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一个时代的延续。厉以宁代表的经济学时代还在路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还在路上。厉以宁身上留下的宝贵财富，需要中国经济学家薪火相传，化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改革的动力。
毫无疑问，厉以宁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以经济思想的卓越贡献和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推动了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他去世的消息传来，也引发了举国关注和学界内外的深切悼念。正如经济学家张维迎痛惜：“他代表了中国经济学的一个时代，也带走了一个时代！”
是的，厉以宁代表了一个时代，他值得这样的赞誉。因为他是中国许多重大经济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和推动者。按照厉以宁自己的总结，这些重大改革事项包括：呼吁提高了教育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奠定产权改革的重要地位、主导《证券法》的起草、参与起草出台了“非公经济36条”和“非公经济新36条”、主持贵州毕节扶贫开发、提出“梯队推进战略”的区域发展新思路、参与了股权分置改革等等。可以说，其中任何一项成就都足以成为一名经济学家终身的荣耀。当然，对厉以宁来说，最广为人知的是“厉股份”的称号。
同时，厉以宁代表的不是他一个人的时代，而是一个经济学家群体推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决策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厉以宁是这个经济学家群体中的杰出代表，他的股份制改革理论，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之一。
在这个时代，可以说经济学创新风起云涌，经济学家群星璀璨。比如，1984年那次著名的莫干山会议，一帮中青年学者汇聚一堂，提出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和粮食购销体制改革，直达中央决策。如果说经国济民是一个经济学家的理想，那么在这个时代，他们身上承载了这样的理想，闪烁了夺目的光芒。
所以，也就不难以理解张维迎的痛惜，厉以宁的离开也“带走了一个时代”。在这层意义上，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经济学家的身份和角色的确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即经济学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似乎在趋弱，影响力在降低，不再有作为改革符号的公众认知，甚至在很多时候沦为舆论的嘲讽对象。
然而，厉以宁代表的经济学时代，真的结束了吗？的确，今天的经济学家，与昨天的经济学家，已经有所不同。但未必就意味着他们不再重要，也许只是经济学的角色在演变，功能在分化。厉以宁的时代，经济改革的历史命题，选择了经济学家站在舞台的中央，于是他们因缘际会，成为了改革的开路先锋。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市场经济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经济学家看起来在隐退，实际上只是从当年的“寻路中国”，变为“行路中国”，并有了更多长袖善舞的空间。比如，有的经济学家仍然身居体制，出谋划策；有的经济学家可能潜心学术，开创理论；有的经济学家身体力行，经商下海；还有的经济学家则专注教育，桃李满天下……很难说，培育源源不断的企业家精神、为广大公众普及经济学思维，就不如从前的风光那么重要。
大而言之，从经济学家深化改革的角色来说，厉以宁代表的时代也还远远没有结束。在《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一书中，厉以宁认为，从1979年起，中国进入了双重转型阶段，即以市场经济体制代替计划经济体制的体制转型之路，以及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成长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发展转型之路。我们现在能够言之凿凿，说这两个转型已经完成了吗？恐怕还不能这样乐观。就拿前述厉以宁自己总结的诸多重大改革事项来说，无论是产权改革、教育改革还是区域发展、民营经济发展，恐怕都还是远远没有完成的事业。
因此，这不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是一个时代的延续。厉以宁代表的经济学时代还在路上，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还在路上。厉以宁身上留下的宝贵财富，需要中国经济学家薪火相传，化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改革的动力。
比如，那种敢于创新的非凡勇气。当厉以宁提出股份制改革，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触及的可是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禁区”，面临的可是姓社姓资的争议，而且也不乏扣帽子、甩棍子的质疑和打压。如果明哲保身，恐怕很难让思想的光芒脱颖而出。
比如，那种求真务实的治学方法。经济学的理论不是空中楼阁，一定是源自真实的世界，与躬耕的实践结合。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就在于自下而上探索与自上而下推动的合力。所以，厉以宁说，源于实践的理论才是常新的，“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没有出路”。要有理想，但又不能理想主义。如果经济学家墨守成规、脱离实际，很难不被时代的进程所抛弃。
厉以宁代表的经济学时代如此精彩，洪波涌流，星光灿烂。这个时代并没有结束，也不能被带走，而是寄望更精彩的延续。
责任编辑：祝加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