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财经杂志
“当年日本提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学者，前些日子到北京，点名见我讨论这件事，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以后资产负债表衰退，失去了三十年，可见这个问题受到国内的关注。”2023年12月16日，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2022年开始中国人口出现负增长，这意味着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长期存在。同时，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1.2万美元，距去年世界银行高收入标准1.3万多美元差600美元，可以说正处于高收入社会的门槛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在低收入社会的发展政策可能不再适用于中等以上收入社会，如果政策不能顺应时代变化，便可能会掉入中等收入的陷阱。
曹远征以拉美举例，阿根廷在100多年前是全球第十大国家，但这100多年间民众收入始终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阿根廷新总统采取非常极端的政策希望摆脱困境，也正是现在讨论的背景：第一，在人口持续负增长的情况下能否防止资产负债表衰退？目前中国物价下跌、贷款下降是不是衰退的一种表现？第二，中国有没有能力持续维持较高速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持续迈向高收入社会？
曹远征表示，高收入社会最重要的标志是服务性社会，服务性消费是消费的重头，大众耐用消费品比重在持续下降，无论价格还是销量都会下降。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相似的现象，恩格尔系数降到30%以下，很多消费品即使用鼓励也没法销售出去，2023年暑假、国庆期间火车票却一票难求，这标志着服务性消费、发展性消费开始抬头，也是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征兆。
曹远征表示，越南政府提出到2045年进入高收入社会，估计中国也会在2025年左右跨入高等收入社会门槛，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也即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不过，达到这个目标还存在很大的挑战。
曹远征表示，从通货膨胀来看，美国从2022年3月起加息11次，利率涨到5.5，通货膨胀率现在3%以上，离2%还差一个点；英国加息14次，通货膨胀率依然在4%以上；欧盟加了10次，负利率转为正。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成为全球性问题，特别在进入高收入社会时期，有没有合理的政策安排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关键问题。“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时期，原有的增长动力已经在衰竭，发动机动力不足，新的发动机正在出现，在哪里、是什么、能不能持续发力，变成全球的核心问题，我们认为低碳经济是唯一的方向。”
“新增长动能在哪里？过去，中国每年GDP增速高达将近10%，但很少人关注经济总资产。我们发现，资产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一倍。”中金公司前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在论坛上表示，随着各类资产迅速膨胀，资产产出的效率却相对降低。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通过放大贷款和实施救助措施，资产得以膨胀，然而，膨胀的资产与实际产出能力不匹配问题始终存在。
朱云来表示，中国经济在过去45年中经历了巨大的增长，实际增长约十倍，名义增长约九十倍，且增长速度是世界的两倍，这是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然而，长期的高速增长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符合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当新增需求减少，经济增长速度自然下降。早期在社会经济发展计划中，即便是豆腐生产厂也需要专门资金投入，现在这些问题已不复存在，说明产能已经相当充足。随着长期经济发展，中国积累了很多，经济放缓也是可以理解的。
朱云来指出，能源转型是当前的一个重要议题。从科学和工程的角度来看，光伏发电有潜力替代传统的火力发电和煤炭发电。尽管光伏发电目前成本较高，但我们负担得起，且这种投资可以视为对环境保护的投入。根据初步测算，如果用一个光电系统替代现有的煤电系统，需要投资约200万亿元，在二十年内，每年投资额约为10万亿元。考虑到中国每年经济规模达到120万亿元，这样的投资是可行的，且为了保护我们的绿色家园，这些投资也是必要的。
朱云来表示，中国正在追求绿色化、低碳甚至零碳排放。如果我们明确推进能源转型，例如宣布从今以后不再新建火力发电站，那么我们就已经达到了碳达峰的目标。平均来看，火力发电站的资产寿命为二十年，二十年后，现有的火力发电资产将降至零，从而实现碳中和。这也是调整经济长期发展的良机。
然而，绿色转型的资金从何而来？曹远征表示，绿色金融是目前的一个关键议题。当前，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主要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然而，二十年前，中国的房产主要是通过分配获得。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成熟，房产才被赋予了价格，从而膨胀成为重要的资产。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碳资产。
曹远征认为，过去几年，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迅速，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产国。从第一辆到第一千万辆，中国用了大约17年，而从第一千万辆到第二千万辆，只用了27个月。中国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所有减碳技术都具有商业上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随着越来越多的金融资本开始进入绿色金融领域，资产的不断转换也会形成新的资产负债表，取代传统房地产带来的资产负债表，这是防止出现类似日本和拉美问题的核心。
朱云来认为，政府提供一个清晰的框架和导向非常重要。过去十年，中国大力推进低碳化，促进了太阳能产业、风电产业的发展。“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临门一脚的问题。如果我们停止建设火力发电站，就能达到碳排放峰值，那么在二十年的自然折旧期过后，我们将自然而然地实现碳中和。因此，确定这个问题，明确地向前推进，将其分解为每年只需建设1/20的规模，有了这样的长远决策，重大失误的可能性才会变小。因为每年只需调整5%，即使出现错误，一两年后也能通过更先进的技术进行调整。前面的投资仍然可以使用，只是效率稍低。”
朱云来表示，如果我们停止建设火力发电站，未来购买电力都是光电，资金自然会流向有收益的领域，绝不会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
第二个重要议题是对外开放。朱云来指出，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有些问题需要调整也是可以理解，比如国际贸易越来越困难，但也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了。中国仍应面向世界市场。历史上，先进的国家往往较为开放，而封闭的国家很难取得显著进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虽然有许多担忧，但现在看来，这一决策极大地提升了我们的竞争力。竞争可能是推动进步的最大动力，过多的保护反而可能导致发展停滞。单方面免签政策，以及中国在开放进口方面的态度，过去常常被认为是消耗国内资源。然而，促进进口不仅有助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还能带来发展的益处。未来，或许应考虑降低贸易关税，甚至实现单方面的突破。
朱云来表示，中国拥有庞大的产能和丰富的技能。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培养了大量的经验丰富的工人和专业团队。这些资源和能力如果在国内市场发挥作用，意味着我们从改革初期的物资匮乏状态，转变为如今几乎所有需求都能得到满足，除了少数几项暂时无法生产的商品。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仍低于中国，它们实际上可以借助中国的产能、技能和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应当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尽管面临各种保护主义和审查，我们仍然需要积极参与谈判，不必采取对抗的态度。
责任编辑：薄晓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