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1930年12月28日-2023年12月19日）
少年时志得意满、青年时跌入谷底、中年时奋起拼搏、晚年时老骥伏枥，江平的人生经历坎坷而精彩，但不管时光如何变幻，他心中始终有一团不灭的法治之光，支撑着自己坚守真理、坚持道义，持续为“法治天下”的梦想而呐喊。
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江平于2023年12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寿94岁。
江平是中国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被誉为法学界的“良心”、中国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
在退休后，江平曾说：“我现在所能够为社会做的还是呐喊，我现在的社会使命是呐喊。在我力所能及的时间内、范围内、影响力的度上，我尽量为中国现代应该有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做一些呐喊。呐喊总是能起到一些作用。”
谨发表此文，扼要回顾江平先生的一生。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更为详实的内容，请参阅由江平先生口述陈夏红整理的《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一书。本文出自《各界》杂志2023年第11期。
文|若愚
编辑|史音
阴差阳错走上法律之路
1930年12月28日，江平出生于大连，原名江伟琏。家中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五。童年时，父亲一直在大连工作，他在那里度过了七年时光。1937年“七七”事变后，父亲带着全家先去了上海，后面又辗转来到北京，住在一个四合院里。江平初中就读于艺文中学，高中则在著名的崇德中学，并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外围组织。读高中时需要住校，当时也没有太多的娱乐活动，好在这里有当时北京中学中唯一一块标准足球场，精力旺盛的青年们就在足球场上肆意奔跑，把多余的精力消耗之后再去上晚自习。
1948年，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因为“新闻像我的性格一样奔放激情”，成为一名记者是他当时的理想。学习之外，他加入了学校足球队，司职右前锋。入学不久，他就因加入反抗国民党政权的青年组织而被迫辍学。北京和平解放后，他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为了工作便利，他改名“江平”。
江平在莫斯科留学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培养人才就成了当务之急。1951年7月，高等教育部首次组织选派学生到苏联留学，要求各单位在六天之内选定政治上可靠的学生，并由保送部门首长亲自签字负责。首批留学生一共300多人，江平是其中之一。据他分析，自己上过大学，人还算聪明，这大概是能够入选的重要原因。
但让江平意外的是，组织安排他学的是法律。他一时难以接受，因为法律像冰山那样生硬、冷酷，恰如由一条条僵化、难懂的法律条文筑起的高墙等待他去攀爬。体育分会的同学鼓励他改学体育，也向上作了申请，但没有获得同意。于是，江平服从了组织安排，走上法律的人生之路。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法学人，他们还肩负着一个使命，那就是完全抛弃民国时期的“旧法”，在学习借鉴苏联法学的基础上，创建中国当代法学。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多人被安排去改学法律。
江平的留学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他先后在喀山法学院和莫斯科大学学习法律，还去了苏联国家公断处和基层法院实习，抽象的法律条文慢慢地在头脑中变得立体、丰富起来。他担任中国学生会主席，与当时在学校学生会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共事。课余时间，他参加足球队，中外学生在一起玩得其乐融融。
留苏期间，江平（中）在苏联法院实习
在留苏期间，他还拥有了刻骨铭心的初恋。那时候组织纪律十分严格，不允许留学期间谈恋爱，但是爱情的火花，还是在江平与同样留苏的陈绥之间点燃了。为此，他们受到了组织处理，不得不痛苦地压抑着彼此的感情。好在后来组织作了调整，从“不准恋爱”变成“不准结婚”，这段恋情才浮上水面。两人一起学习、一起研究问题，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1956年，江平以全优的成绩，提前一年从莫斯科大学毕业。近五年的留学让他收获很多，最大的是罗马法，这决定了他的学术结构和学术渊源，成为他数十年后在法学界安身立命的根本。回国后，江平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他们这批留学生被寄予厚望，就是要充当中国新法学的“孵化器”，培养出更多的法律人才。江平被钱端升院长称为学院二才子之一，还担任了苏联法学教授的翻译。他每次上课都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成为当时的一颗学术新星。
一年之后，江平与刚刚回国的陈绥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可以说，人生的起步阶段，他走得顺风顺水，这也与他后来的人生际遇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和反差。
扼腕叹息，失去宝贵的二十二年
1957年时政治气候发生了明显改变，但江平此前一直在国外留学，对这方面并不敏感。5月31日，他向学校陈书，坦诚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结果被打成了学校第一批“右派”。当时学校在礼堂开大会，讨论他为什么会成为右派，从留学、教学上实在找不到原因，就说他是在教会高中、大学读书，“受到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毒害”。
那时，陈绥刚跟他结婚一周时间，一下子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陈绥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本身成分不好，现在丈夫又成了右派，她得为自己的前途考虑。结婚一个月后，妻子提出了离婚，江平虽然心如刀割，也只能无奈答应。后来回忆起这段历程，他说“世间的悲惨最多也就这样了吧”。
然而，更多的打击接踵而至。他被安排到北京西山去放羊、背粪，没日没夜地劳作。有一天，他下山去抬钢管，由于实在太累了，连火车经过时的刺耳汽笛声都没听到，结果整个人被卷到了火车下。那个瞬间，人就像漂浮在海面上，迷迷糊糊，连疼痛也察觉得不清晰。他还问旁边人：“我有没有救啊？没有救就算了。”虽然他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却永远失去了一条腿。一般人遭受这样的打击早就被击垮了，江平反而豁达了起来，对一些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他说：“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乐观的态度，多活一天是多美好的事情！”
1959年，江平（后排右二）在北京郊区下乡劳动
之后的岁月，江平在生活的夹缝中求生存。他教过俄语，下放到干校劳动，还作为“摘帽右派”被分配到延庆中学当老师。无论在哪个岗位上，他都努力做得最好，一丝不苟教书育人。有学生回忆说，那时的江平身材瘦长，戴着一副白色镜框的眼镜，英语和俄语都发音标准，让学生们很羡慕。课堂之外，他一只手扶着自行车车把，另一只手拎着两个暖水壶，乐观开朗的心态也让大家钦佩不已。
期间，他与崔琦结了婚。崔琦是名校华北大学毕业生，18岁就参加了革命，父亲也被打成了右派，因此能够理解他的苦衷，也愿意同他一起经历苦难。他们先是有了儿子江波，后来又生了女儿江帆。但受限于生活条件，夫妻俩聚少离多，江平只能一个人在延庆带儿子。白天上课时就让儿子坐在黑板旁边的小板凳上，晚上睡觉时挤在一张小木床，饿肚子了就拿出冻馒头吃，每啃一口都十分费劲。郊外的冬天寒风刺骨，没钱给儿子买棉衣，他把自己旧大衣给儿子改成棉袄，还一针一线织起了毛衣。
江平在留苏期间，曾省吃俭用买了很多苏联出版的法律书籍，后来因为害怕被人发现、受到惩罚，加之看不到重返讲台的希望，大部分书籍都被他当作废纸卖掉，换成伙食费。现在每每想起此事，他都会感到非常遗憾。
好在冬天终将过去，江平在煎熬中迎来了春暖花开。1978年8月，北京政法学院复校，三个月后他回到了学校。又过了一个月，接到了对他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接到通知后，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申请入党。那年他已经48岁，岁月的沧桑让他已经两鬓斑白。
从1957年到1978年底，与法律隔绝的二十二年，被江平视为“人生最大的遗憾”。他说：“我在能够为中国法治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已经快50岁了，人生最黄金的时代，恰恰应该是在30岁到50岁之间，我丧失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段苦难的人生经历，让江平有了更多表达和倾述的迫切愿望。他读了很多诗词和古典文学，也写了很多诗词来直抒胸臆，像《五律·劳动》《七律·归途骑车遇大风》等，生动地记录了生活中的各种磨难。后来，以这些作品为主，编成诗词集《信是明年春自来》，序言上这样写道：“好的诗词总是来自逆境。”
如鱼得水，重返神圣课堂
复校之初的北京政法学院，面临着最大的问题就是师资和教材缺乏。当年的教学骨干大多被打倒、平反后还能上讲台的没有几个人，后来留校的学生很多基础薄弱、教学比较差，像江平这样的老师就成了稀缺资源。江平也是如鱼得水，很快投入到教学之中。
有一次，江平到学校图书室里去找资料，无意中发现了一本俄语版的罗马法教科书，仔细端详才发现，这正是他从苏联带回国、后来又被迫上交的，没想到还被保留着。他如获至宝，以此为蓝本写成了自己第一本学术著作《罗马法概论》。后来，他担任了民法教研室的负责人，工资也增长了，家庭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善。
在教学上，他敢于突破禁区，在1982年前后率先开讲《罗马法》和《西方国家民商法》两门课，把民法的理念引入了国内，很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他曾经引用德国法学家耶林的名言：“罗马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以武力；第二次以宗教；第三次则以法律。而这第三次征服也许是其中最为和平、最为持久的一次。”江平认为，罗马法蕴含的人文精神、人道精神、人权精神，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也是为中国社会所需要的。
江平和崔琦合影
江平授课有自己的风格，一般不专门准备讲稿、照本宣科，而是手里拿着几张卡片自由发挥，洋洋洒洒、收放自如。有学生回忆说：“听江老师的课真是一种享受。他站在三尺讲台上，器宇轩昂，一口标准的国语和悦耳的嗓音，谈吐之中洋溢着知识的自信，两千多年前的历史典故和精妙学说，滋润着学生们的心灵。”江平也不回避跟学生们谈起自己二十多年间遭受的磨难，但语气十分平缓，就像是讲述别人的遭遇一样，反而是一些体现人性美好的细节让他刻骨铭心、大讲特讲，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感染着学生们。
1983年，北京政法学院更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江平被提拔为副校长。他切身感受到法学人才的短缺问题，便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培养学生上面。那时正值恢复高考后第一批大学生留校，构成了新时期法学的“第一批梯队”。在经历长时期“断流”后，法学人才终于开始充分涌流。江平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贫穷的法学”、到90年代“繁荣的法学”，这是他一生中很有独创的、很蓬勃发展的一段时间，实际上也构成了他在学校的主要贡献。
随着江平声名鹊起，他也参与到国家重要法律的起草之中。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人大启动《民法通则》起草工作，江平是四名顾问之一，后来被人们称为“四大名旦”，代表了当时北京民法力量最强的四座法律院所。在中国法制史上，《民法通则》的起草具有开创性意义，发挥了统领民法的作用。1986年，《民法通则》颁布施行，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这部法律确立的“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诚实、信用”原则，至今依然是规范民商活动的统领性要求。
作为一部开创性的法律，它的起草历程也是屡遭曲折，主要是在法治理念、法律实践等方面，各方面认识并不一致。比如，第90条草案是“合法的借贷受法律保护，禁止高利贷”。但在讨论过程中，来自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代表，为了什么样的标准算是“高利贷”展开了激烈争辩，无法达成共识，只能把“禁止高利贷”删除了。最后法律条文只剩下“合法的借贷受法律保护”，出台后很多人感觉十分费解，甚至认为是立法上的笑话：既然是合法的，当然受法律保护，这不是正确的废话、无用的条文吗？自然，这属于立法的时代局限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化，很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法大校长，成为永远的标签
1988年，对于江平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他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及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并出任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这标志着他不但在职务上、也是在影响力上，都走上了巅峰。
作为校长，江平始终把教学作为治校的根本，苦口婆心劝说优秀的毕业生留校任教，而不是去政府当官、去社会上当律师赚钱。他经常对学生们说，大家不要去比谁官当得大、钱挣得多，要比就要比贡献、比做人。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很多优秀学生都留了下来。他大力推动学生自由择课、自由择师，营造一种开放的教育环境，促进教师队伍的优胜劣汰，给年轻教师脱颖而出创造机遇。
江平教授与学生在家
在江平的心中，学生始终处在最重要的位置，他们是学校的主人。平时只要有空，他就走到学生中去，了解大家有什么矛盾困难，想方设法帮助他们，尽力保护他们。在很多学生眼中，江平是“骑自行车的校长”“在简易棚办公的校长”。一些学生说，看到江校长在简易棚里办公，他们心理就平衡了。大家都爱回忆那时校园朝气蓬勃的氛围，说校园民主自由的气息弥补了艰苦办学条件，江校长功不可没。
江平担任校长不到两年时间，用自己的话说属于“短命校长”。签有他名字的毕业证书，也只有85级这一届。毕业典礼上，很多学生眼含热泪听着江平的毕业致辞。当时，江平带头唱起了《国际歌》，底下的学生跟着一起唱。有十几个学生已经先去饭堂吃饭，听到歌声后立刻端着饭盆跑了回来，加入了合唱的队伍。典礼结束后，学生们久久不愿离去。有人觉得惋惜，认为他完全可以再当几年校长，江平却乐观地说：“上苍总算是‘公平’的，给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二十二年的顺境，我已经很知足了。”
法大的很多学生，把江平视为永远的校长，乃至把他是否出席学术研讨会和毕业典礼，作为评判会议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尺。有一年纪念法大校庆，主持人念在座校长的名字，念到江平的时候，台下开始掌声不断。对此，江平感到十分欣慰：“我非常理解学生对我的感情。”
后来担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的黄进，这样评价江平对这座学校的影响：“中国政法大学有一种精神，就是只向真理低头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江平先生用他的言行为我们打造的，他永远是我们法大的一面旗帜。”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碑，是法大海淀校区出镜率最高的文化景观，也是法大文化的重要象征。
江平题写的“法治天下”碑
在全国人大任职期间，江平参与了《合同法》《信托法》《国家赔偿法》等重要法律的起草工作。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引以为豪的并不是民商类的法律，而是《行政诉讼法》。当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老百姓民主意识的增强，开始出现“民告官”这种新奇的现象，浙江省苍南县农民包郑照诉讼县政府强制拆除房屋案，更是被誉为“民告官”第一案，媒体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产生了很大影响。
江平担任了《行政诉讼法》立法组组长，经过深入研究，率先提出从实体法改到程序法，改变了行政立法的模式。草案全文通过媒体公布后，收到各种意见430多份，明显分为两派：一派大多是政府官员，认为民告官太厉害了，影响政府运转；另一派大多是学者和老百姓，认为这是大势所趋。1990年4月，《行政诉讼法》在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获得通过，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一条重要法律。
教书育人，始终乐在其中
1991年，江平获得了博导资格，到2010年招完的那届博士生，指导博士生20多届，共计100多人。开始法大民商法方面只有他一个人有博导资格，所有的课都得全程上，带博士的主要方式就是结合立法项目和科研课题搞研究，很多研究成果都能够运用到实际立法之中。后来，随着有博导资格的老师数量增多，以及不再从事立法工作，他带的博士数量就少了，基本上每月把大家召集到家里开一个“圆桌会议”，交流学习心得，围绕学术问题进行交流。
让江平感到欣慰的是，自己带的博士生中，基本上没有官员，也没有混文凭的，大家都是奔着搞研究来学习的，毕业后也大多事业有成。作为江平的第一届博士生，法大教授赵旭东对他的教学、治学十分敬佩，认为他在学术高度、学术独立、学术宽容方面，都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能够给学生带来非常深刻的教诲和启发。
在考博路上，有不少是慕名前来、立志非江平当导师不可的“学术粉丝”。陈波曾经是贵阳的一名警察，本来工作稳定、人际顺畅，但他却不想在这条一眼看到底的轨道上走下去，特别是无意中读到《江平文选》后，受到江平人生阅历和学术思想的激励，干脆辞去了公职，连续考了六次江平的博士。到了最后一次考试，连江平都建议他如果没考上就别考了，可以收他为门外博士弟子，遇有问题随时都能上门请教交流。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陈波终于在第六次考博中成功“上岸”。在江平的生日寿宴上，陈波和其他学生一起大声喊：“如果有来生，我们还做您的学生！”大家都泪流满面。
教书育人之外，江平还经常参加社会活动，激情洋溢的演讲每每让听众留下深刻印象。每次接到邀请，他都要认真准备，哪怕是只有15分钟的陈词，都要准备上好几天时间。他的演讲很少说枯燥的法学原理，而是融入大量的社会热点事件，寓理于事，用精炼概括的几句话就能够洞悉并揭示出疑难法律问题的真相和本质，让听众很受启发。法学教授龙卫球评价说：“江平是个思想性的人，演讲喷发着思想的火花，具有思想和材料融合的特点，是一种以材料探寻问题、以知识启发思想的风格，很容易在具体层面上进入听众的内心，又不陷入细枝末节，始终给人以一种自我思考的余地，听众莫不为之倾倒。”
江平曾出版过两本文集，一本叫《我所能做的是呐喊》，另一本叫《私权的呐喊》。两本书都以“呐喊”为名，不由让人想起鲁迅先生那种忧国忧民、唤醒众生的志向追求。江平的“呐喊”，更多的是希望法治精神、法治理念能够得到普及，“法治天下”的梦想得以实现。他认为法律学者应该有独立思考、理性批判的精神，否则就会丧失独立判断的能力；应该把服从真理摆在第一位，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科学。2009年，《中国新闻周刊》评出“十年影响力之民主法治人物”，江平榜上有名。
江平为获奖者颁发奖牌和荣誉证书
为了鼓励法大学子投入到法治梦想之中，2000年开始，江平设立了民商法奖学金，带头拿出了多年的积蓄，捐出50万元，王泽鉴教授等学者积极跟进捐款。这个奖学金以评奖程序严谨、要求苛刻著称，先后要过笔试、作文、口试3道关卡，考试的题量之大超过了司法考试，被誉为法大“诺贝尔奖”。第一轮一共150多道选择题，时间4个小时，既考学生的专业，也考意志和韧性，甚至还考体力。第三轮的口试，对学生的考验也很大，有一位学生被口试老师连珠炮般的问题折磨得头晕目眩，扶着墙出来，摇摇晃晃张着大嘴走路。他的牙极白，远远看去，江平以为他口吐白沫了，赶紧上前扶他。
曾经也有老师建议江平稍微降低下考试的强度、难度，免得让学生们太受煎熬，但被江平拒绝了。他认为，这样的考试设计检验了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够通过这三轮测试，可以说能力素质是非常全面的，将来也一定能够在法律工作的舞台上绽放光彩。奖学金也给了学生们展现自我的舞台，在2006年的颁奖典礼上，张笑滔公开向暗恋对象大胆表白，引发全场轰动，成为“江奖”的“名场面”。
在90岁生日时，江平为“江奖”捐款500万元，并承诺在身故后再捐500万元。2023年4月，江平不顾病躯，坐着轮椅亲自出席第23届“江奖”颁奖礼，阐述了关于两个法律概念的翻译问题，并勉励学生们继续学好民商法。现在已经有10所高校参与到“江奖”评选，张笑滔作为江平慈善信托受托人代表参会，不知道他看到那些青春洋溢的面孔，会不会想起当年“江奖”给予他的表白勇气？
娴静舒适的晚年生活
人到老年，要不要留一份回忆录，给自己的学术人生打个结，是江平纠结很久的问题。法大领导认为切身经历中国法制建设历程的人不多了，一直鼓励他好好写下来，并安排了一位学法制史的博士做他的助手。经过两年多的采访，江平口述自传《沉浮与枯荣——八十自述》于2010年出版。江平也是如释重负，认为自己能够留给人间的，也就一本自传、一本诗词集、两本“呐喊”而已。很多年轻的学子，也通过这本书了解到这位法治老人的磨难与坚守、坎坷与奋斗、荣耀与屈辱。
江平自述
江平的爱好较多，除了古典音乐、京剧以外，足球是他维系一生的热爱。每当谈论足球，他就会流露出少年般的欣喜神态，并狂热支持着自己心仪的球队。2002年时，他曾去韩国，现场观看中国队对阵哥斯达黎加的比赛，并为中国队一分未得的结果耿耿于怀。北京奥运会期间，他赴北京工人体育场观看了巴西和阿根廷的半决赛，之后又到了鸟巢看了一场国际米兰与拉齐奥的对阵，大呼过瘾。80多岁时，他还会定闹钟，半夜起来看球赛，跟踪国际米兰的最新战绩。
江平还非常喜欢狗。活泼可爱的小狗，缓解了他紧张的工作压力，给他带来了很多乐趣。每天晚上，他都要带着狗一起睡觉，情同父子。早晨7点，江平就准时起床，出去遛狗。有一只养了十多年的狗去世了，他还伤心了很久。
2008年，一次中风让年近八旬的江平放慢了脚步。这次住院一共两个多月，其中有半个多月时间，他的语言功能受到了限制，虽然内心非常清楚，但是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对于把教师作为终身职业的江平来说，这种打击是非常大的，也吓坏了众多学生。好在手术比较成功，他的语言功能慢慢恢复。经历这次病痛，他终于接受了现实，无奈地发出“保命第一，真是老了”的感慨。自此，他的社会活动数量有所压减。
江平和老伴崔琦，以及女儿江帆，在北京南四环一幢普通民居内度过了十多年平静的生活，有一个保姆一直照顾着他们。女儿因为身体略有残疾，一直没有出嫁成家，这也成了老两口的一丝遗憾。直到保姆去世后，江平才入住养老院，虽然这里的条件不错，但他还是觉得这里不太像家，还是想回去。家里的过道上，写有“忘忧”两个大字，那就是他豁达开朗的人生态度。
2023年7月，崔琦因病去世，结束了两人五十六年的婚姻长跑。在告别仪式上，江平回忆起当年生活困难时，妻子想方设法操持家务的场景，不由得潸然泪下。“我这一辈子感觉到很满足，对你表示衷心的怀念和永远的感情。”这是江平对妻子最后的表白。
最后，附上江平先生创作的诗词中他最喜欢的一首：
《临江仙·悲歌》
千语万言满胸臆，欲诉欲泣无从。
长吁三声问天公，为何射日手，不许弯大弓。
翻云覆雨人间事，过耳过目无穷。
谁主沉浮与枯荣？欲平心中愤，唯唱大江东。
责任编辑：刘德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