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北京晚报
一生为常民写史，93岁仍立新说
过去一年，九旬许倬云八易其稿，以考古学为基石展开论述，考察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完成新书《经纬华夏》。他感叹道：“我已老迈，大概再无余力撰写如此较具规模的专著。”
《经纬华夏》许倬云著南海出版公司
面向大众的历史写作
历史学家许倬云一生主张“为常民写史”，他的著作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许倬云教研与著述历史。截至2022年，他共有中文专著58种、英文专著6种、中文合著及编著26种、英文合著2种，共计92种、212个版本行世。
2006年，《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同步在海峡两岸出版，不仅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奖，在海峡两岸销量也超过百万册。2019年7月，清华大学向新生发送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一并送上《万古江河》，校长寄语新生“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2006年至今，他在大陆出版新作近二十种，如“中国三部曲”、“文明三书”、“从历史看管理”系列等，自选集、演讲集、旧书新版络绎不绝，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近年来，他的线上课程、演讲、谈话频频“破圈”，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
最新出版的《经纬华夏》与《万古江河》一样，有着一以贯之的“大关怀”。许倬云在新书别册中阐述了为何要在多年后再写华夏历史，并在末尾《余白》中描述这般继承性：“我平生著作，其计划与开展的过程，以《万古江河》最有特色。……这本书稿即将完成，本打算作为《万古江河》的续编，以补充过去陈述的分析以外，又在别的层面进行一些讨论，以说明中国这一华夏共同体，如何可以经历数千年而不败。这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的想法逐渐改变，终于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
在《经纬华夏》中，许先生跳脱出中国文化内部演变的叙述，以“大历史”的观看视角与思维方式，对华夏内外的历史互动进行了全新的归纳排列，再现了中国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动融合的轨迹。他赞叹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磨合后，呈现出来的包容性：“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过程中，甚为罕见——很少有地理上如此完整的一片空间，作为族群融合的场所。于是，从本书陈述的时间看，中国文化跨度近万年，少说也有六千年。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这一个例极为独特。”他希望经由这本书，让国人知道——“天地之间应有如此的中国”。
许倬云先生一生著作颇丰，93岁仍立新说。幼时的战争经历，让他有了一般知识分子不曾有的丰厚的人生体验，因此对生命格外敬重，关心民间疾苦。他的关心方法，在持续一生的写作治学当中，也在从不中断的对他人、对世界的关注中。
许先生一直主张：读书固然重要，更要读“社会”这本大书——制度、规章、书本，往往与当下发生的社会现实存在相当程度的距离。九十多岁了，他还保持着少年时的习惯，每天看《纽约时报》《大西洋杂志》等英文报刊，以及两岸的中文资讯，为这个变化剧烈的世界心怀忧虑。限于身体他已经三年足不出户，但不妨碍他对新技术的关心、思考。对于个人主义之下日渐疏离的人伦关系，他显得忧心忡忡。“人工智能会对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学科造成什么改变？”他回复道：“我不担心AI超越我们，我担心我们忘了别人——人跟人之间不再有面对面的接触，人把自己封锁在小盒子里边，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别人。”
全书结尾，是这位常年心怀忧虑的鲐背老人对这个世界的殷殷属望：希望《礼记·大同》里的“大同世界”理想，早日在中国乃至世界落实。
他希望唤起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与连接。在一个日趋分裂的世界里，他始终盼望人们不要离散，相爱，互助，开出个新天地。
“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
许倬云的学术成就，与其大时代下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1930年，许倬云与胞弟出生在厦门，适逢战乱时期，母亲生了一场病，双胞胎营养不够，在腹中的许倬云骨肉没有发育完全，一出生就是高度残疾，完全不能行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倬云与家人一起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是从那时开始，死亡的阴影笼罩了他的生活。在逃难的路上，他目睹了无辜的百姓尸横遍野的惨状，日本军机无差别的扫射，上午还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下午已倒在了自己的面前。
无法行走的许倬云只能由挑夫挑着赶路，但在某个深夜里，挑着许倬云的挑夫突然倒地而亡，另一个挑夫去追离开的队伍。荒山野岭中，年幼的许倬云动弹不得，只能无助地倒在死去的挑夫旁，等到家人来找他。
他后来回忆说：“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
到了二十八岁，许倬云才终于能够开刀做手术，矫正双脚，直立行走。在这之前，他都只能在椅子上坐着。面对命运的不公，许倬云仍坚强地表示：“我的不幸（残疾），变成我的幸运，因为我能专心念书。”
与其说是他选择历史，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他。父亲教他认字，弟弟把上课学习到的知识讲给他，许倬云不敢放松一刻地学习，最终考上了台大外语系，校长傅斯年对他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他在台大的恩师有：考古学家李济之，曾主持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是西洋史研究的开路者；考古学家董作宾，是民国时期甲骨文研究最重要的甲骨学“四堂”之一；文化人类学家李宗侗，经常派三轮车接学生去家里上课；民族学家凌纯声，完成中国第一部民族学调查……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终身仰慕的楷模。我也没有专挑哪一位老师的路线，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1956年，许倬云从研究所毕业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在胡适的帮助下，他获得纽约华侨提供的1500美元奖学金，得以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7年夏，他坐船远航美国东海岸。不同于其他留学生坐飞机或快速客轮，他是廉价货船的“附带乘客”。这艘船装载着菲律宾出产的铁砂，慢吞吞地驶向目的地。
1962年，许倬云拒绝了五份美国工作的邀请（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选择回到台湾。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出于三个承诺：对母亲、史语所、台大钱思亮校长。回来后，他同时在史语所和台大工作，后来在台大担任历史系主任。
“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这使得他终身的历史研究，都注重“常民”视角，而非传统的政治史或帝王将相。
不是“历史在变”，而是人的眼光变了
“历史在变”，这是许倬云一贯的主张。不是历史本身变了，而是人们看过去的眼光在变，看到的东西也就不一样了。作为历史学家，他认为人类在历史的树林里，每次只能多看见一点点，前面的道路是慢慢走出来的，要随时修正，随时体谅别人。
许倬云每写一部书、一篇论文，不是简单地排比时代的先后、人事的更迭，而是用心去追求中国文化的本质。以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学术专著为例，《西周史》是在探寻中国文化秩序的本源，写到西周亡国，他会联想到抗战时期同胞的惨状而落泪；《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机制；《汉代农业》则关注人口压力、市场网络、政府和工商关系，给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带来了很多启发。
70岁之后许倬云致力于为普通人写作。他说：“中国的历史常常只注意到台面上的人物，能为常民写作、与大众讲话的人实在不多，我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此后的十多部著作，其范围不出大型集合体的聚散、思想文化的盈缩，还有社会节奏的变迁，都是为了给普通读者提供一种切实的历史参照物，从而让他们有所思，有所得。
对于许倬云来说，历史从不仅仅是冰冷的知识和研究对象，历史是大群知识丛中最贴近人心的部分。它可以是文化的历史，可以是一个家庭的历史，甚至可以是每个人内心的转变。
在这本他额外珍视的《经纬华夏》，许倬云说，这本书里有自己的欢笑与眼泪。所有的欢笑与眼泪，“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而没有出路。但是，其实是有出路的，会有出路的；有时候，他们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没看见而已”。
如果大家都能保持一种时刻在局外又在局中的视角，养成这种观察世事与往事的习惯，那他作为历史学家数十年来对公众说话的目的便算达到了——“我尽了我的力，让人家知道历史是这么一个项目，对你的人生寻找意义、寻找自己，都是有帮助的。”
责任编辑：陈建瑞SN2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