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杨某通过干预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帮助商人老板承揽工程项目……”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警示教育大会通报了该市排水工程管理处原党委书记、主任杨某的违纪违法问题。
经查，杨某在2015年至2022年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以默许工作人员将特定关系人的产品参数写入技术规范设置限制条件、使用特定关系人推荐的招标代理和业主评委等方式，帮助商人老板承揽工程，并口头约定按照项目合同价2%-3%收取好处费约660余万元。但事成之后杨某只收了40余万元，其与商人老板约定，余下的好处费待退休后再兑现。
“与‘一手交钱、一手办事’的传统受贿方式不同，杨某刻意拉长行受贿时间，打的是退休后再‘收网’的小算盘。”桂林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上述行为是典型期权腐败，通过时间差掩盖利益输送事实，达到规避风险、逃避惩处的目的。
从查处的案例来看，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发力、纵深推进，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手段更加迂回。
有的将权钱交易民事化。如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向请托人购买楼盘或以明显高价向他人出售车、房等；以民间借贷为幌子，无论请托人是否有资金需求，均向其大额出借资金并收取高额利息，或在自己没有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向请托人借入大额资金并长期不予归还；让亲属或其他特定关系人到请托人的企业工作，领取高额薪酬或者干脆“吃空饷”，等等。“这些行为看似是正常的买卖、借贷、劳动就业等民事法律关系，本质上均是权钱交易。”江苏省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分析。
有的将利益输送市场化。一些人企图以市场化交易伪装、掩饰、混淆权钱交易本质，受贿人与请托人之间往往不存在合理的市场交易需求，且交易事项显失公平。四川省宜宾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原党总支书记、主任聂立便是如此。聂立安排商人贾某在其酒类销售商朋友何某处高价购酒。据查，贾某总共支付39万元，其中9万元用于购买红酒，其余30万元作为聂立为其提供项目帮助的“感谢费”。最终，聂立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其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浙江省东阳市纪委监委在案件查办中发现，一些党员干部以“投资分红”作为幌子入股请托人公司，在收益和分红兑现时获取超出应得份额的巨额“分红”，还有的是以收受原始股、由他人代持的方式受贿。
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在过程、方式、手段上的间接性、隐蔽性、迷惑性，无疑增加了监督执纪执法的难度。要有效防止腐败滋生，必须丰富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有效办法。
“隐形变异的行受贿方式，对提高监督执纪执法的穿透性，做到精准有效识别提出更高要求。”东阳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该市定期召开反腐败协调小组会议，分析研判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形式特点，提高对腐败行为的辨别力。同时，建立信息沟通、联合监督、线索移送等工作机制，加大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线索的监测力度。
基建工程、招投标等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是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易发多发领域，也是纪检监察机关监督防范的重点。桂林市纪委监委与多部门协同联动，重点加强对相关领域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监督。同时，对离退休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情况等持续跟踪，整治离退休领导干部违规从事营利活动。
面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纪检监察机关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总结规律、提炼经验。围绕“影子公司”“影子股东”“期权变现”“延期兑付”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表现形式，南京市纪委监委采取专题培训、集中研讨、案件复盘等形式，提升办案人员针对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审查调查能力。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纪委监委做好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从已查办案件中分析个案特点、总结类案规律，发布指导性案例，从证据搜集、程序要求、纪法衔接等方面细化出台意见。
运用典型案件，以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县林业局原种苗站站长向某某受贿方式隐蔽，影响恶劣，同时暴露出干部监督管理的盲区漏洞。在查处该案的同时，我们组织各单位‘一把手’及家属、全县林业系统干部旁听该案庭审，发挥‘旁听一案、教育一批、警示一片’的效果，做实做细以案促改促治。”湖南省永顺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陈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