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图为筹备会代理秘书长林伯渠在作报告。
林伯渠在长征中使用的马灯。资料图片
林伯渠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是我们党的早期党员之一，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最前列。他不仅是手提马灯的万里长征英雄，还主持了新中国开国大典。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从不享受特殊照顾和待遇
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在以后的革命工作中，林伯渠始终保持朴实勤勉的作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地位，绝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党员的本色。
长征路上，林伯渠有“五宝”——马灯、拐杖、草鞋、粮袋和军包。当时，组织上给他分配了一匹马，他却不骑，而是用马驮运部队沉重的背包和文件。林伯渠当时年事已高，大家担心他的身体，坚持让他骑马。他却风趣地说：“大家都是用两条腿走路，我已经多了一条‘腿’（拐杖），为什么还要用四条腿呢？”
他一手提着马灯，一手拄着拐杖，打着绑腿，穿着草鞋，与红军战士一道行军跋涉，从不享受特殊的照顾和待遇。
林伯渠年近半百，身体较弱，但他从不说苦。每次夜间行军，他总是提着那盏小马灯或前或后地照顾着同志，在险暗难行的路口举灯照耀着，让同志们走过去，时刻提醒同志们注意安全。每次遇到溪流沼泽，他都要用一根拐棍走在前面探路，引导战士们顺利通过。就这样，翻过了积雪的大雪山，跨过了茫茫无际的大草地，走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参加长征的红军女战士李坚真曾赞美他：“年过半百老英雄，又当部长又当兵。山高水深何足惧，手举马灯照万人。”林伯渠用过的这盏曾经在长征路上给人光明和力量的马灯，如今保存在国家博物馆，激励着后人。
到达陕北后，林伯渠继续过着简朴的生活，配发的衣服很少领取，衣服打着多处补丁，系的裤带是麻绳。有关部门按规定为他砌了三孔窑洞，他坚决不住，而是将窑洞改为办公室和会议室。为促进大生产，厉行节约，他还带头制定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保证全年种粮两担，做到自给自足。
除了在生活中严格要求自己，在工作中，林伯渠更是严格自律。他曾在日记中写道：一、遵守党章党纪。二、戒骄傲自满。三、必须有系统地进行监督。四、加强马列思想教育。
有一次，陕甘宁边区办公厅党支部讨论一个同志入党问题。林伯渠当时担任边区政府主席，党支部考虑到他工作繁忙，事前未通知他参会。没想到，会刚开始，林伯渠走进了会场。他环顾四周，微笑地说：“支部书记同志，我来晚了，下不为例，继续开会吧。”他坐下来，认真听大家的评议。
评议完成后，大家请林伯渠发言。他站起来说：“我今天讲两点，一是检查，过组织生活是每个共产党员组织观念强弱的表现，我没有准时参加，应该受到批评。我当边区政府主席，和同志们只是工作岗位不同而已……二是请求，我请求支部不要取消我参加党日活动的资格。”
支部书记急忙说：“林老，您工作那么繁忙，实在不愿打扰，所以没有通知您。”
林伯渠感慨道：“你们不打搅我，自由主义就会打搅我。要记住，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没有什么特殊可讲。”他看着在座的同志，说：“还要请诸位监督执行！”
把陕甘宁边区建成最廉洁的政府
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期间，林伯渠严于律己，秉公执法，对贪污享乐之风进行严厉惩戒，明确提出要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他还高度重视干部的教育和培养，经常教育边区干部要作人民的表率，从思想根源上解决贪腐问题。
1938年起，边区政府陆续制定《惩治贪污暂行条例》等规章制度，明确规定：贪污10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在陕甘宁边区，惩贪条例得到坚决彻底的执行，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于边区的干部来说，无论是革命资历，还是地位、功劳、职务，都不能成为违反法纪的“丹书铁券”。盐池县县长曹某私自将两起赌博案罚款共159元装进自己腰包，组织发现后立即将其撤职；安塞县第四、第六两区区长贪污没收的鸦片烟土，也被迅速撤职严办；华池县白马区委书记崔某因贪污100元被逮捕，悦乐乡乡长贪污70余元也受到处理。1937年至1938年短短两年时间里，边区司法部门就判处了180起贪污腐化案件。
在林伯渠的带领下，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有了突破性进展，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严肃查处肖玉璧贪污案。
肖玉璧是1933年参加革命的老红军，作战英勇，身上有几十处伤疤，可谓劳苦功高。他在边区担任清涧县张家畔税务分局局长。然而肖玉璧上任之后腐化变质，不但以功臣自居，贪污受贿，还利欲熏心，把边区极为稀缺的食油、面粉倒卖给国民党军队，影响极为恶劣。经查，肖玉璧任内共贪污公款3050元，根据边区惩贪条例应判处死刑。
边区政府对此案很重视，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1941年，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肖玉璧死刑。而肖玉璧自恃对革命有功，向毛泽东写信，请求念他过去作战有功，希望能让他上前线，在战场战死。为慎重起见，林伯渠带着肖玉璧的信面见毛泽东。毛泽东询问了肖玉璧案的相关情况，并征询林伯渠的意见。
林伯渠回答道：“目前干部队伍贪污腐化犯罪占案件总数的百分之五，这股风非刹住不可！”毛泽东当场表态：还记得怎么对待黄克功的吧，这次跟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
1941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死刑。
肖玉璧案在边区引起了强烈反响。《解放日报》专门发表评论，指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边区干部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经过数年努力，陕甘宁边区政府成为当时中国最廉洁的政府。
一生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身居要职，始终不改本色。1949年为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他虽是63岁高龄，仍不辞劳苦，有时连续工作达20小时。为勉励自己，他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10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林伯渠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组织多次安排修缮，他都嫌费用过高，一直拖了将近10年，最后才降低标准简单维修了一下。到基层视察时，他总是明确要求，不搞组织迎送，不要影响工作，不要宴请送礼，不要生活特殊。如有违背，他会及时劝阻，并对当事人予以严肃批评教育。
他不但身体力行，还严格要求子女。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和晚辈说：“高干子弟不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不搞特殊化，这是关系到党的形象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后代健康成长的大问题。”在生活中，他公私分明，坚决反对搞特殊照顾，教育子女“革命的路要自己一步一步地走”“要和百姓打成一片”，引导子女走上革命道路。
为了防止子女生活上搞特殊化，他特地交代秘书、警卫员，不让他们违反制度给孩子享受特权。儿子林用三刚6岁，林伯渠让他自己拿着碗到大灶和战士们一道用餐。
新中国成立后，林伯渠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他担心生活条件好了，家人会产生特权思想，时常针对每个人的特点提出值得注意的问题，让他们谨慎交友，抵制诱惑。若子女们偶尔穿着不够普通，他会立马提出严肃的批评：“你凭什么能穿这样的衣服？”时时刻刻让后代敲响警钟，延续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
1954年，一位老家亲属曾连写6封信，请求林伯渠帮忙给孩子安排一份工作。信中写道：“无论任何工作或到某工厂当一学徒均可”“孩子想做一个拖拉机练习生或任何事情均可”。但他始终不曾答应，其中一封来信的信封上还被标注了“不理”二字。
1956年，一汽生产出解放牌汽车，有些地区陆续有了汽车，但林伯渠的家乡临澧县还没有。有家乡的同志特意到北京看望林伯渠，请求对家乡的支持，为县里购买2部汽车。他热情地自掏腰包招待了老乡，但提到汽车问题还是严肃拒绝了，并且耐心解释，国家还处于困难时期，汽车不够用，不能不顾国家计划乱批，等汽车工业发展了，大家都会有的。
林伯渠一生艰苦奋斗、清正廉洁、严于律己的优秀品质，是他留下的宝贵财富，值得后人学习。他的一生，只见公仆不见官，革命千秋不染尘。他用一生铸就了一座廉洁丰碑。
（张文良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