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一生承袭二程思想，兼收濂洛之学（北宋程颐、程颢兄弟，是洛学的代表，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著作达140余种，留下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他的许多著作是在环武夷山的诸家书院中完成的。
在朱子的众多著作中，《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对后世影响甚大。他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单独成书，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一生最重要的著作，闪耀着继往开来的精神。
苦心孤诣读“四书”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对朱熹研究甚深，曾著《朱子学提纲》《朱子新学案》等书，他说：“朱子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亦无不可。”
青山莽莽，建水汤汤。南宋绍兴年间，在建安紫芝上坊的环溪精舍里，少年朱熹开始了他“十年寂寞抱遗经”的生活，在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时“喜不可言”，暗暗立下了继往圣、开来学的人生抱负。
十四岁时，朱熹秉承先父朱松遗命，奉母到崇安县五夫镇定居，跟随“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刻苦学习，每天早起诵读《大学》《中庸》等十遍。
朱熹晚年仍记得：“某自丱读四书，甚辛苦。诸公今读时，又较易作工夫了。”丱，形容古代儿童束发成两角的样子，可见朱熹在幼年时，就开始学习儒学经典。
在少年求学期间，朱熹“出入经传佛老”，阅读范围广博，佛老之书也读，一度在“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的禅境中，萌生“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的想法。
翻开《朱子行迹图》，二十出头的朱熹来到泉州同安县担任主簿，在处理政事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佛老之学无法解决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于是徒步百里赴延平拜李侗为师，刻苦研读、虚心问学。
在李侗的谆谆教诲下，经过不断地学习、体悟、实践、总结，朱熹开始领会儒学真谛，逐渐掌握主静、存养和持守的修身方法，一点一点砥砺琢磨、一锤一锤敲打锻炼，终于茅塞顿开，完成了“逃禅归儒”的重大转变。归儒，乃坚持儒学的基本立场，但对于佛老的优长之处，并不予以排斥，而是尽力抟成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
跟随李侗学习的过程中，朱熹的思想在碰撞交融中成长，开始思考儒学未来的走向。十年间，他收集大量资料，先后编撰了《论语训蒙口义》《孟子集解》等著作，成为《四书章句集注》的部分基础文稿。四书学的这棵树，此时尚刚刚抽芽，终有一日，它要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四十余年成大作
凤凰山下，丽正门朱漆铜瓦；临安城内，垂拱殿镌龙刻凤。
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得宋孝宗召见，满怀自信连上三札，论格致诚正之学、抗击金兵之策、内修政事之道。这一年，在政治上初展羽翼的朱熹“遍求古今诸儒之说”，撰写了《论语要义》。其后，又取“二程”、张载、范祖禹等大家之说，编成《论语精义》和《孟子精义》。
“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崇安出发，持杖负笈、远赴千里之外的长沙岳麓书院，同湖湘学派的张栻进行了一场三天三夜的旷世之辩。从《论语》《孟子》到《中庸》之义，两位当世大儒轮番登台、抵掌论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彼此都在思想交汇中获得了成长。这是中国学术史、书院史上的精彩一页，自此之后，会讲成为书院教育的一项重要传统。
对于朱熹而言，与湖湘学派的交锋，促使他对“四书”做了一个体系性的整理与论述。此后，与陆九渊的心学、与陈亮的事功学派的会讲，不断冲击着朱熹，让他思考与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母亲病故，葬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寒泉坞，朱熹在墓旁建立寒泉精舍守丧读书，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寒泉著述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集注释，正式踏上了综罗百代的漫漫征途。
九曲溪畔，环武夷山诸书院，千年弦歌不辍。在这里，朱熹历经“四十余年理会”，相继完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直到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中的诚意章，“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朱熹对《大学》《中庸》二书加以自己的解释，故称作“章句”，对《论语》《孟子》二书则汇集了“二程”等前贤的解释，再表明自己的观点，故称作“集注”。
《大学章句》，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充分吸收汉代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尤为特殊的是，他增补了“即物穷理”等134字，使义理通顺、文气贯通。他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作为核心纲领，明确了天下读书人的至高理想。
《论语集注》遍求程门诸弟子学说，不断增删修改，在考据中汲取义理，又脱离考据验证前说，集中阐述了“仁义礼智”等基本价值观念。
《孟子集注》在吸纳古注的基础上，对性善、民本、心统性情、浩然正气等加以创造性诠释，使其明晰化、条理化、系统化，集中表达了“仁政”与“王道”的中心思想。
《中庸章句》对命、性、道、教等概念进行反复思考、体悟、理解、修订，将“中”诠释为“理”，别开生面，扩展了中庸的哲学意义。
弦歌不辍启后人
春秋时代的孔子，集先秦文化之大成，编撰六经，教化世人。从此，中国人的血脉里不断回荡着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为政以德的治国标准、仁者爱人的现实关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先贤教诲尽在经传之中，经成为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四部分类法中，经部排在首位。经过历代学者的增补，儒家从最初的六经发展为十三经。
儒家十三经，虽然正文仅有六十余万字，其篇幅大概与《徐霞客游记》相当，但其含义深邃，后世学者为理解经典而写作的诠释性著作不计其数。
如果将六经比喻为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山，那么攀登高山需要有门径，“四书”便是门径。朱熹说：“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
朱熹曾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四书”和“五经”的关系。读“五经”如“打禾为饭”，要经过农夫的春种秋收，商人的运输贩卖，家人的购买烹煮，最终才作为食物摆在面前。“四书”则是做好的熟饭，可以拿来就食，是对“五经”的提炼与荟萃。
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虽然目次上是先《大学》《中庸》，再《论语》《孟子》，但他以为读书的次序应是先《大学》，再《论语》，接着是《孟子》，最后方才是《中庸》。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在宋宁宗时率先列为官学教材，到宋理宗时获得全面承认，宋理宗称赞《四书章句集注》使“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元代，此书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其影响力延续至清末科举废止。七百余年，此书成为士子必读书目，对其为官从政、处事立身产生了深远影响。《四书章句集注》还传播到了海外，影响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形塑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千年后的朱熹也同孔子一样，有自觉的道统传承意识，将发挥圣贤之道视为毕生事业。（徐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