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驶近绥芬河，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得不同，平坦的耕地渐渐变少，取而代之的是连绵的丘陵。临到站时，城市的建筑高低错落，沿着山脊向上排列，街道能明显地看出坡度。
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边城”，当地人也喜欢称自己的家乡为“山城”。顺着城市的中心广场向南，走入狭长的步行街，沿街的商户穿着厚重的军大衣，叫卖着熟食、瓜子和冻货。眼前的一切与其他的东北城市没什么差别，只有路边招牌下的俄文小字提示着这里边境小城的身份。
走出居民区，在几条满是俄文招牌的街道上，几乎每家商店的老板都会说几句流利的俄语，他们称自己为“对俄商人”。几个街区外，“伊戈尔商城”和“罗斯帝国”两座大型的批发商城格外显眼，这里是城市“对内批发”的主阵地。
经过改造的青云市场。新京报记者史航摄
再往北走，靠近城市的边界，路上停着一排排准备卸货的卡车，两旁是木材公司、煤炭公司和物流公司，还有旅行社和代办签证的中介。每天，数以百计的绥芬河人经过这里去往边境线另一边的俄罗斯，过着两地往返的双城生活。
这些形态迥异的行业，顺应着各自的规则，在这座城市里生长。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却让它们陷入了一场持续三年的“冬眠”——疫情发生后，绥芬河口岸货运通道保持通关模式，旅检通道暂停服务。
1月8日，我国出入境政策优化调整，绥芬河市公路口岸于8日0时恢复旅检通关，内地与俄方人员正常往来。在一场漫长的沉睡过后，这座城市开始随着国门打开缓慢复苏。
“就好像春天了，下了场雨，虽然外面看还没太多变化，但我们都在等一个破土的机会”，一位绥芬河商人这样总结。
“有韧劲的城市”
立春这天，绥芬河刚下过一场小雪。气温仍在零下，街道上行人不多，满是积雪。每早上，铲雪车放着悠扬的音乐缓缓驶过街道，将这座城市唤醒。
在这个早春，青云市场附近的街巷已经有了一些复苏的迹象。沿街的店铺售卖貂皮、渔具、纺织品等俄罗斯人感兴趣的轻工业品，有商家正在打扫门前的积雪，收拾东西，做开业的准备，道两侧，穿着黑皮袄的商人逢人就问“换不换点卢布？”
1月8日口岸开放旅检通关以来，超市店主李录观察到街上开始有俄罗斯的司机过来买东西，“他们是俄罗斯搞跨境运输的司机，现在开放后他们可以在绥芬河自由活动了，是口岸开放后这里的第一批俄罗斯人。”
对青云市场的商家来说，这是他们等待已久的积极信号，往日的热闹正一点点回到这个地方。
在李录超市所在的街区，中心位置是绥芬河最大的民贸市场青云市场，这里曾是俄罗斯商家最为青睐的淘金之地。据黑龙江日报报道，青云市场最红火时日光顾俄罗斯客商突破4万人次，从业商户日收益纪录从3万、4万，到5万元，不断被刷新。附近的一家银行一年就能达到几亿、十几亿人民币的储蓄额度。
李录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在2015年元旦前后，当时他觉得像是出了国，街上全是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之前几十年都没见过这么多。”两边的小店店主都会说俄语，能用卢布结算，晚上九十点钟，城市的其他区域逐渐安静，这里却还可以看到俄罗斯人三五成群地从酒吧或者俄餐馆走出，在附近的街区散步。
绥芬河步行街上的集市。新京报记者史航摄
李录觉得那几年是绥芬河最热闹的时候，在青云市场旁沿街的黄金位置，大商铺的租金被炒到七十万元一年，全国各地的商人来到这里，渴望着通过对俄贸易实现财富梦想。
附近的商家都能讲出几段商业传奇，比如那时有人靠着和俄罗斯人以物易物“月入千万”，有人靠着拎包带货在绥芬河买了别墅，有人联系国际订单，一个月要给手机交几千元的话费。被当地热闹的边贸氛围吸引，李录盘下了现在的小店，“因为相信这个地方以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王蕾也在那时来到绥芬河淘金。绥芬河没有海，她的商店里却全是海钓用的鱼竿、鱼钩、鱼饵以及钓鱼户外服，她说这是因为绥芬河紧邻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一座滨海港口城市，那里的人喜欢海钓，来这里旅游的俄罗斯人总从她这儿带回些渔具。王蕾的店铺里，最显眼的一面墙上贴满了她和俄罗斯人的合照。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所有人的节奏，口岸旅检关闭，入境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少，附近的商铺也都纷纷暂停营业。口岸关闭的三年里，一家售卖貂皮的对俄商店在俄文招牌底下用白纸贴了“对内，折扣”的中文字样。店主说，自己的店铺原来只对俄销售，貂皮都是从国内进货，根据俄罗斯人的身材定做的，口岸关闭期间，他只好把尺寸相对适合国人的貂皮帽子摆在最前面。
“还好，现在算是熬过来了。”对俄商户刘洛这样感叹。2月11日，青云市场恢复营业，门口放起了鞭炮，白烟滚滚，打破了街区的沉寂，“整条街的人都过来看了。”
在刘洛看来，三年的等待虽然让街区“元气大伤”，但他相信这里还会恢复以前的热闹。
“绥芬河是个有韧劲的城市。”刘洛回忆，口岸通商的三十年时间里，绥芬河的商户经历过青云市场的火灾，也熬过了俄罗斯经济的低迷、卢布的贬值，“这是一个一直在困难里重生的地方，我相信这次一定也会再有希望。”
“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了”
在绥芬河做了三十年生意的老商户刘强也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韧劲”。
绥芬河市志记载，19世纪末，沙俄在中国领土修建以哈尔滨为中心，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连接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中东铁路的建成和通车，成为了当地由山村发展为口岸城市的转折点。
上世纪30年代，有俄、日、朝、英、法、意、美等18个国家的使节和商贾云集于此，文化和经贸交流异常繁荣活跃，五颜六色的各国旗帜林立市区，时称“旗镇”和“国境商业都市”。
绥芬河还在中国东北边陲最先开通了火车、汽车，最先有了电灯、电话。彼时，来自内地和多个国家的商人有1万多人，常年往来于绥芬河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从事边境贸易，人称“跑崴子”。1987年，绥芬河市与俄罗斯的波格拉尼奇内市，用两张白纸和复写纸完成了第一笔交易，用1000只气压暖水瓶和10万公斤苹果，交换了3万公斤比目鱼和5万公斤明太鱼，拉开了绥芬河现代边贸的序幕。
伊戈尔商城里，包装好的俄货堆在商家门口。新京报记者史航摄
刘强是绥芬河第一代做跨境贸易的商人，上世纪末边境贸易刚刚开放的时候，他就在一家互贸公司上班，用轻工业产品和俄罗斯人交换农机具。边境贸易刚开放时，他印象里的绥芬河还少有水泥路，“雨天不敢穿靴子，山路上全是泥泞”，而随着边境贸易的恢复，这座山城渐渐热闹，道路逐渐宽敞。
后来离开单位，刘强本可以去更大的城市经商，但他几乎没有犹豫地留在了绥芬河。在他看来，这里是“做外贸最好的地方”，有着地缘优势，紧邻俄罗斯，“从绥芬河几个小时就能到海参崴”，又有税率减免的政策，“通过互市贸易进口，每人每天能减免8000元的税。”
有着常年和俄罗斯人互贸的经验，刘强开设了一家食品批发公司，他进口食品品类更全，通过边民互市贸易的方式进口，税收更低，价格更便宜，在一众批发商中颇有优势。2014年，他入驻了绥芬河新创建的对内批发商城伊戈尔商城，“口岸关闭之前人山人海的，全是外地来找渠道的经销商。”
随着口岸的关闭，刘强的生意也一度遇到了困难，边民互市贸易暂停，他只能通过“大贸”以更高的税率进口货物，成本的上涨让他被迫提价，由于无法出国，他也没办法和俄罗斯的厂商更新进口的商品，失去了优势，他的生意渐渐冷清。随之而来的麻烦还有物流的停运，封控的三个月里，积压的食品发不出去，解封时就已经变成了临期食品，他只能赔钱全部甩卖，“我们所有人撑得都特别辛苦”。
如今口岸开放，刘强庆幸自己坚持了下来，“坚持下去就是胜利了”。他回忆，口岸刚开放没几天，恰逢快要过年，他所在的伊戈尔商城迎来了一波期盼已久的“报复性消费”，“之前不少绥芬河人滞留在俄罗斯回不去，口岸开放他们回到绥芬河，第一件事就是来这边办点年货，我们的货当时基本都卖空了。”
年前生意的火爆让这里的商户找回了信心，如今走进伊戈尔商城，比人说话声音更大的是包装箱纸壳的碰撞声和胶布的缠绕声。批发商们人手一辆小推车，把货物一箱一箱地运出来拉走，这些来自俄罗斯的巧克力、啤酒和粮油将被打包好，发给全国各地的经销商。
刘强的店前面，本就不宽的通道被包装箱堆满，旁边的两个商家正忙着把标签贴在箱子上发货，从上午一直贴到了中午。刘强也打算着再去趟俄罗斯，看看三年里有没有什么新鲜货，重新找回自己的品类和价格优势。
正在复苏的城市
“能不能早到五天？”“能不能邮顺丰快递？”“到底哪天能下来签证？”早上九点，卓跃签证公司的五部电话就没停过，电话那头语气急迫，电话这头，负责人韩迎春和四个同事得一遍遍地解释，“使馆办签证有流程，不是着急就能马上办下来的。”
五个人桌子上全都是办签证的材料，用护照夹着，一本本铺开。最忙的时候，韩迎春在电话、电脑和材料间来回踱步，没空坐下。这家签证公司有偿帮助赴俄打工、经商的中国人办理商务签证，口岸开放以来，“已经办了一两千本。”
面对如此庞大的业务量，五个人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赶着空闲的时间，韩迎春在朋友圈发布了“签证公司诚招业务员两名”的招聘启事。这家签证公司曾经有11名员工，口岸关闭后，赴俄签证的人数锐减，韩迎春不得已，裁到只剩两人。
“以前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天就能办几百本（签证），绥芬河紧挨着符拉迪沃斯托克，几小时的车程，离哈巴罗夫斯克也不远，赴俄打工、做生意，往来特别频繁。”韩迎春介绍，“口岸关闭后再去这两个城市就很不方便，要从莫斯科中转，有一段时间国内没有直飞莫斯科的航班，还得从伊朗、迪拜这些地方转机，成本特别高，所以口岸关闭的这段时间一共也没办几本。”
如今口岸开放，韩迎春是最早见证变化的一批人，刚刚传出开放口岸的消息，她的电话就被打到快要占线，每天都有人问“什么时候能出去，怎么才能快点出去”。
在俄罗斯务工的绥芬河人郭兆峰是签证公司的客户之一，口岸关闭之前，他靠着三个月的临时签证在绥芬河和哈巴罗夫斯克市之间过着“双城生活”。
郭兆峰是一名厨师，在哈巴罗夫斯克市的一家中餐厅打工，每三个月回到绥芬河申办一次签证，“这样等待签证下来的十几天，就可以陪陪家人、照顾照顾孩子。”口岸关闭前，郭兆峰一直没有什么跨国打工的实感，“就跟出省打工差不多，坐火车两天就到了，每隔三个月都能回家看看”。
这样的纽带随着口岸的关闭而断裂，郭兆峰两年没能回家，只能在视频里看着儿子越长越大，妻子和他闹了矛盾，隔着电话，他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绥芬河国门。图源：绥芬河市政府官网
一样渴望着回家的还有郭兆峰的同事孙师傅，口岸关闭的三年里他只回过一次家，是因为签证到期，不得不回国申办。他从哈巴罗夫斯克坐飞机到莫斯科，转机伊朗后，再从广州入境，辗转回到绥芬河，“当时我还在广州隔离了七天，最后到家只待了一天半，躺了一宿就再折腾回俄罗斯。”
如今国门开放，他也计划着请个假，回去好好陪陪家人。在绥芬河跨境客运站，每天有四趟从俄罗斯回到绥芬河的汽车，每趟大概四五十人，带着两三年未能回家的打工者回到家乡。
留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同样感到了口岸开放带来的变化。杜国荣是哈巴罗夫斯克市一家中国宾馆的经理，她告诉新京报记者，此前受口岸客运通道关闭影响，在俄罗斯的中餐厅、旅馆都出现了招工难的问题，酒店服务人员一度短缺，“从中国招的人没法通过绥芬河口岸过来，只能绕一大圈从莫斯科走，而这个成本需要我们来承担，根本招不起。”目前，杜国荣已经着手联系绥芬河市想要出国工作的服务人员，“赶紧补上这两年的空缺。”
更多的改变还在发生，一位在俄罗斯做大豆生意的中国商人最近跑了两趟火车站，他观察到“曾经到绥芬河的火车一半都坐不满，口岸开放后现在都是整车整车的下。”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计划着去趟俄罗斯，寻找商机。
韩迎春预计，口岸开放后的签证人数激增只是一波“小高潮”，随着天气逐渐转暖，等到四五月份大批的赴俄务农者将会从绥芬河出发跨过国境，六月初，建筑工人也会经此离开。
到那时，随着入境旅游的逐步放开，俄罗斯来绥的游客也会增多，她相信冰雪消融以后，这里的街道还是会充满异域风情，商场还会再次人流如织，这座小城也还能恢复之前的热闹，找回边城的气质。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录、刘强、刘洛、王蕾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史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