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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明史》记载，弘治十年，户部左侍郎刘大夏受命兼佥都御史，前往宣府处理兵饷。边疆情况复杂，有人劝刘大夏说：“塞上权贵以买卖粮草谋私，你此去恐怕会因刚直惹祸。”刘大夏回答：“处事以理不以势。”到了边关后，刘大夏“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遂得其要领”，召集父老访问，掌握了实情。
原来，之前塞上规定必须粟千石方能买入、草万束才能收进。由此，一些权贵得以操纵市场，获取厚利。了解情况后，刘大夏下令米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都准许买卖。此法施行后，边境百姓踊跃参加，权贵之家转卖粮草谋利的空间被压减。不到两月，“公有余积，家有余财”。
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对刘大夏处理兵饷的方法颇为赞同，评价说：“忠宣法诚善，然使不召边上父老日夕讲究，如何得知?能如此虚心访问，实心从善，何官不治?何事不济?”冯梦龙的一番评论，凸显了重民意、听民声的重要性。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注意体察民情，倾听百姓心声，是中国优秀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人认为，为政者体察民情，应知“稼穑之艰难”，正所谓“治政之要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从《尚书》中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到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从唐代白居易的“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到清代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我国历来推崇民本思想，勉励为政者常思百姓疾苦，与民忧乐与共。
三国时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说：“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体察民情必须想方设法与百姓打成一片，问寒问暖事事体察，知冷知热处处关心，广泛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和民生关切。明代大臣周忱巡抚江南18年，常操一小舟，沿村逐巷，随处寻访，“遇一村朴老农，则携之与俱卧于榻下，咨以地方之事。民情土俗，无不周知”。有一天遇到一个朴实的老农民，周忱便请他同自己一起，躺倒在一条竹榻上，向他了解地方上各种情况。时人评价说：“周文襄每有兴革，必与官吏士民反复议始行。如细布一法，召东门黄婆入行台计之，往往留语至夜分。”所以周忱不仅政绩卓著，更为百姓怀念。
古人说，“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古代先贤体察民情的一些方式方法，对于今天开展好工作，深入群众了解实情、聚众智解难题仍有借鉴意义。体察民情须求“实”，带着责任和感情到基层，远的近的都要去、好的坏的都要看、表扬批评都要听，不回避矛盾，不击鼓传花;须求“真”，不能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尤其要杜绝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须求“效”，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让决策更接地气，让政策更得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