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晚报·五色土|记者陈梦溪
《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是著名演员濮存昕的自传。作者以自己曾经饰演过的角色为主线，分享了多年来在演艺道路上的历练、探索、创新和思考。通过对演员和角色关系的深入阐释，不仅让读者深度了解演员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内涵，也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作者对戏剧艺术的敬畏和热爱。同时，这部作品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新中国表演事业的发展进程，引发几代人的共鸣。
《濮存昕:我和我的角色》濮存昕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去年人艺七十周年时给大家拍艺术照，69岁的濮存昕正在排演国家话剧院的《李尔王》，那时他开始留长发，在舞台边拿起吹风机，便有了这张有点“随意”的纪念照。
返璞归真
2003年，濮存昕在拍摄《天下第一楼》的时候，人艺副院长的任命书到了。他有点犹豫和担忧。前辈于是之老先生的话犹在耳边：“得，一个内行变俩外行了。”——当了官，连演员也干不好了。他很快发现事情起了变化：以前跟他打成一片的年轻演员们、同事们，见了他礼貌地笑笑又走开；当他推开一扇欢声笑语的门后，屋里聊天的人们看见他瞬间安静了；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叫他“濮院”，从前亲亲热热叫“濮哥”的朋友，也犹豫起来要不要叫“濮院”……这对于一个害怕被孤立、热爱和大家伙打成一片的濮存昕来说，那感觉，“你说刺激不刺激”。（后来他的郁闷被朋友发觉，开始自发地开展了恢复叫濮哥运动，一些年轻演员还去地摊上刻了一枚“濮哥”章，让他宽慰许多，带在身边，常用至今。）
放假去美国看女儿那二十几天里，他开始钻牛角尖，一是“怕人艺毁在我手里”，二是这些苦闷无人能说。那段时间他失眠很严重，“有一次我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上看地面熙攘街市，想到那些以自杀寻求解脱的人，我想到董行佶叔叔、任宝贤老师，他们自杀的那一刻是无畏地面对生命的结束。当然，我没有这样做，我只是吃惊我有这样的想法。”
后来濮存昕提出的一些改革理念被否决，他郁郁寡欢，就写了辞职信，复印了好多封，一封一封地分发到人艺各处室。那时他正排《北街南院》，看着同组的演员何冰他们那么投入生动地拍戏，自己却总愁眉紧锁，进入不了状态。递出辞职信那天早上再去排练时，才终于心无旁骛，再回到演员的状态。不过事后说回来，这次有些任性和决绝的辞职没能成功，当时剧院的书记帮他把辞职信又一封一封收回来，劝他：“你是艺术家，在家是公子，我们当领导的要受得住委屈。”可这话劝不住濮存昕，他想：凭什么要委屈自己呢？
其实，濮存昕的父亲苏民就当过人艺的副院长，他也算二代了。苏民还曾因一些理念的分歧与当时的人艺掌舵人于是之先生闹了矛盾。然而，于是之先生在此情况下不但没有冷落濮存昕，还推荐他演男主角。想到父辈的君子之交，濮存昕感念于是之、英若诚、蓝天野、林兆华人艺一代代前辈们的提携，孤独的时候，他就把于是之先生的传记翻了又翻，发现于老当院长时也有不少苦恼。
但是日子还得过，戏还得排，辞职辞不成。他就要了人艺二楼的一间“小阴房”当办公室，为人处世仍以演员自居，一年一百多场演出，没有闲下来的时间。就这样慢慢地，竟“山还是山，水还是水”了，用他自己的话说——璞能反了，真也归了。
二一之徒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大师写的这首词被谱上曲，传唱至今。1990年与谢晋导演拍《清凉寺钟声》时，濮存昕去寺庙里体验生活，当了几个月的和尚时读了《弘一大师传》，大为震撼。后来他还读过笔者的同事、五色土资深编辑孙小宁老师与林谷芳先生的访谈录，其中有关李叔同为何出家的一段叙述，令他印象深刻。他暗自许愿，如果有一天有机会，一定要演这个了不起的人物。
1995年的时候，已故电视剧导演潘霞筹拍电视剧《弘一大师》，曾向他发出邀约，但他一琢磨，觉得自己没有底气，诗琴书画、金石篆刻、心性修养等都没有准备好，便婉拒了。八年后，陈家林导演给他打电话，问他能不能演电影《一轮明月》里的弘一大师，此时心境已完全不同。2003年初当领导是濮存昕最困顿迷茫的时期，他也渴望调整休息。那时他五十一岁，演戏经历积累深厚，创作冲动仍然旺盛，这次不能再错过《一轮明月》了。人艺准了假，放他去拍这部盼了多年的电影。这几乎成了救赎。他欣喜若狂，二话不说便接了。
《一轮明月》电影海报
濮存昕深信丰子恺先生的一句话：人的生活可以分为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便是衣食住行，精神生活是学术文艺等，灵魂生活便是对人生的哲学思考。人生是三层楼，很多人住在第一层，锦衣玉食、荣华富贵，有些人爬到二层，开始了精神层面的创作和欣赏，还有一种人，脚力很大，人生欲很强，第二层还不满足，就要爬到三层去看看。濮存昕想到自己——在演话剧《李白》时，每次谢幕会给他极大的满足感，“生命如果在此一了，也便罢了。那种尽情，那种淋漓，那种快意。好诗好戏啊！”这是演员最高光的时刻，人生得意须尽欢，一日看尽长安花。然而潮水般的掌声终会停止，观众的热烈终会平静，“大幕一闭，灯光一熄，又感觉多么像卖火柴的小女孩……”濮存昕写出的这种失落，就需要人去更高层面去寻求精神解答。不然，很多人是无法承受这种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濮存昕自认没有丰子恺先生说的那种脚力，上不到第三层，他的状态是“在二层和三层之间的楼梯上向上张望”。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一轮明月》开机时，龙华寺的住持照成法师将弘一法师的书法“悲欣交集”第一版的一比一拓帖送给了他，这是在一九五四年或五五年做的，一共做了六份。弘一法师在圆寂前写下这四个字后，断水断药，主动了结生命。濮存昕将“悲欣交集”小帖放在拍戏时酒店房间的桌上，反复揣摩。弘一法师别号“二一老人”，常在书法落款处以明志。“二一”来自两句诗，一句是宋苏轼的“一事无成人渐老”，另一句是明末清初吴梅村的“一钱不值何消说”，濮存昕很喜欢这两句诗，将之作为座右铭。拍完这部电影，他请人刻了几方“二一之徒”的印章，以削减自己的名利之心。
濮存昕的三枚“二一之徒”的印章，各有各的味道。
桨去水合
拍完《一轮明月》和《鲁迅》之后，濮存昕便渐渐很少接电影了，一是话剧排期早，往往一年前就定好了，而影视可能开拍前一两个月才来约；二是如今商业片是主流，他又偏偏太喜欢《一轮明月》和《鲁迅》这种没什么票房的题材。人到中年，有种人生如爬坡的感觉，“生理机能真的有个高点，然后开始下坡，我自认为在这个曲线上开始走下坡，我知道不可能什么好事都是我的。”历尽千帆，濮存昕觉得现在的人生就像长江到了吴淞口，汪洋一片。他也开始面对亲人的离去和自己的衰老，有时会思考生死这件事。他记得鲁迅的“我将大笑，我将歌唱”，也笃信弘一大师的“不要难过，去去就来”。
濮存昕饰演的鲁迅
退休后，他离开人艺，濮存昕心知，作为演员，也无所谓退休不退休，只要还有能力演出。他来到了国家话剧院，也有了新的身份——国话演员队艺术指导，为国家话剧院的演员进行表演训练，看得出，濮存昕非常喜欢当老师。除了培训青年演员，他还开始做导演，也演了一些之前想演但一直没演的戏，比如《李尔王》、《暴风雨》、《林则徐》和《简·爱》，他导演的三部戏，全是之前演过但心中觉得略有遗憾的戏，比如《海鸥》《哈姆雷特》和《雷雨》。
他的父亲苏民也是人艺话剧演员，还做过副院长，父子俩还演过同个角色：《雷雨》里的周萍。苏民曾写给濮存昕一幅字——“桨去水合”四个大字。那可能是一位八十岁人生暮年老人的心境——人生如逆水行舟，但从最后看，我们奋力划开水面，留下人生的痕迹，然而舟去之后，水面合拢，终回归到平静，就是从未有人来过那样。这四个字的意境不知彼时正专注于创作的壮年的濮存昕能否理解。苏民老先生是在九十岁生日差一天的时候一大早在家中平静离去的，五年后，濮存昕的母亲在九十四岁不到一个月的时候也去世了——也就是前两年的事。
当年父亲苏民八十岁生日时，濮存昕请他去自己在五环外的房子小住几日，苏民看到书房的大案桌时对濮存昕说：“你碰到好时候了。”濮存昕让父亲给自己题一幅字，苏民写了“桨去水合”四个字。
六十岁后，濮存昕总是特别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走到哪都是年龄最大的了，亲友聚餐时被安排坐在“C位”，老友聚会说得最多的话是“保重身体”。他忽然感到，“父母在世，排在前面是为我们挡着死亡的帘，他们不在了，该轮到我们为自己的儿女挡着这道帘了。”他对自己说：向死而生，活在当下。
濮存昕笑言，自己已经受邀参加了电视台的“夕阳红”节目，“但我生命排的队，前面还有一大截子，千万不要‘加塞儿’。上坡爬高些，到了下坡的年龄下得当然得慢点儿”。每次演完《茶馆》，谢完幕，幕一合上，演员便集体喊一声：“得嘞！”当然，现在的濮存昕还有很多戏想排，很多角色想演，想骑他名叫“知青”的马参加舞步表演比赛，去世界各地云游……他自信自己还能再演个至少三五年好角色。
时光一晃近古稀，7月31日是濮存昕七十岁生日。“桨去水合”，他懂了父亲。他有几枚闲章，有“青牛以待”有“二一之徒”，但他还想刻一枚“不在乎”，表示“轻舟已过”。舍了，了了，夕阳山外山了——得嘞！（责编：陈梦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