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三万里》剧照
曾经奔涌的豪情,曾经无法释怀的芥蒂,也许最终都会化作细碎的柔情。
动画片《长安三万里》,以1200多年前那场搅动天下的安史之乱为背景,美轮美奂地为我们呈现了李白、杜甫、高适三位诗人之间真挚而坚定的友情。那么,在三位大诗人的这段人生经历中,有没有比电影呈现的“美轮美奂”更让人震撼、感慨之处呢?
一
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的正月初七(人日),时任蜀州刺史的高适给旅居成都的杜甫写诗慰问。这首诗名为《人日寄杜二拾遗》,写得极为用情,但杜甫收到后似乎反应很冷淡,直接搁了起来。直到将近十年后取出重读,才为之泪目。
杜甫当时的冷淡,可能就与李白有关;而追根溯源,李白、杜甫、高适这三位多年好友的关系发生突变,又与安史之乱期间唐玄宗的一项重大决策——“制置”有关。
755年冬,安史之乱爆发;756年6月,潼关失守,长安沦陷在即;6月12日,唐玄宗仓皇西逃;6月14日,发生马嵬坡事变,杨国忠、杨贵妃被杀,太子李亨留下主持平叛,唐玄宗继续逃难。
就在逃亡途中的7月15日,唐玄宗听从大臣房琯的建议,让自己的几个皇子分领天下,主要是:太子李亨主持北方,永王李璘(太子的弟弟)负责南方,这就是“制置”。可唐玄宗不知道的是,就在三天前的7月12日,李亨已经在灵武即了皇帝位(唐肃宗)。7月28日,唐玄宗到了成都,直到8月12日,灵武的通报才到达成都。玄宗只好派房琯等几位大臣给李亨送去玉玺,自己宣布禅位。
这一番阴差阳错,让大唐的危局雪上加霜。对唐玄宗来说,“制置”的决策也许符合“鸡蛋不放在一个篮子里”的理财观,可唐肃宗已经当了皇帝,当然不愿意自己的天下让弟弟“分一杯羹”,而永王李璘那边,还在坚决执行“制置”之策,聚集人马沿长江东下,要去收拾南方的半壁江山了。于是,一场皇家内部的激烈冲突上演了。可叹的是,李白、杜甫、高适三人都被卷入其中,而且分属三个阵营。
先说高适。他当时就在玄宗身边,对“制置”切谏不可。这个态度被唐肃宗得知后,高适很快被委以重任。756年12月,高适担任御史中丞、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前往南方对付李璘。而几乎就在同时,隐居庐山的李白应邀加入了永王的队伍,并写下了著名的组诗《永王东巡歌》。不久后的757年2月,永王失败被杀,李白也锒铛入狱。
李白该当何罪?这在当时成了一桩“要案”。为救李白挺身而出的重要人物,史书明确记录的就有郭子仪、张镐、宋若思等高官。可是,近在咫尺、身居高位、作为李白老友的高适,选择了缄默。
关于这桩历史公案,郭沫若在其名著《李白与杜甫》中着重提及。他认为,李白当时也是高适的讨伐对象,李白入狱是否出于高的指令不得而知,但他至少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就这样,李白、杜甫、高适三位大诗人之间多年的友谊,成了风雨飘摇时代的牺牲品。
电影《长安三万里》抓住了这个动人的历史题材,但反其意而用之,以动画片的形式展示出一段“爱你经得起考验”的如诗般美妙的友情:高适不说话是为了避免“害了李白”,郭子仪为李白求情,也是高适写信招呼的。
真相究竟如何?
二
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
接下来,高适在诗中谈到自己的处境。那么,高适、杜甫是怎么来到蜀地的?他们重逢后相处得如何?
先说杜甫吧,事情还得从“制置”说起。安史之乱前,杜甫一直在长安过着潦倒的求职生活,终于在战乱爆发的前一个月谋到一个小官;756年8月,杜甫被叛军抓获,被困在长安;757年5月,杜甫出逃凤翔投奔唐肃宗,被任命为左拾遗。但是,杜甫与宰相房琯渊源深厚,而房琯又是玄宗那边的——房琯被唐肃宗打击,758年6月,作为“房党”的严武、贾至、杜甫等人也都被贬谪。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并于759年夏季弃官赶往秦州,又经过半年的辗转奔波,在这年年底到了成都。
高适来得更早一些。平定永王之乱后,高适又参加了解救睢阳之围的军事行动,可惜援军晚到了几天,睢阳失陷,张巡、许远遇难。高适写了一篇《罢职还京次睢阳祭张巡许远文》,文中有“十城相望,百里不救”的句子,反映出官军内部的种种乱象。也是因为这种敢说话的风格,高适受到皇帝亲信李辅国的谗言,被贬了官。他先是在洛阳当了一阵太子詹事,759年5月,被任命为彭州刺史——次年改任蜀州刺史,先于杜甫半年来到了四川。
“诸侯非弃掷”,当时身在陇右的杜甫还写信宽慰过高适。但在高适看来,刺史虽也是一方大员,但比起节度使还是降了,而且远离中央,这对以天下安危为己任的他来说当然是一个沉重打击。“身在远藩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高适的话风还是这么直接。
“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虽然分属不同阵营,心底难免有芥蒂,但高适与杜甫在四川的这几年相交,总的来看还算温暖。两人有会面,有书信往来,高适作为兄长和高官,对杜甫也尽到了资助之谊。不过与杜甫的另一位好友比起来,他们的交往就显得有些“淡如水”了。
“你知道严武有多厉害!”电影里的这句台词很传神。严武是真的厉害,这位比杜甫还小14岁的“大人物”,在蜀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公元761年12月,严武以成都尹、御史中丞、剑南节度使的身份来到蜀地担任最高长官,杜甫再也不用发愁“茅屋为秋风所破”了。两人过从甚密,唱和频繁,亲密度肉眼可见。可惜仅仅半年以后,严武又被调往中央,杜甫亲自送行,一直送到绵州。严武走后,高适接替了成都尹的职务,但此后的两年,杜甫没有再居住成都,而是在梓州、阆州一带停留。他还一度决定离开四川,连饯行酒都喝过了,但没走成,因为764年2月,严武又来了。
严武这次入蜀,与蜀地的危急形势有关。当时安史之乱刚刚结束,吐蕃对大唐的威胁又严峻起来。763年7月,吐蕃占据陇右,10月,一度攻陷长安。高适在蜀地训练军队,出兵吐蕃边境,希望以此牵制吐蕃兵力,但没能奏效。这年12月,吐蕃又攻陷了蜀地的松洲等三个州,高适不能援救。严武来蜀后,形势很快扭转。764年9月,严武领兵击破吐蕃7万大军,开疆拓土几百里。
也是这一年,严武表奏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的称呼就是这么来的。765年4月,还不到40岁的严武突然病逝,杜甫后来为他写出了“公来雪山重,公去雪山轻”的句子。相较起来,杜甫对高适成绩的评价就差了不少,甚至在四川危急的时候,还写诗讽刺过。
如此看来,《长安三万里》结束部分对高适形象的“塑造”,人为拔高的味道过于浓厚了,尤其是片中对高适“暗救李白”的想象力发挥,有些地方明显与史实和常理相悖,但艺术创作的取舍与改造本来就是如此。
那么,高适与李白的那次后期相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以辩证的眼光来看,现实世界其实很少有非黑即白的答案,只能说哪种理解更接近真相罢了。就拿杜甫与严武的交情来看,那么亲密无间,但史书还是留下了严武欲杀杜甫的记录。“纯粹”的答案往往经不起繁复世事的丈量,也更难阐释高适这样一个历经磨难与成功的复杂角色的内心世界。身为现代人的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理解,有可共情、同理处,但也不可能完全契合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三
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
这首《人日寄杜二拾遗》,被认为是“高适晚年诗作中少有的动人篇章”。但在杜甫读来感受就未必如此:它太突出距离感了。当时杜在成都,高在崇州(蜀州刺史驻地),相隔不到百里,怎么还说“遥怜故人”呢?末尾还在强调“两千石”(刺史俸禄)和“东西南北人”的对比。想当年(744年)李、杜、高三人同游梁宋齐鲁之地,何等亲密畅快,一贵一贱之间,变化这么大吗?
那么,高适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成长在开元盛世的高适与李白、杜甫乃至所有人一样,有着乐观无比、豪情满怀的青年时代,但接下来的坎坷,让他们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路。
从20岁起,高适在生活外观上与李杜差不多:隐居、交游、求职,但细考起来,高适又是那么与众不同。
从物质生活上看,高适诗作中很少有李白式的挥金如土、杜甫式的潦倒求助。他很清贫,但愿意自己耕田、钓鱼,游历中他颇具侠客风范,同时也能留意民生和政事,常做一些冷静的思考。
从诗风来看,高适与岑参合称“高岑”,同为盛唐最杰出的边塞诗人。以文学成就论,一般认为岑参更突出,他的诗作奇伟瑰丽,充满文人式的想象力。高适则文笔朴直,但慷慨悲凉、直抒胸臆,尤其是他能够洞察边疆、军旅中的一些弊端,这些元素恰恰是岑诗所缺乏的。
面对磨砺和苦难,高适展现出诗人中少有的坚忍和定力。他中年坎坷,48岁才谋得一个县尉的职位,三年后辞职;52岁又在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手下做了三年幕僚。安史乱发,他跟随哥舒翰守潼关,溃败;跟随唐玄宗入蜀,后又到凤翔辅佐唐肃宗,55岁的高适终于得到一展抱负与能力的机会。
“务功名,尚节义”,《旧唐书》对高适的这个评价相当精准,但对任何人来说,功名与节义都不放弃,这太难做到了。当了大官之后他依然仗义执言,不惜得罪权贵,这对历经贫困的大人物来说,确实少见。他屡次掌管地方,都能做到“政存宽简,吏民便之”,与出身高贵的严武相比,这是个巨大反差。
最令人感动的,是他晚年诗作中流露的柔情。“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你是否想起了“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位曾经襟怀豪迈、军旅倥偬的志士,而今身居高位、书剑俱老、人已龙钟,竟修炼出了如此的柔肠。也许4年前与李白的那次交集中,地位骤升的他还缺乏如此的情怀吧?这样的“老”,可以说是一种超脱、一种善意、一种温情;这样的“老”,更有一种深沉的魅力。恩怨、是非、利害,也许都还在,这点柔情也未必人人都能立刻领会,但这就够了。
数年之后,流落湖南、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杜甫再次打开这首诗时,不禁“泪洒行间,读终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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