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十年（1936年）的迎神活动。传统旧历年，从 12月 16日的尾牙、送神、除夕、新年、回娘家、接神、拜天公，整个正月都在节庆中。数据源│台湾大学图书馆藏
昭和 10年（1936年）二高女（今台南女中）的新年会，学校是日本政府规训同化的重点场域，透过各种活动、仪式让学生接受「新历年」。图片来源│台南女中百年老照片
1914年开园的圆山动物园，在日治时代是新潮的现代化景点，也是新春热门出游地，许多父母会在新年假期带小孩动物园玩。图为 1920年代，二高女学生到动物园校外旅游。图片来源│台南女中百年老照片
据《研之有物》撰文：YICHEN WANG编译：林洵安）：「新年」是一整年最重要的节庆。从清末至今，台湾历经不同政权，从一个年演变成两个新年，新旧文化交错嫁接地存在。在日治政权压力下，选择迎新历年或旧历年，也成为当时台湾人的难题与文化抵抗策略。研之有物专访中研院台湾历史所研究员林玉茹，以 4名台湾仕绅为本，从他们的日记一起来回顾，过去的台湾人都过哪个年？又是怎么过年？
清末到日治，一个年变两个年
「5、4、3、2、1，新年快乐！」跨年倒数，陪伴许多人迎接新的一年；紧接着，充满「年味」的围炉、压岁钱在农历新年登场──现在的我们已经很习惯过上「两个年」。但一百年前的台湾也是这样吗？台湾人何时开始过起现代新年呢？
「日治时期」是转变的关键。清末到日治时期，台湾人从传统旧历年，逐渐转变为两度迎年。林玉茹大致分成四个阶段：旧历元旦的延续与变容（1890-1918）、新历元旦的引入与竞争（1896-1918）、两度迎年：规训与不完全同化（1919-1936）、皇民化的抑制：旧历新年的抵抗和隐形（1937-1945）。
过去的台湾人如何过新年？先让我们看看以下场景：
1911年，住在台中丰原的张丽俊，除夕夜凌晨3点起床，点烛焚香、恭神敬祖，此时的街头「爆竹一声除旧岁，桃符万户更新年」。 9点他带孩子烧纸钱，午后往慈济宫、广和宫进香，玩梨园，傍晚赴晚宴。
从张丽俊的日记可以看到，家户热热闹闹欢庆传统新年，以各种传统仪式迎年，这也是清末以来多数台湾人的新年生活。
日治时代，新历年首度进入台湾
时间回到 1895年，日本统治台湾后，象征现代化的公历被引入。 1909年，日本政府正式废除太阴历；但为了怀柔治台，仍允许台湾人过旧历年，从学校及政府机关渐进推动新历年。
居住在新竹的黄旺成，先后担任公学校老师、西席教师（家庭教师）。从他的日记《黄旺成先生日记》，虽然他仍过旧历年，但学校作为废旧历的重点场域，多少影响了这些学童家庭。例如，1912年除夕，由于废旧历，黄旺成必须到公学校上课，结果学生人数过少而停课。来年初一到初三，学校规定上半天课，来的学生还是不多。一直到 1916年，除夕当天包含校长演讲、训话共上了三小时，显示学校循序渐进地打压旧历年。
然而，常民文化并不容易被撼动。担任保正（类似今日的村里长）的张丽俊，接受的是传统汉学教育。因为保正身分，张丽俊在 1907年时曾参加官方新年活动，他描述现场觥筹交错、杯盘狼藉，因为日人习惯在春酒宴喝得烂醉。当时，仅少数与官方相关的台湾人会参加新年贺庆，返家后也不过节。
从他的日记《水竹居主人日记》，他始终使用农历为主，也一直维持过旧历年。这也是 1918年以前台湾人的节庆习惯，多数人一如往常过着旧历元旦，日本引入的新历年并未普及。
日治时期台人过新历年：春酒、出游、名片交换会
改历虽然被视为同化的第一步，但前期成效只让部分台湾人在元旦时挂上门松、国旗和稻草绳，「配合过新年」。实际上，多数人还是遵循旧历传统。张丽俊在 1916年时首度在新历年张贴春联，日记中却诚实写道：「只是聊应故事而已。」
直到 1910年代末期，气氛开始有了改变。 1919年，台湾总督田健治郎上任，改采内地延长主义、推行同化措施。城市里的商家在元旦歇业，中上阶级、知识分子逐渐过起新历年，参与日本带入的新年活动，夹杂新旧元素的新历年开始盛行于大城市。
例如，张丽俊、黄旺成频繁参加台湾人举办的春酒。 1930年时，就连台湾民族运动领袖林献堂，也经常出席类似尾牙的「忘年会」活动。其中，「名片交换会」规模不断扩大，从几百人变成千余人。后来还有许多妇女团体加入，甚至出现了女性名片交换会，显示职业妇女已然成形，女性的地位及意识渐渐抬头，就连新年活动也打破性别藩篱。
“新年出游，也在这个时期开始蔚为流行。”
林献堂的日记便反映了上层阶级的节庆生活，显示他如何从过一个年到两个年。作为全台知名人物、传统大家族、抗日份子，《灌园先生日记》林献堂家中到 1929年才庆贺新历年，子女会向父母行元旦祝贺礼，参与公学校的祝贺式。然而，拜祖先、围炉等传统祭仪依旧在旧历年进行，显示他的心中仍以旧历为重。
“1920年代以后，大城市里中上阶层的台湾人，普遍过起「两度迎年」的生活。”
贴春联、春酒、围炉、烧香拜佛等传统习俗，也同时混用在农历年与新历年。林玉茹认为，如果没有后续战争，妥协式的「两个新年」模式，也许会一直持续下去。
勤劳报国周，严禁旧历年！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随着战情规模扩大，局势有了变化。新任总督小林矶造以皇民化为治台方针，要将台湾人改造成「真正的日本人」。其中之一就是「废旧正」，严格禁止过旧历年，更在旧历新年实施「勤劳报国周」，要求劳工继续上班。
但在高压恫吓下，旧历年仍未消失。过年时的肉猪需求一向特别高，1938年报载彰化市宰杀了450头猪，虽比前一年减少，仍远高于平日的 50头，市民其实依旧偷偷地过年。基隆市街上虽不见娱乐活动，但私下赌博情况盛行。就连台北街头也涌现打扮时髦的男女，电影院人潮满座。
旧历年禁令非但无效，反而招来知识分子的抵抗。留日归国的医师吴新荣，在日记中写下：「在乡下生活的人岂能够轻易地忘却数千年来的习惯吗？」，他甚至批评殖民政府：「打破迷信、革新政策，本来一直是我们所赞成、主张的，但是我们对于这段期间所实行的强制手段和愚民政策无法认同。」
在警察与保甲严密监控下，废旧正还是达到了一定效果。日治末期，部分的城市青年逐渐只过新历年，不过旧历年了，而且一定得要参拜神社、去游乐园才像过新年，爆竹及春联也在农历年间消声匿迹。然而，许多台湾人自有隐形、地下化的对策。例如，吴新荣到友人家参加「旧历年末的小宴」，「在三楼的小阁楼，节制地过了两三小时」。林献堂一家直到日本战败，都还是在旧历除夕「如例」围炉祭祖，过着隐形年。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尤其是农村，虽因战时配给制度不得不过新历年，底层台湾人依旧以旧历年为主，只是将仪式隐形化。这也是为何战争一结束，百姓立刻欢天喜地过起旧历新年，新历年反而无人问津。
城市接受新历年，农村坚守农历年
日治时代，台湾人的节庆生活从一个年转变成两个年，新旧年在政权影响下竞争更趋白热化。旧历年从未完全消失，但新历年接受度则有地区、城乡、阶级、行业别的落差。
北部强调仪式的「内地化」，参拜神社、吃年糕、和日人一样喝屠苏酒团拜；南部则将旧历年风俗嫁接到新历，像是规定寺庙鸣钟击鼓，以让市民参拜。
北部城市里的商家随新历年休业，中上阶层、日本会社员工、教职员以及有学童的家庭，最早接受新历新年的生活作息。但乡村却是另一番风景，吴新荣写道，1935年的台南佳里，「在这草地过这正月，全然不出气分......休正的人大概是官吏、职员而已」。
升旗典礼、摸彩、岁末出清，都来自日本新年
在日本统治以前，台湾已有部分相似的新春习俗，例如贺正（在红纸写上名字）、走春、春酒。随着日本引入新历年，又带来了新的过年仪式，包含了神社岁时祭、岁末出清、摸彩。有些我们至今仍很眼熟，比如岁末出清、摸彩活动依然是百货商家年末主打，元旦升旗典礼、挂国旗也从日治时期保留至今。
其中，对民间最深远的影响为何？林玉茹认为是出游的习惯。当时因学校放假，父母会带孩子到公园、游乐园、动物园；各种同乡会、妇女会、同学会也趁着假期聚会。这个风气流传活跃至今，新年全家旅游、出国依然风行。
相较之下，立门松、挂草绳在台湾已不见踪影。林玉茹将消失的仪式解读为「不具有普遍意义与价值」，她说：「农村吃饱都有问题，哪里来的门松、年糕？不符合生活需求的仪式自然会消失。」
同样的例子也出现在清朝，当时台湾人会在除夕夜杀黑鸭祭神，剪纸虎涂上鸭血、猪血或生肉后烧掉，但晚清时期便不见记载。林玉茹认为，在没有政策禁止的状况下消失，代表与人们的生活习惯脱节。
「旧历年为什么可以保存？因为过个好年、家族团聚、祭祖等仪式意涵太重要了。『过好年』是为了让明年过得更好。」
天然抗日分子：农村只过「咱的年」
1945年日本战败后，台湾人很快重新过起旧历年，原因为何？林玉茹分析，一方面是战后中华民国政府强调「去日本化」，另外，强推的新历年文化也并未真正走入人民心中。
知识分子原本倾向支持更改新历，认为这是现代化的展现，可是日本采用高压政策，反而让不少人有意识地抵抗。但林玉茹意外发现，真正抵抗日本的中坚份子在「农村」！由于农、渔村按太阴历进行农耕、捕鱼，经济也难有余裕配合新历年仪式，这些底层庶民没有强烈的抗日意识，但秉持「照旧过日子」的态度，反而彰显出常民的文化固着性。
“农民称呼旧历年为「咱的年」，新历年是「日本人的年」。”
潜意识中强烈区隔不同。林玉茹直呼：「他们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政府奈何不了。」至于商人阶级虽较有资本，但传统结账日在年底，一时难以更改，因此商家也多习惯过旧历年。
百年后的今日，在全球化影响与商业活动的推波助澜，两度迎年已成为当代我们习以为常的节庆生活。尽管年轻世代热衷跨年活动，普遍过起两个新年，但林玉茹认为，具有内在意涵价值的旧历年，不会轻易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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