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截至2022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22%，这意味着，“十四五”时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65%的发展目标已经顺利完成。
在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人”是核心，户籍制度改革随之成为实现城镇化的有效手段，城市落户门槛大幅降低。截至目前，我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已基本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落户条件正在有序放开。
其中，以杭州、成都、武汉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纷纷降低落户门槛，为区域发展主动“求贤”。背后的用意不难理解，人才流动是市场规律，谁占据了枢纽地位，就将在人才“大盘”中占有优势，同时，人才集聚也将反哺区域发展。
故事的另一面也不应该被忽视。人才加速流向“新一线城市”，对人口流出地意味着什么？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成为“新市民”，逐渐“空心化”的农村如何实现振兴？
降低落户门槛，大专、租房可落户
3月13日，杭州市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征求意见稿）》，包括八个方面内容。其中提出，进一步放开学历落户门槛，已在杭州就业的35周岁以下大专学历，可在市区办理落户；45周岁以下硕士研究生可以“先落户后就业”。
杭州再次调整落户政策引发关注。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在过去近4年的时间里，杭州的落户门槛经历过数轮调整。
2019年5月，杭州市曾放宽落户条件，全日制大学专科及以上人才，在杭工作并缴纳社保的，可直接落户。
此轮“放宽”只持续了一年多，2021年10月，杭州又将大学生落户门槛由专科提高到本科毕业。本科45周岁以下、硕士50周岁以下，在杭州就业并缴纳社保的可以落户；55周岁以下博士，才可享受“先落户、后就业”。
如今，杭州学历落户的门槛可能又一次降回到大专。同时，还提出放宽技能人才落户，全面放开县域落户，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城镇或将建立以合法稳定住所或合法稳定就业为条件的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成都于2017年、2020年分别发布人才新政1.0版和2.0版，学历落户的门槛也由“45周岁以下本科毕业”进一步放宽为“35周岁以下大专毕业”。
据成都本地媒体报道，自2017年7月“成都人才新政12条”，即“1.0版”实施以来，截至2020年底，已累计吸引超过40万本科及以上学历青年人才在成都落户。
同为新一线城市，2021年，武汉发布《关于调整完善落户政策相关条件的实施意见》，大幅降低落户门槛。根据实施意见，男性不满45周岁、女性不满35周岁在新城区和功能区就业创业的，且连续缴纳养老保险6个月以上或创业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的即可落户，已经逼近“零门槛”。
被称为“最强地级市”的苏州自2020年起持续放宽落户门槛，目前本科调入档案后可申请直接落户，大专缴纳6个月社保即可落户。苏州下辖的常熟、张家港、太仓和昆山四县市落户门槛更为宽松，房迁可以落户，租房也可以落户。
人口负增长，“抢人”就是抢先机
“抢人大战”如此激烈，与多个因素有关。2022年，我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负增长。“城市之间、地区之间对人才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谁能主动降低落户门槛，拿出诚意吸引人才，谁就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区域发展中抢得先机。”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长期从事区域发展研究，他的解读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新一线城市“抢人”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从重要性的角度来说，劳动力要素与区域发展需要直接挂钩，对经济发展产生实际后果。杭州官方在《征求意见稿》里明确提出，“推动劳动力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记者注意到，此次杭州不仅放宽学历落户门槛，还提出放宽技能人才落户以及全面放开县域落户。广泛吸纳不同类型人才，出于怎样的考虑？
杭州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海孺表示，杭州这些年在数字经济方面成绩较为亮眼，但是怎么样进一步保持、发挥优势，怎么样进一步从消费互联网走到工业互联网、进一步推动智能智造的发展，杭州还有不少短板。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技能人才。因此，对杭州来说，进一步放开学历落户、放宽技能人才落户等措施，也有利于杭州加快智能制造产业的发展。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提出，越是劳动生产率高的地方，越需要低技能劳动力为高技能劳动力提供服务支持，随着高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聚集，将会创造大量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岗位。
另外，人口的迁移将带动消费。陆铭与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陈斌开、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钟宁桦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流动人口与流入地户籍人口存在着较大消费差距。“没有户口意味着享受到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可能存在差异，人们在面对风险的时候，需要储蓄以防不测，而不是拿去消费。”陆铭认为。
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扩大内需被摆在优先位置，着力恢复和扩大消费被放在首位。陆铭表示，降低落户门槛，让更多的人享受相同的公共服务，免除在城市里生活的后顾之忧，人们才敢消费。因此，降低落户门槛对于拉动内需也有积极作用。
县城落户，户籍制度改革下一程
多地调整落户政策“抢人”的背后，国家顶层设计早有部署。要实现现代化，城镇化是必由之路，而户籍制度改革是实现城镇化的关键举措。
《“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提出，稳妥有序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各城市可因地制宜制定具体落户办法。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城市落户门槛大幅降低，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基本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有序放宽落户条件。过去10年，1.4亿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
进入城镇化“下半场”，户籍制度改革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城市特别是县城功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
县城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据统计，2021年县城及县级市城区人口约2.5亿人，占全国城镇常住人口的近30%。越来越多的农民到县城买房子，逐步向县城集聚。未来，基础较好的县城将成为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重要空间。
记者注意到，此次杭州就提出，全面放开县域落户，桐庐、建德、淳安三县（市）城镇或将建立以合法稳定住所或合法稳定就业为条件的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苏州下辖的常熟、张家港、太仓和昆山四县市落户门槛更为宽松，取消了积分落户政策，房迁可以落户，租房也可以落户。
李国平表示，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意义就是促进人口的自由流动，这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最明显体现。过去，用户籍制度为人口流动设置门槛是一种不得已，随着改革的深入，未来一定会不断打破门槛。
故事的另一面也不应该被忽视。人才加速流向“新一线城市”，对人口流出地意味着什么？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成为“新市民”，逐渐“空心化”的农村如何实现振兴？
李国平认为，我们所说的“区域平衡”，更多强调的是人均水平上的平衡，是人均资源占有量上的平衡。对人口流出地来说，常住人口减少，但人均资源占有增加，这未必不是好事，也将成为未来的大的趋势。
从城乡角度来说，城镇化还会加速，所以农村人口一定会减少。在农村内部，也将经历“移动式的重组”，人们会向条件较好的农村聚集，一些条件不太好的农村甚至可能会消失。未来，条件较好的农村通过大力发展产业实现振兴，从而留住一批人才。“最后会达到一个均衡状态，城市和乡村的人口稳定在一个比例附近，最后可能80%的人都要住在城市。”李国平说。
新京报记者姜慧梓
责任编辑：刘光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