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提到一个历史名词——卡夫丁峡谷。
卡夫丁峡谷，是指古罗马时期意大利中部小城卡夫丁城外的隘口。公元前321年，古罗马军队在卡夫丁峡谷战败，被迫按照遣散战败者的方式，屈辱地通过三支长矛拼成的“轭形门”。马克思引用这一典故，比喻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遭受的苦难，比罗马军队蒙受的耻辱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提出自己的思考：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走资本主义道路吗？
19世纪中叶，欧美等国的工业革命陆续完成，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工场，开启人类社会现代化历程。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然而，在肯定现代化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也对西方现代化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与矛盾进行深刻剖析。他们认为，西方的现代化并不等同于社会绝大多数人生活方式的改进和社会福祉的增加。
鉴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造成的诸多弊端，马克思恩格斯对于现代化的多种模式问题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提出资本主义并不能涵盖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也绝非现代化的唯一途径。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明确指出，“这一运动（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回信表明，马克思关于西欧历史进程的表述并不适用于当时的俄国。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现代化的多种模式观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掠夺和侵略的一面日益凸显，“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落后国家在现代世界体系中处于从属的地位，通过模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来获得发展已经失去了时机和条件，并面临重重外在压迫和阻碍。马克思恩格斯以印度为例，指出英国“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因此，落后国家要想进行现代化建设，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争取民族独立。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
“掌握自己命运”，意味着能够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不一定套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模式。马克思恩格斯将目光投向东方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设想这些国家不经历资本主义，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从而避免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内压榨、对外掠夺的原始积累老路，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
1881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明确反对那种认为一切民族不管所处环境如何，都注定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后果”。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为开辟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理论基础。事实证明，现代化不是单选题，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只要符合自身国情，有利于人民的发展，任何国家都能实现现代化梦想。反之，有些发展中国家脱离自身实际，照抄照搬西方制度体系和意识形态，不仅没能实现本国富强，反而带来政治动荡、经济停滞、社会混乱等后果。
走自己的路，是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立足点。中国共产党既不盲目排外，也不照抄照搬，而是带领中国人民立足国情实际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探索出一条实现现代化的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共产党人百余年来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围绕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怎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形成了内容丰富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启示：只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秉持独立自主原则、树立守正创新意识、弘扬立己达人精神、保持奋发有为姿态，各国都有权利有能力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现代化道路，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握在自己手中。（子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