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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斑斑 | 承前启后开来学

朱熹一生承袭二程思想,兼收濂洛之学(北宋程颐、程颢兄弟,是洛学的代表,濂学以周敦颐为代表),著作达140余种,留下一笔丰厚的思想遗产,他的许多著作是在环武夷山的诸家书院中完成的。

在朱子的众多著作中,《四书章句集注》一书对后世影响甚大。他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抽出,单独成书,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一生最重要的著作,闪耀着继往开来的精神。

苦心孤诣读“四书”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对朱熹研究甚深,曾著《朱子学提纲》《朱子新学案》等书,他说:“朱子毕生,于四书用功最勤最密,即谓四书学乃朱子全部学术之中心或其结穴,亦无不可。”

青山莽莽,建水汤汤。南宋绍兴年间,在建安紫芝上坊的环溪精舍里,少年朱熹开始了他“十年寂寞抱遗经”的生活,在读到《孟子》“圣人与我同类者”时“喜不可言”,暗暗立下了继往圣、开来学的人生抱负。

十四岁时,朱熹秉承先父朱松遗命,奉母到崇安县五夫镇定居,跟随“武夷三先生”刘子翚、刘勉之、胡宪刻苦学习,每天早起诵读《大学》《中庸》等十遍。

朱熹晚年仍记得:“某自丱读四书,甚辛苦。诸公今读时,又较易作工夫了。”丱,形容古代儿童束发成两角的样子,可见朱熹在幼年时,就开始学习儒学经典。

在少年求学期间,朱熹“出入经传佛老”,阅读范围广博,佛老之书也读,一度在“门掩竹林幽,禽鸣山雨余”的禅境中,萌生“了此无为法,身心同晏如”的想法。

翻开《朱子行迹图》,二十出头的朱熹来到泉州同安县担任主簿,在处理政事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佛老之学无法解决许多社会实际问题,于是徒步百里赴延平拜李侗为师,刻苦研读、虚心问学。

在李侗的谆谆教诲下,经过不断地学习、体悟、实践、总结,朱熹开始领会儒学真谛,逐渐掌握主静、存养和持守的修身方法,一点一点砥砺琢磨、一锤一锤敲打锻炼,终于茅塞顿开,完成了“逃禅归儒”的重大转变。归儒,乃坚持儒学的基本立场,但对于佛老的优长之处,并不予以排斥,而是尽力抟成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

跟随李侗学习的过程中,朱熹的思想在碰撞交融中成长,开始思考儒学未来的走向。十年间,他收集大量资料,先后编撰了《论语训蒙口义》《孟子集解》等著作,成为《四书章句集注》的部分基础文稿。四书学的这棵树,此时尚刚刚抽芽,终有一日,它要长成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

四十余年成大作

凤凰山下,丽正门朱漆铜瓦;临安城内,垂拱殿镌龙刻凤。

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得宋孝宗召见,满怀自信连上三札,论格致诚正之学、抗击金兵之策、内修政事之道。这一年,在政治上初展羽翼的朱熹“遍求古今诸儒之说”,撰写了《论语要义》。其后,又取“二程”、张载、范祖禹等大家之说,编成《论语精义》和《孟子精义》。

“悠然一长啸,妙绝两无伦。”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崇安出发,持杖负笈、远赴千里之外的长沙岳麓书院,同湖湘学派的张栻进行了一场三天三夜的旷世之辩。从《论语》《孟子》到《中庸》之义,两位当世大儒轮番登台、抵掌论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彼此都在思想交汇中获得了成长。这是中国学术史、书院史上的精彩一页,自此之后,会讲成为书院教育的一项重要传统。

对于朱熹而言,与湖湘学派的交锋,促使他对“四书”做了一个体系性的整理与论述。此后,与陆九渊的心学、与陈亮的事功学派的会讲,不断冲击着朱熹,让他思考与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

乾道五年(1169年),朱熹母亲病故,葬于建阳崇泰里后山寒泉坞,朱熹在墓旁建立寒泉精舍守丧读书,开始了长达六年的寒泉著述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汇集注释,正式踏上了综罗百代的漫漫征途。

九曲溪畔,环武夷山诸书院,千年弦歌不辍。在这里,朱熹历经“四十余年理会”,相继完成《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合称为《四书章句集注》。朱熹直到临终前还在修改《大学》中的诚意章,“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朱熹对《大学》《中庸》二书加以自己的解释,故称作“章句”,对《论语》《孟子》二书则汇集了“二程”等前贤的解释,再表明自己的观点,故称作“集注”。

《大学章句》,将《大学》区分为经和传,充分吸收汉代以来学者的研究成果,尤为特殊的是,他增补了“即物穷理”等134字,使义理通顺、文气贯通。他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作为核心纲领,明确了天下读书人的至高理想。

《论语集注》遍求程门诸弟子学说,不断增删修改,在考据中汲取义理,又脱离考据验证前说,集中阐述了“仁义礼智”等基本价值观念。

《孟子集注》在吸纳古注的基础上,对性善、民本、心统性情、浩然正气等加以创造性诠释,使其明晰化、条理化、系统化,集中表达了“仁政”与“王道”的中心思想。

《中庸章句》对命、性、道、教等概念进行反复思考、体悟、理解、修订,将“中”诠释为“理”,别开生面,扩展了中庸的哲学意义。

弦歌不辍启后人

春秋时代的孔子,集先秦文化之大成,编撰六经,教化世人。从此,中国人的血脉里不断回荡着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为政以德的治国标准、仁者爱人的现实关怀、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

先贤教诲尽在经传之中,经成为古代著作中最重要的部分,四部分类法中,经部排在首位。经过历代学者的增补,儒家从最初的六经发展为十三经。

儒家十三经,虽然正文仅有六十余万字,其篇幅大概与《徐霞客游记》相当,但其含义深邃,后世学者为理解经典而写作的诠释性著作不计其数。

如果将六经比喻为令人叹为观止的高山,那么攀登高山需要有门径,“四书”便是门径。朱熹说:“人自有合读底书,如《大学》《语》《孟》《中庸》等书,岂可不读!读此四书,便知人之所以不可不学底道理,与其为学之次序,然后更看《诗》《书》《礼》《乐》。某才见人说看《易》,便知他错了,未尝识那为学之序”。

朱熹曾以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四书”和“五经”的关系。读“五经”如“打禾为饭”,要经过农夫的春种秋收,商人的运输贩卖,家人的购买烹煮,最终才作为食物摆在面前。“四书”则是做好的熟饭,可以拿来就食,是对“五经”的提炼与荟萃。

朱熹所撰《四书章句集注》,虽然目次上是先《大学》《中庸》,再《论语》《孟子》,但他以为读书的次序应是先《大学》,再《论语》,接着是《孟子》,最后方才是《中庸》。他说:“某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

《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在宋宁宗时率先列为官学教材,到宋理宗时获得全面承认,宋理宗称赞《四书章句集注》使“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元代,此书列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用书,其影响力延续至清末科举废止。七百余年,此书成为士子必读书目,对其为官从政、处事立身产生了深远影响。《四书章句集注》还传播到了海外,影响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形塑了东亚儒家文化圈。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孔子曾在洙、泗之间弦歌讲学,教授弟子。千年后的朱熹也同孔子一样,有自觉的道统传承意识,将发挥圣贤之道视为毕生事业。(徐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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