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观察者网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冬晓]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今年国际禁毒日的主题是“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然而这些年来，在一些国家，毒品问题却成了政治操弄的手段和促进税收的工具，走上了“毒品除罪化”的歪路。比如，大众舆论中讨论度较高的大麻，在此过程中被贴上“低成瘾性”、“低危害”的标签，成为撼动禁毒防线的“先锋”。
泰国：政策急转弯
大约半个月前，6月9日，在泰国大麻合法化的周年纪念日上，一群活动人士聚集在政府大楼附近，高举着“把大麻权利还给人民”的标语，反对政府修改大麻相关的法律。
今年5月，泰国总理赛塔宣布，大麻将很快被再次列入麻醉管制药品，其使用仅限于医疗和健康用途。至此，在泰国施行了两年的大麻合法化政策——允许种植、销售和使用娱乐大麻，将迎来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为了振兴经济，吸引游客，前总理巴育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宣布大麻合法化，并将其视作可以提高泰国农民收入的经济作物。泰国商会大学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估计，到2025年，泰国国内的大麻产业价值可能达到12亿美元。
在多家外媒关于泰国大麻合法化后的报道中都能看到类似的描写，“如今，漫步在泰国首都曼谷的街头，不可能不注意到空气中弥漫着大麻的味道。”其实早在2019年，泰国就成了东南亚第一个对医疗大麻大开绿灯的国家，各地涌现出8000多家药房和农业公司，出售的商品涵盖大麻花蕾、大麻油提取物及大麻糖果糕点等。
除了经济效益，泰国的大麻支持者还辩称，目前泰国的监狱内人满为患，其中有75%的囚犯是因毒品相关的指控而入狱，大麻合法化可以减轻法院和监狱的压力。以及，大麻合法化可以有效打击黑市。
大麻商店在泰国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图源：CNA
2022年泰国宣布大麻合法化之后，其国内新增注册药房达20000多家，大麻产业的发展势头相当迅猛。面对政府可能再度收严的管理口径，泰国大麻行业的从业人士坚称，这一举措并非是基于对公共安全的合理关切，而是出于对大型公司的保护。
泰国的大麻倡导者基蒂·乔巴卡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抱怨：“这一举措的推动因素是，泰国能够制定专门的规定，只允许某些群体种植大麻，从而导致市场价值达到数百亿泰铢。”他认为这样必然会出现大麻垄断。
《南华早报》曾在报道中将泰国形容为世界各国大麻爱好者们的“灯塔”，但泰国卫生部表示，因为大麻对年轻人和弱势群体的影响，国家不得不支付越来越多的账单。
泰国卫生部长充南是在今年年底禁止娱乐性大麻的关键人物，他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措辞严厉地说，大麻只允许用于医疗目的，未经许可用于娱乐或农业将被处以重罚，“根据新的法律，大麻将是一种受管制的植物，因此种植大麻需要获得许可。我们会支持（大麻种植）医疗卫生行业。”
泰国卫生部长充南（CholnanSrikaew）图源：法新社
明确医疗大麻和娱乐大麻的界限，这是现任泰国政府展示出的对大麻产业的态度。
根据泰国卫生法律和道德中心的派森教授估计，自上届政府修改法律以来，泰国大麻吸食者人数增加了10倍。根据泰国成瘾研究中心的数据，2022年泰国的大麻吸食者人数达到1110万。这些现象导致其他类型药物滥用的风险也成倍增加。
遗憾的是，在诸多海外媒体关于大麻的报道中，我们很少看到针对健康问题的探讨，大麻支持者们反而更愿意围绕经济、政治问题做文章。
在彭博社《观点》专栏作家卡里什玛·马斯玛尼撰写的《泰国大麻转弯是一个警示》一文中，这样评价泰国的政策转变：“美国的许多地区已经经历了这种演变。像纽约这样的城市现在对除罪化采取了更为自由的方式，但同时也在努力应对其后果。泰国不太可能从自己的经历中汲取教训。”
他在后文中也承认，泰国政府做出这种大转弯是基于非常现实的考虑。最近的研究显示，在泰国18岁至65岁的人群中，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从大麻合法化之后开始吸食大麻的，这一数据相较2019年上升了2.2%；年轻人中吸食的大麻人数，从2019年的0.9%上升到了2023年的9.7%。与此同时，医生报告中提到有更多的病人在生病或试图戒掉大麻后寻求治疗。如果政府真的推行新计划，将大麻列为五类毒品，那么拥有大麻可能会被判处长达15年的监禁和最高150万泰铢（约合4.06万美元）的罚款。
纽约：一条道走到黑
不过，几乎是同时期开始对娱乐大麻“除罪化”的纽约则选择了一条道走到黑。
2021年3月，纽约州宣布21岁及以上成年人吸食大麻合法化。2023年9月，纽约州大麻监管机构批准了一系列法规，为新兴大麻产业的扩张奠定了基础。
开在时代广场周边的大麻店图源：WABC
对于已经在纽约州经营医用大麻业务的企业，2021年9月，根据纽约州的相关规定，医用大麻公司只需提交申请和2000万的特别许可费，就可以将自己的业务线转向成人使用的娱乐市场，成为娱乐大麻的零售商和批发商。它们被批准在已经允许销售医用大麻的地方最多开设三家向成人销售娱乐大麻的药房。
而对于更小型的经营者，纽约州的大麻监管机构则于2023年9月发布了更多指导意见，这些经营者申请许可证的费用在750美元到300000美元不等，部分申请者还能视情况获得一定折扣，并且可以获得一定的指导、培训和技术援助。
纽约州并没有对大麻经营许可的申请数量做任何限制，但根据《纽约时报》的估计，要想满足整个纽约州消费者的大麻需求，大约需要2000家药房。
然而现实很快就给了纽约州一记重拳，在娱乐大麻除罪化三年后，美国人失望地发现，日益蓬勃发展的娱乐大麻市场并未如州政府预估的那样带来丰厚回报。要知道，纽约州曾被媒体吹嘘为全球最好的大麻市场。
根据《纽约时报》今年3月的报道，尽管州政府已经在颁发大麻经营许可，但获利最多的的却是地下大麻市场，越来越多的非法药房前排起长队。整个纽约州销售大麻的店面有2000多家，但合法经营的只有85，房东们十分乐意将自己的空房租给非法的大麻商人。
纽约州的职业政客们显然被“流氓药房”（没有营业执照的大麻店铺）打了个措手不及，他们曾在宣扬娱乐大麻合法化的好处时断定合法市场的出现必然会消灭无法被监管的地下黑市。现如今，加大对黑市大麻的查处力度，对于州大麻监管机构和税务机构而言意味着额外的工作，但他们的资源是极其有限的。
每次地方政府对“流氓药房”进行突击检查时，都会开具上万美元的罚款，并要求房东们驱逐这些没有经营执照的大麻贩子。然而只要执法队伍一离开，这些店面就会在几个小时后再度开张。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下东区无照大麻店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图源：纽约时报
在推动娱乐大麻除罪化之初，有不少人鼓吹可以通过税收来解决一部分的毒品危害。有经营执照的大麻药房会定期缴纳税款给州和地方政府，用于教育和药物治疗，一部分款项还会被用于维持治安。其中最大的一部分会用于支持那些针对受到毒品影响的居民的公益项目，如工作技能培训、教育或为有毒品犯罪前科的人提供住房等。而现实情况是，大麻除罪化只是进一步助长了毒品黑市和毒品泛滥。
美国媒体将非法大麻在纽约泛滥的根源归结于州政府在发放执照方面的官僚作风，他们发放得太慢太少，才给了黑市经销商们可乘之机。去年秋天，纽约州大麻管理办公室总共收到7000份经营许可申请，其中有4800人符合贷款和赠款条件——没错，纽约洲政府为了鼓励大麻产业的发展，甚至会为经济条件拮据的申请者进行经济援助，惠及人群包括曾被捕的低收入群体，妇女、少数族裔、退伍军人和贫困农民。
就像新冠疫情期间更多财富向顶尖富豪集中那样，娱乐大麻产业也不能免俗。出身于全美国最具有权势家族的艾比·洛克菲勒，正是哈德逊大麻最大的投资者之一；据传哈德逊大麻在位于哈德逊河谷的农场里种植有知名拳击手泰森名下的大麻。
泰森将他的明星大麻产品带到了纽约图源：纽约时报
你没有看错，美国的名流们，艺术家和体育界人士争相入局大麻行业，拳王泰森也是其中之一。他发家于很早就对大麻放开的加利福尼亚，随后采取扩张策略，不断将自己的商业版图向全国拓展。面对采访，他无数次动情地讲述着自己和大麻的缘分，在2014年他曾饱受毒瘾困扰，正是吸食大麻让他从中获得解脱。
据悉，泰森在纽约市的第一家大麻店开业，当天上午就有4万美元的收入进账。《纽约时报》对此评论称，名人对大麻的影响堪比秘密武器。
想分一杯羹的不只社会名流，还有政客，他们以顾问、投资者和游说者的身份鱼贯而入。2018年，时任美国众议院院长共和党人约翰·博纳加入了跨州大麻公司AcreageHolding的董事会，而他在之前的12个任期中一直是大麻合法化的“坚定”反对者。
纽约州大麻除罪化的辩论中有这样一种论调，“既然治理已经没有可能，不如采取更为合作的姿态（如利用税收增加政府收入来打击更为严峻的烈性毒品交易），正所谓堵不如管，管不如疏。”
至此，大麻在美国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经济问题，媒体评论员们忙着分析，13%的税收是如何提高了售价、导致黑市大麻泛滥，又批评纽约州官僚在推动大麻产业发展上的不作为。
“让商业的归商业，市场的归市场”，美国人这样说。在庞大的税收面前，健康和人民的生命安全早已无足轻重。
大麻是很多吸毒者的“敲门砖”
大麻中的有效成分THC（四氢大麻酚）在大麻产品中的浓度于过去三十年间急速上升。1995年美国缉毒署缴获的大麻样品中THC的浓度约为4%，2021年就已经上升到了15%。在一些大麻制品的糖果和糕点中，THC的浓度竟然可以达到惊人的95%。
美国国家大麻产业协会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亚伦·史密斯对此不屑一顾，他轻蔑地将使用大麻产品和其他娱乐性产品作比，“许多人下班后会抽电子烟，或者在睡前吃一块褪黑素软糖，（大麻）的随意日常使用，并不会成为问题。”
事实是，过去十年的科学研究表明，频繁的使用大麻，特别是THC含量超过10%的产品，是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疾病的危险诱因。
并且各国缉毒机构出具的数据显示，大麻是很多吸毒者的敲门砖，长期吸食后，当大麻的刺激性减退，他们会继续追求其他更为烈性的毒品。
纵观历届美国政府推出的大麻政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起伏的脉络。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受嬉皮士运动和反战潮流的影响，大麻的使用人数逐年攀升；到1972年，谢福委员会（shafercommission）的报告显示，11个州将对大麻的处罚除罪化或以其他方式减少处罚，总统卡特任命了一个支持除罪化的班底来领导联邦药物滥用政策办公室。
1980年之后，美国政府的大麻政策又转向保守，这一时期被称为里根-布什毒品战争，到了1992，全美大麻的使用人数下降到历史低点。
然而从1993年开始，自由化的浪潮席卷美国，医用大麻亦在“自由”之列，到2008年大麻的使用者数量又逐渐攀升。
2009年，历史性的时刻到来。时任美国副检查总长的大卫·奥德根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联邦政府进入一个不干涉时期。该备忘录指示美国的检察官们不该把联邦的资源放在各州的个人身上，他们的行为明确而毫不含糊地符合各州法律，规定了医用大麻的使用。
此后第二年，加州就通过了非医疗用途盈利性大麻的合法化。2012年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紧跟其上，也相继立法通过了大麻的商业合法化。
不论大麻的支持者们如何鼓吹大麻的第成瘾性，甚至拿烟草和酒精作为对比，血淋淋的现实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2022年《成瘾》杂志在调查中首次记录到，每日和接近每日使用大麻的人数已超过了使用酒精的人数，1770万人报告每天或几乎每天都吸食大麻，每日饮酒或几乎每日饮酒的人则有1470万。
《成瘾》在今年五月份发布的报告图源：onlinelibrary.wiley
另有一份来自美国国家卫生自主研究院的数据，2022年，年龄在35-50岁的成年人中，大麻的使用达到历史新高，28%的人报告了使用大麻的行为，比2012年的13%有所增长；而在19-30岁成年人中，2022年使用大麻的比例较以往显著增加，从2012年的28%上升至44%。
今年6月，马里兰州州长赦免了17.5万宗大麻定罪。州长韦斯·摩尔动情地说，自己是带着深深的自豪感和清醒，在非常非常认真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马里兰州州长韦斯·摩尔在发布会上宣布赦免17.5千综涉大麻定罪图源：纽约时报
健康问题政治化和经济化的结果，就是科学被利益相关方用民意捆绑，。2024年1月，得州律师马修·泽恩起诉卫生与公共部服务部的官员，要求他们公布一份包含了联邦科学家建议的评论。
这份评论的主要内容如下：大麻并不像其他严格管制的药物那样危险，也不像它们那样滥用，且因为其医疗益处，应该从国家最严格的药物管理种类中移除。
受到这股娱乐大麻除罪化的影响，欧洲各国也对此动起了心思。德国，继马耳他之后，成为欧盟第二个推动大麻合法化的国家。2023年8月，德国政府批准了娱乐大麻使用的合法化，为成年人购买和少量持有铺平了道路。
不过，德国没有采取美国那般激进的市场化策略，德国法律规定人们可以加入非营利性的社交俱乐部，购买和最多拥有25克大麻（一周一次性）供个人消费。
德国卫生部长卡尔·劳特巴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代表着毒品政策的长期变化，是一种受控合法化的概念。不过有媒体指出，这更像是新政府为获取选民支持而推行的政治性主张；默克尔政府执政时期，政府对大麻合法化的议题并不感冒。
同样的，德国对该政策拥护的人士声称，德国目前的禁毒政策已经到达极限，新的法律可以使黑市有效缩小。
难道开放自由市场真的是解决毒品问题的正道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谓的开放自由市场来解决黑市毒品交易问题不过是政府对自己管理无能的借口，以及向大麻市场供纳的巨额税金的妥协。位于东南亚的新加坡也面临着非常棘手的毒品管理问题，但它们采取的方式是绝对的严防死守，哪怕是大麻也要说不。
根据《海峡日报》的报道，新加坡的毒品管理面临两个难点，一是位于东南亚的地理位置使得来自金三角的毒品很容易流入，不少来自缅甸、泰国的务工人员在进入新加坡时就有毒瘾；二是很多中产家庭的年轻人在海外旅居时染上了吸食癖好，并在归国后将这一恶习带回母国。
根据新加坡的法律，新加坡人和永久居民服用违禁药物是犯罪行为，即使他们在海外也是如此。这些非法药物的残留可以在体内停留数月，当他们回国时，可以对他们进行尿检。藏毒或吸毒可能被判处最高10年的监禁，并罚款20，000美元。贩运、进口或出口500克以上毒品可能会被判处死刑。
这也让人想到了另一个欧洲国家的案例。据法新社消息，去年10月，荷兰阿姆斯特丹政府出台了一项措施，禁止在红灯区的街道上吸食大麻。在这个对性交易和毒品异常宽容的城市，政府做出如此决定，目的是遏制犯罪和反社会行为。
市政府在声明中这样写道，居民对大规模旅游以及在街上滥用酒精和毒品感到非常不安，特别是晚上。游客同样吸引街头商贩，这将导致犯罪和不安全。
由此可见，大量吸食娱乐大麻对社会产生的负面效应，并不能被简单的一句经济效益轻易抹除。
新加坡政府议会民政事务及法律委员会主席迪舒沙在2016年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对娱乐大麻合法化政策的批评，十分令人警醒。“法律必须发挥像一只钳子一样发挥它的作用，阻止毒品贩卖和消费——供求两边都要考虑在内。”“即使其它国家滑坡，我们新加坡也必须抵制这种趋势。”
选择这条道路无疑要付出更多的社会治理成本。但从古至今，有不少历史教训表示，选择向下的路总是要比选择向上的路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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