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旧石器考古之门自甘肃打开 1920年6月4日桑志华发现第一块旧石器
据甘肃日报（特约撰稿人 禄永峰 图片由郭含殿提供）：历史记住了这一天：1920年6月4日。法国著名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桑志华在甘肃华池县上里塬幸家沟的一次黄土发掘，发现万年以前古人类曾经使用过的一块完整的石核，叩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之门。这就是中国出土的第一块旧石器，距今约1.8万年。两个月后，桑志华在华池县王嘴子乡银坪村赵家岔自然村的赵家岔开辟第二个挖掘场，发现两枚石英岩石片，这是两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后测定距今10万年。
这一发现，打破了国外考古学家认为中国北方黄土层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的判断。
查找相关资料不难发现，桑志华对中国的文物发掘并不是一次偶然行动。
1914年，桑志华来到中国，从事田野考察和考古调查工作25年，足迹遍及中国北方各省，行程5万多公里。
1919年至1920年，桑志华分两次对华池县进行了考察和发掘。
历史上的庆阳，曾经是林草茂盛的草原。经过数百万年的地质演变，众多野生动物化石深埋地下，不见天日。近代以来，当地农民常常在沟壑纵横的黄土层中发现化石。老百姓将这些化石称为“龙骨”，并将它们卖给中药铺。
依照当地出产“龙骨”的一条条线索，桑志华于1919年首次正式开始了对甘肃庆阳华池境内的考察和发掘。时间始于6月6日，终于6月10日，考察了赵家岔和幸家沟。
桑志华对华池的第一次考察，虽然没有什么重大发现，但是准确掌握了当地地质地层和古生物化石蕴藏地点。
时隔一年之后，桑志华这一次“有备而来”。这已经是他开启中国之旅的第六个年头，这一次，黄土地将带给他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
桑志华住宿在三十里铺一座小教堂的时候，当地的传教士送来2枚牙齿化石，采集地点正是幸家沟。
第二天，他便沿着一年前走过的那条山道，直奔幸家沟。
桑志华所著《十年行程录》记载：6月4日：今天达到8.6米的深度，工作主要是清土，但应注意发现人类工艺遗物，到5.3米时，黄土致密均一，以下变得含砂质，发绿、硬，沿层面或立面可分解为70厘米大小的三块状，正是在这种黄土里，距顶7.3米，我发现了一块石英岩石块，它使我觉得削成一块金字塔式的尖状石，高4至5厘米，再往下50厘米有骨碎片。
黄土层里发掘化石是一项艰难的工作。利刃等工具只能远距离使用，接近时要用木工凿去凿；整理出土的化石更得小心翼翼，得用石膏、木胶、麻纸一件件包裹。一件件化石严格经过包装、编号、登记后，装箱待运。
发掘中，桑志华在距离坑顶7.3米的地方，发现了一块石英岩石块，这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这是一块石核。石核有明显人工打砸的痕迹，形如锥状手斧，这居然是一件史前时期人类留下的遗物！
桑志华发现的这块石核成为中国出土的第一件旧石器，距今约1.8万年。这一天，是1920年6月4日。
时间虽然已经过去近百年之久，但是在中国第一块旧石器遗址可以看到，这里的地形与桑志华在《十年行程录》中所附当时绘制的平面图十分相似，崖下台地上，当年大面积开挖场地虽已被积土埋没，但坑穴依然清晰可辨。
1920年8月6日，桑志华在与幸家沟相距18公里的赵家岔开辟第二个挖掘场，发现两枚石英岩石片，这是两件人工打制的刮削器，后测定为距今10万年。
赵家岔有一条沟，叫洞洞沟。沟很窄，沿沟底攀登，须穿行一孔三四米长的土洞子。穿过洞子，并没有平地，也没有当年发掘旧石器遗留下的痕迹。不过，看得出，洞子周围的黄土层多次被雨水冲刷过。那么，是雨水刷洗掉了发掘的痕迹，还是发掘位置在洞洞沟地势相对平缓的沟掌？这一疑问，查找相关资料无法考证。历史的疑惑，唯有穿过这一孔神奇之洞、神秘之洞得到答案。
赵家岔还有一孔坍塌了大半的黄土窑，这是一孔超过百年的黄土窑了。78岁的陈发李讲，桑志华当年就住在他们家这孔黄土窑里。这处老庄院居住了他们陈家五代人。桑志华当年住的这孔窑洞是最大的一孔，后来他们家修缮窑面，把弧度部分铲平了，如今窑洞浅了。
在华池长达86天的考古发掘，桑志华还发现了以中国麒麟鹿、三趾马和鬣狗为主的属晚第三纪三趾马动物群。这一重大发现震惊世界。
这又是人类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之一。
自桑志华发现第一件旧石器至今，我国已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两百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七千多处，这些遗址大部分集中在黄土高原，而位于其中央腹地的陇东高原尤其分布众多。
看似贫瘠单调的黄土高原，隐藏着中国古代文明的基因和密码。
中国第一件旧石器的出土，震惊中国，震惊世界。随之而来的是，第一件旧石器的具体出土地点一直有赵家岔、幸家沟两种说法。
从20世纪20年代初至60年代末，各种资料将出土地称之为“甘肃庆阳遗址”。与桑志华《十年行程录》记载“三件旧石器是在两个不同地点、不同时间发掘”不符。
上世纪70年代初，中国科学院考古学家贾兰坡实地考察后，将三件旧石器出土地点确认在华池县王咀子乡银坪村郭嘴子组的赵家岔洞洞沟。这一结论，后被学术界广泛应用。
1979年至1990年间，有两人对旧石器的出土地点与实际不符提出疑义：一个人是天津自然博物馆黄为龙，一个人是甘肃博物馆张行。
但他们两人的不同观点，当时均未引起学术界注意。
为澄清这段遥远的历史真相，2003年，甘肃华池县本土文物研究者郭含殿沿着桑志华考察发掘路线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调查证明，贾兰坡将华池县王咀子乡银坪村郭嘴子组的赵家岔洞洞沟定为旧石器遗址是正确的，但该地并非第一块旧石器的出土地。
之后，郭含殿在华池县上里塬乡幸家沟马家拐沟看到，这里的地形与桑志华《十年行程录》绘制平面图十分相似，当年宏大的发掘遗址仍然清晰可见。陡峭的山崖上有几处发掘的小洞，崖基有3米多高的发掘痕迹。崖下台地上，大面积发掘现场虽已被积土埋没，但坑穴可辨。这个地点南距庆城县城里程与桑志华所记相同，这里就是第一块旧石器出土遗址，地处华池县上里塬乡幸家沟马家拐沟。
郭含殿认为，中国第一块旧石器遗址应称为甘肃华池县上里塬乡幸家沟马家拐沟遗址，另外两件旧石器出土为甘肃华池县王咀子乡银坪村郭嘴子组的赵家岔洞洞沟，两处遗址相距18公里。
像贾兰坡曾经提出的观点一样，郭含殿的“遗址说”同样被一些专家学者质疑。
2008年7月15日至2009年11月8日，陇东学院教授张多勇几次步行来到马家拐沟，发现这里红土地层中也有化石出露，红土剖面不见化石出露，这里距柳树河教堂较近，约6公里路程，与《十年行程录》记载居住在距柳树河12公里的陈家，距离不符。同时，马家拐沟的化石出露不好，桑志华不会到了幸家沟，对化石密集的幸家沟不进行发掘，而到化石出露不多的马家拐沟去发掘，于理不符，最重要还是他的日记丝毫没有提到马家拐沟的名字。
张多勇最后分析认为，华池县五蛟乡吴家原行政村幸家沟自然村的幸家沟是中国第一件旧石器的出土地。
与中国第一块旧石器遗址一同有待认证确认的还有：关于旧石器的文化归属年代。当然，最终的各种定论，还有待国家权威部门做出科学的鉴定。
桑志华在华池的第二次考察发掘，丰硕成果远远在他们料想之外。他不仅发现了中国出土最早的3件旧石器，揭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序幕，而且在华池县采集到的三趾马等动物群化石，也是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史中第一次用现代地层古生物学方法进行的大规模发掘。
据郭含殿讲述，华池发掘的化石和搜集的动植物、岩矿、古生物、古人类遗物标本约有400多立方米。当时的“重量级”的运输工具只有骆驼。桑志华雇用83头骆驼，组成长长的驼队，运回天津，存放在他于1914年在献县教会支持下创办的博物院筹备处。地点在天津天主教崇德堂（原营门道）的房间里。
1922年，在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建成主楼三层，正式命名为北疆博物院。
华池发掘的第一块旧石器和两枚石英岩石片，开始在该博物院展出。
然而，1937年7月2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天津，颇具科学研究价值的第一块旧石器和两枚石英岩石片，连同部分旧石器及“河套人”等化石标本，安全保存受到威胁。北疆博物院决定在北京东交民巷成立古生物地质研究所，将大部分人员和部分标本转移北京。
1938年，桑志华回国，罗学宾接任北疆博物院院长。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天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这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1940年，由罗学宾和裴文中（时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研究员）亲自将化石标本转移北京。这些标本均贴有北疆博物院的保管编号和标签。
在这次转移中，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可能运到了北京。
抗日战争胜利，京、津两地分别接收法国人在华财产。天津接收北疆博物院，改称天津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院接收北京古生物地质研究所，后将接收的化石标本移交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藏。
然而，1956年中国古脊所研究员张森水却证实，他从古脊所成立就一直在那里工作，曾多次参与藏品整理工作，从未见过第一件旧石器。
天津自然博物馆黄为龙说，1979年曾到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查询资料时目睹过那件旧石器，但当时未问及来历。从此之后，中国第一块旧石器就下落不明了。
看来，要目睹中国第一块旧石器，还需要一定时间和精力去寻找。
一场侵略战争，搅乱了太多格局。一块沉睡于大地深处留有文明痕迹的石头，同样未免罹难。
三件旧石器存放地，一直是人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而大多的研究文章，只提研究价值和出土意义，从不谈及存放地。最早记载具体存放地的是《华池县志》（1984年版）。该志“第一编地理志”称：“存天津市博物馆”，而“第五编文化志”却称：“存中国历史博物馆”，前后矛盾。
遗憾的是，对华池发现的古人类研究史上这一重大史实，除了一些史学家少量的研究文字外，媒体鲜有关注、社会几近淡忘。
更为遗憾的是，人们对三件旧石器的出土时间、地点、文化年代归属划分和原文物今存地点，出现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说法和谬传，因而对三块旧石器的历史价值和地位造成一定不良影响。
为此，近年华池县先后组织人员到北京、天津，走访有关专家学者，查阅史料，并多次到县内遗址调查研究……这一切，就是为了寻找真相。
郭含殿就是多次前往北京、天津及出土地考察人员之一。
经查证，1920年8月10日在赵家岔洞洞沟发掘的两枚石英岩石片，一直保存在天津自然博物馆，编号分别是：THA00011和THA00012。但1920年6月4日出土的第一块旧石器，直至2007年，才被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在一所库房的角落发现。
听到消息，郭含殿再次到北京，拍摄了这件“国宝”的照片。至此，寻找，寻找……一个历史的角落，一个被人们遗忘的角落，珍藏着中国第一块旧石器，沉默多年，终于安静地展示于世人眼前。
中国第一块旧石器，馆藏编号为P7611。
中国第一块旧石器的出土，让世界记住了中国的一个普通的村庄，也改变了世界对中国北方的看法。中国北方，广袤、厚重的大地上，同样找回了古人类文明的印记。
桑志华不仅发现了中国出土最早的三件旧石器，揭开了中国古人类研究的序幕，而且在华池县采集到的三趾马等动物群化石，也是中国古脊椎动物研究史中第一次用现代地层古生物学方法进行的大规模发掘。
桑志华的重大发现，呈阶梯式递进。1923年夏天，他和法国著名古生物学家德日进从天津出发，联袂北上，发现和发掘了水洞沟遗址，使之成为中国最早发现、发掘和进行系统研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对中国的史前考古作出了重大贡献。
桑志华是中国古生物、古人类研究的开拓者。他在中国采集地质、古生物标本几十万件，并创建了北疆博物院，成为天津自然博物馆前身。
桑志华主要著有《中国的旧石器时代》《华北（黄河及北直隶湾其他支流流域）十年查探记》《桑干河草原旅行记》，作为主要作者与他人合著了《华北及蒙古人种学上的探险记》《北疆博物馆的鸟类及北疆博物馆收藏的树木标本》《十年行程录》。
这些考察和研究成果，详细记载了在甘肃华池发掘三件旧石器及大量古生物化石的经过，扩大了其国内外影响力。
正如原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卫奇所说，“1920年6月4日在辛家沟（应为幸家沟）黄土层中发现的1件石核，8月10日在赵家岔发现的2件石片，使桑志华首先叩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大门”。
2004年，在天津自然博物馆成立90周年之际，为纪念博物馆创始人桑志华，天津电视台摄制专题片，回放桑志华当年艰辛的考古历程。
桑志华逐渐以一位历史传奇人物进入更多中国人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