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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93岁仍立新说:“天地之间应有如此的中国”

来源:北京晚报

一生为常民写史,93岁仍立新说

过去一年,九旬许倬云八易其稿,以考古学为基石展开论述,考察华夏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完成新书《经纬华夏》。他感叹道:“我已老迈,大概再无余力撰写如此较具规模的专著。”

许倬云93岁仍立新说:“天地之间应有如此的中国”

许倬云93岁仍立新说:“天地之间应有如此的中国”

《经纬华夏》许倬云著南海出版公司

面向大众的历史写作

历史学家许倬云一生主张“为常民写史”,他的著作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许倬云教研与著述历史。截至2022年,他共有中文专著58种、英文专著6种、中文合著及编著26种、英文合著2种,共计92种、212个版本行世。

2006年,《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同步在海峡两岸出版,不仅获得国家图书馆文津奖,在海峡两岸销量也超过百万册。2019年7月,清华大学向新生发送录取通知书的同时,一并送上《万古江河》,校长寄语新生“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

2006年至今,他在大陆出版新作近二十种,如“中国三部曲”、“文明三书”、“从历史看管理”系列等,自选集、演讲集、旧书新版络绎不绝,成为这个时代最具公众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之一。近年来,他的线上课程、演讲、谈话频频“破圈”,受到年轻群体的喜爱。

最新出版的《经纬华夏》与《万古江河》一样,有着一以贯之的“大关怀”。许倬云在新书别册中阐述了为何要在多年后再写华夏历史,并在末尾《余白》中描述这般继承性:“我平生著作,其计划与开展的过程,以《万古江河》最有特色。……这本书稿即将完成,本打算作为《万古江河》的续编,以补充过去陈述的分析以外,又在别的层面进行一些讨论,以说明中国这一华夏共同体,如何可以经历数千年而不败。这本书写作过程中,我的想法逐渐改变,终于走了完全不同的路线。”

在《经纬华夏》中,许先生跳脱出中国文化内部演变的叙述,以“大历史”的观看视角与思维方式,对华夏内外的历史互动进行了全新的归纳排列,再现了中国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动融合的轨迹。他赞叹中国文化经历多次调整磨合后,呈现出来的包容性:“如此特色,在世界其他文化形成过程中,甚为罕见——很少有地理上如此完整的一片空间,作为族群融合的场所。于是,从本书陈述的时间看,中国文化跨度近万年,少说也有六千年。在整个人类文化史上,这一个例极为独特。”他希望经由这本书,让国人知道——“天地之间应有如此的中国”。

许倬云先生一生著作颇丰,93岁仍立新说。幼时的战争经历,让他有了一般知识分子不曾有的丰厚的人生体验,因此对生命格外敬重,关心民间疾苦。他的关心方法,在持续一生的写作治学当中,也在从不中断的对他人、对世界的关注中。

许先生一直主张:读书固然重要,更要读“社会”这本大书——制度、规章、书本,往往与当下发生的社会现实存在相当程度的距离。九十多岁了,他还保持着少年时的习惯,每天看《纽约时报》《大西洋杂志》等英文报刊,以及两岸的中文资讯,为这个变化剧烈的世界心怀忧虑。限于身体他已经三年足不出户,但不妨碍他对新技术的关心、思考。对于个人主义之下日渐疏离的人伦关系,他显得忧心忡忡。“人工智能会对包括历史在内的人文学科造成什么改变?”他回复道:“我不担心AI超越我们,我担心我们忘了别人——人跟人之间不再有面对面的接触,人把自己封锁在小盒子里边,忘了外面有血有肉的别人。”

全书结尾,是这位常年心怀忧虑的鲐背老人对这个世界的殷殷属望:希望《礼记·大同》里的“大同世界”理想,早日在中国乃至世界落实。

他希望唤起的,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与连接。在一个日趋分裂的世界里,他始终盼望人们不要离散,相爱,互助,开出个新天地。

“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

许倬云的学术成就,与其大时代下的生活经历密不可分。

1930年,许倬云与胞弟出生在厦门,适逢战乱时期,母亲生了一场病,双胞胎营养不够,在腹中的许倬云骨肉没有发育完全,一出生就是高度残疾,完全不能行动。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许倬云与家人一起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也是从那时开始,死亡的阴影笼罩了他的生活。在逃难的路上,他目睹了无辜的百姓尸横遍野的惨状,日本军机无差别的扫射,上午还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下午已倒在了自己的面前。

无法行走的许倬云只能由挑夫挑着赶路,但在某个深夜里,挑着许倬云的挑夫突然倒地而亡,另一个挑夫去追离开的队伍。荒山野岭中,年幼的许倬云动弹不得,只能无助地倒在死去的挑夫旁,等到家人来找他。

他后来回忆说:“抗战是我非常重要的记忆,看见人家流离失所,看见死亡,看见战火,知道什么叫饥饿,什么叫恐惧,这是无法代替的经验。”

到了二十八岁,许倬云才终于能够开刀做手术,矫正双脚,直立行走。在这之前,他都只能在椅子上坐着。面对命运的不公,许倬云仍坚强地表示:“我的不幸(残疾),变成我的幸运,因为我能专心念书。”

与其说是他选择历史,不如说是历史选择了他。父亲教他认字,弟弟把上课学习到的知识讲给他,许倬云不敢放松一刻地学习,最终考上了台大外语系,校长傅斯年对他说:“你应该读历史系。”

他在台大的恩师有:考古学家李济之,曾主持河南安阳的殷墟发掘,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之父”;历史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沈刚伯,是西洋史研究的开路者;考古学家董作宾,是民国时期甲骨文研究最重要的甲骨学“四堂”之一;文化人类学家李宗侗,经常派三轮车接学生去家里上课;民族学家凌纯声,完成中国第一部民族学调查……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终身仰慕的楷模。我也没有专挑哪一位老师的路线,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1956年,许倬云从研究所毕业进入“中研院”史语所。在胡适的帮助下,他获得纽约华侨提供的1500美元奖学金,得以赴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1957年夏,他坐船远航美国东海岸。不同于其他留学生坐飞机或快速客轮,他是廉价货船的“附带乘客”。这艘船装载着菲律宾出产的铁砂,慢吞吞地驶向目的地。

1962年,许倬云拒绝了五份美国工作的邀请(其中包括芝加哥大学),选择回到台湾。之所以作此选择,是出于三个承诺:对母亲、史语所、台大钱思亮校长。回来后,他同时在史语所和台大工作,后来在台大担任历史系主任。

“因为我一辈子不能动,不能跟人家一起玩,所以永远做一个旁观者,这跟我一辈子做历史研究有相当大的关系,历史学家也做旁观者。”这使得他终身的历史研究,都注重“常民”视角,而非传统的政治史或帝王将相。

不是“历史在变”,而是人的眼光变了

“历史在变”,这是许倬云一贯的主张。不是历史本身变了,而是人们看过去的眼光在变,看到的东西也就不一样了。作为历史学家,他认为人类在历史的树林里,每次只能多看见一点点,前面的道路是慢慢走出来的,要随时修正,随时体谅别人。

许倬云每写一部书、一篇论文,不是简单地排比时代的先后、人事的更迭,而是用心去追求中国文化的本质。以他最具代表性的三部学术专著为例,《西周史》是在探寻中国文化秩序的本源,写到西周亡国,他会联想到抗战时期同胞的惨状而落泪;《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关注的是一个社会的分层与流动机制;《汉代农业》则关注人口压力、市场网络、政府和工商关系,给近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带来了很多启发。

70岁之后许倬云致力于为普通人写作。他说:“中国的历史常常只注意到台面上的人物,能为常民写作、与大众讲话的人实在不多,我愿意承担起这个责任。”此后的十多部著作,其范围不出大型集合体的聚散、思想文化的盈缩,还有社会节奏的变迁,都是为了给普通读者提供一种切实的历史参照物,从而让他们有所思,有所得。

对于许倬云来说,历史从不仅仅是冰冷的知识和研究对象,历史是大群知识丛中最贴近人心的部分。它可以是文化的历史,可以是一个家庭的历史,甚至可以是每个人内心的转变。

在这本他额外珍视的《经纬华夏》,许倬云说,这本书里有自己的欢笑与眼泪。所有的欢笑与眼泪,“都是因为看到了这片土地上的芸芸众生几千年来的挣扎和奋斗;或者辗转于艰难困苦而没有出路。但是,其实是有出路的,会有出路的;有时候,他们找到了出路,我自己没看见而已”。

如果大家都能保持一种时刻在局外又在局中的视角,养成这种观察世事与往事的习惯,那他作为历史学家数十年来对公众说话的目的便算达到了——“我尽了我的力,让人家知道历史是这么一个项目,对你的人生寻找意义、寻找自己,都是有帮助的。”

责任编辑:陈建瑞SN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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