,有什么愿望,另一个是代表电影行业,有什么急需改变。我非常牵挂山西的发展,我愿意接受这样一份工作,愿意做一个声音的传达者。
影展建立在千万级的人口是比较容易的,但我希望能通过平遥影展的举办确立一个事实,就是基层同样对文化存在着渴望。在我小时候,我也生活在平遥这样一个小城市。我相信现在还有很多这样的孩子在县城,在山西,我希望能让大家相信,文化资源是需要流动的。在财力物力人力有限的时代里,要让文化资源能向小城市流动起来,而平遥影展每天都能迎来非常多的观众。
记者:做艺术是需要孤独的,但在这个情况下,您又做监制,又做老板,工作的重点究竟在哪?您认为自己是一个单纯的导演,还是产业的推动者?
贾樟柯:杜琪峰一句话让我感同身受,他说你选择电影工作,你就把生活全部交给了电影,没有上班下班,24小时都在为电影工作。能具体做到这些事,对我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交给团队去处理,你对团队有多大信任,团队就会返给你多少时间。
比如我们的柯首映已经上线三年时间,我自己已经一年半没去过他们的办公室了,他们已经运作得非常好。马可·穆勒是电影展的专家,比我更了解影展,包括梁佳燕、万家欢和他们的团队。我在影展前一周才抵达平遥,真正的影展工作都是他们来做的。对我来说,平遥影展也就是三周的时间。
从个人时间管理上来说,我应该已经有将近20年没有去迪斯科,将近20年没有去过卡拉OK了,这两个地方我过去都很喜欢。只要你不去玩,用在电影上,其实蛮多时间的。
我觉得更关键的是效率,我特别感谢我做所有事情的合作者,因为我们没有太多的沟通时间。比如陌陌,他们是我们的创意合作伙伴,给了我最大的支持。我谈定陌陌的合作,只打了一分钟的电话。大家很容易辨识一个事情有没有意义,有没有价值,有同样价值观的人在一起合作,就是可以提升效率,减少很多不必要的时间付出。我享受和朋友在一起做事情的轻松效率。
我们的电影宫前几天获得了中国建筑最高奖,前期沟通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在一张餐巾纸上画出我们的电影宫需要什么功能,画好之后,他们就干得很好。因为他是我最相信的设计师,最有才华的设计师。
记者:目前《江湖儿女》还在上映,但票房不及很多普通的商业片,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贾樟柯:考虑中国的问题,一定要从人口去考虑。江湖儿女我们发行到现在,还在上映,到目前为止有250万观众入场,在中国这不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但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怎么样建立电影跟观众相遇的机会,那就考虑怎么样去让影院系统更加合理,一系列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有很多困难。始终观众是最重要的,慢慢来,已经有改变、有起色了,希望这种改变再快一点。
在诸多要解决的问题里,艺术电影不应该只是中国的,还包括全世界的优秀的艺术电影。希望能逐渐增加合拍,让更多电影被允许在中国公映,这会很大程度上帮助中国电影的发展。
记者:您确定下一部新片的拍摄计划了吗?
贾樟柯:电影是丰富的,一个导演有多种选择的机会,并不一定只拍一种类型的电影。我拍了二十年电影,对我来说始终是拍当下最想表达的,这就够了。
我并不会规划下一部我会拍什么,因为下一部对我来说总是神秘的,在想创作的那一刻出现的是什么,我就会去拍什么。就像创作一首诗,在这首诗出现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文字,我一直享受这种非工业化的创作方式。
记者:如何看待范冰冰事件对中国电影产业的影响?
贾樟柯:中国电影从2003年开始步入产业化,还很年轻。可能对于中国电影工业来说,到了一个需要更加专业化、更加严谨的年代,电影工作者也要更加自律。这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也是一个发展的转折。在过去十几年间,为了帮助中国电影工业发展,很多地方出台了很多税收优惠政策。中国电影还是一个小孩子,希望还能继续保持这种文化政策上的支持。另外一方面,也希望电影人的努力能够被大家看到。
记者:最近电影行业出现一些资本动荡,您怎样看待产业前景?
贾樟柯:最近发生了很多金融事件,电影行业有它的特殊性,确实需要金融资本,但行业的推动力还是创作者。希望能更加重视电影工作者的创造力,不管什么样的外部条件下,电影都会存在,充沛的表达欲望会克服这些困难。产业的进一步发展还有待观察,去年中国拍了800部影片,产能过剩,如果能借这个契机回归正轨,也是一件好的事情。
(何小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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