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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三年从美国回家,他在ICU里陪伴重症的父亲

2022年12月28日下午,时隔三年,张淼在四川省成都市某三甲医院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病房(以下简称“ICU”)见到了父亲。57岁的父亲是新冠危重症患者,还没有脱离危险期。

他抱了抱父亲,一下子就哭了。他觉得父亲苍老了很多,原来没有白头发的父亲,鬓角多了白发。

张淼今年27岁,三年前,他在美国完成学业后,留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工作,因为疫情,三年多没有回国。

直到2022年12月23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母亲打来视频,向他转述了医生的话:父亲的情况很不乐观,肺部感染已经接近白肺,呼吸衰竭也很严重。他的情况应该让所有的家属都知晓,让所有的家属都做好心理准备。

张淼感到错愕,在他的记忆里,父亲的身体一向强健,几乎没有去过医院,起初得知父亲染上新冠,他以为只是“一次感冒”,发展成危重症,是他始料未及的。和许多在这个冬天试图熬过去的危重症感染者一样,父亲从救护车上被转移到了急诊室,又进入了ICU,远在他乡的张淼,找办法买药、制氧机。起初,他只能依靠与母亲通话了解父亲的病情,而两地的时差和对病毒发展情况的未知,又使他“每一步都慢一步”。

2022年12月24日,没有任何犹豫,张淼坐上了回国的航班,他希望为父亲提供精神和心理的支持,像医生说的那样,把所有的方法都试一遍。

幸运的是,他的父亲在ICU里经过22天的救治,肺部感染有所吸收,血氧值、血常规和精神状态都在向康复的方向发展。1月10日,办理了出院手续。

这是张淼三年来第一次回家过年,经历了父亲此次生病,张淼说,原来觉得亲情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东西,亲人之间就会有亲情。这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亲情带来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责任感和羁绊。

时隔三年从美国回家,他在ICU里陪伴重症的父亲

[以下是张淼的口述:]

(一)

父亲今年57岁,在成都做教育行业,工作中接触的人比较多,放开后,感染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发展成重症,我一开始觉得挺震惊的,因为他没有基础疾病,每天都走路锻炼。除了每年体检,在我的印象里,这几年几乎没有专门去过医院。

12月15日,父亲抗原阳性,身体出现了发烧、咽痛的症状。当时我给家里打视频,他状态很差,在床上躺着,声音比较沙哑。我说,爸你肯定感染了。他觉得瞒不住才告诉我。

由于疫情,我有三年多没有回国。我本科毕业后,到美国读的研究生,2020年硕士毕业后,留在纽约的一家公司工作。

我每一年都会数次产生想回国的想法,但是一查机票价格、国内当时防疫的隔离政策,再想到回国以后,也有可能变成红码,没有办法回美国,很多次被劝退了。

12月上旬,得知国内放开的消息,我跟父母的联系更加频繁,从每周三四次变成每天都联系。美国放开的时间比国内早两年,我经历过一次大规模的感染,我身边的朋友只有两个人没有被感染过。

所以我给父母的建议是:每一天摄入足量的维生素C增强自己的抵抗力,吃大量的水果、肉补充蛋白质和维生素;家里备一些退烧药。但我比较后悔,没提醒他们买一个血氧仪。

感染的前三天,父亲的症状和大多数人一样,发烧、咽痛、浑身乏力,需要卧床休息。吃了退烧药之后,第四天,他甚至还出去买了菜,回家做了饭,我当时以为他有所好转。

但到了第五天,他的情况急转直下,胸闷气短、咳痰咳不出来、呼吸困难,有时处于昏睡的状态。我妈想让他去医院,但是父亲觉得没事,还能挺一下。

其实当时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父亲已经严重缺氧,或存在肺部感染。因为父亲此前没有过肺部的问题,家里也没有血氧仪。而我在美国时,身边的人感染后的症状都比较轻。

北京时间12月20日上午,父亲感染的第六天,母亲告诉我父亲的症状没有好转,好像还加重了。我当时很紧张,我和母亲都觉得必须去医院,不能任由他来。

当天吃过午饭,母亲带父亲去了离家最近的二甲医院。他走路过去非常勉强,从进医院的那一刻就开始吸氧。不戴呼吸机,他的血氧值是69,随时都有可能昏迷。

在医生看来,由于一开始父亲缺氧不自知,没有采取吸氧等救治措施,耽误了两三天,导致他的病情有些危重。

医生让母亲联系120,能去大医院就去大医院,万一出现病情变化,能有更好的抢救条件。当时母亲也被感染了,身体比较虚弱,在医院陪护了父亲一宿,他依旧没有任何的好转。

从我家到省内最好的三甲医院开车要1个多小时,当时父亲的状况不能离开氧气,只能等待120转运。母亲头一天晚上联系的120,排队到次日早上8点多,才等来转运车辆。

12月21日9点多,父亲被120送到三甲医院。母亲跟我描述,急诊能够看到的所有空间都被利用了起来。走廊上、过道上、诊室门口全都是在排队的病人。症状轻一些的病人还能倚靠墙站着,像我爸这种没有办法站着的病人就租一辆轮椅,坐在边上,家属去排队。

那会儿,医院没有床位,父亲只能在轮椅上用制氧机吸氧,当时他的血氧值80多。

母亲在急诊排队八九个小时,直到下午快6点钟,医院安排父亲进急诊抢救室。有亲戚也去了医院帮忙,因为要填很多表格、交各种检查项目的费用,母亲55岁了,看东西比较慢,一个人很难搞清楚。

急诊抢救室不允许家属进入,里面的病人实在太多,如果家属进去就没有空间了。晚上,我给父亲打了视频,父亲手机晃了一下,视频画面里一排全都是床。他说:“脑子昏昏沉沉地想睡觉,我真的不想再说了,我太难受了。”没有说几句话,他就挂了。

时隔三年从美国回家,他在ICU里陪伴重症的父亲

(二)

12月22日早上,医生给父亲做完胸部CT,说一半的肺部接近白肺,肺部有多发炎症、玻璃影、水肿、胸腔增厚、心脏增大,结论是:他就是危重症。随后父亲被转入ICU的病房。

ICU病房是六人间,通常情况下,ICU是不允许家属进去的。但当时医院的病人太多,医护人员负担太重,所以医院出了一个政策,每个床位允许一个家属陪护,帮助病人喂饭、擦洗身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生活护理,陪护的家属只要进去就不能出来,出来就不能进去,中途不换人。

母亲当时也没好利索,还在咳嗽、有痰。但在那种状况之下没有办法,母亲进去陪护了。ICU里面六个床位的六名家属共用一个卫生间,白天共用一把椅子,晚上睡在简易折叠床上。

刚进ICU的前几天,父亲一天要输液八瓶,包括消炎药、保护肝脏的药、激素治疗药物和免疫球蛋白,还需要抽血化验、打注射针。

12月23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我决定回国。因为母亲跟我视频,说医生当天找她谈过话,父亲的情况很不乐观,肺部的感染挺严重的,已经接近白肺,呼吸衰竭也很严重。医院把能用的方法在接下来几天都用上,但不能保证治疗的效果。如果效果不好的话,后期可能会插管。到了插管这一步,病人存活率更低。

最后医生跟她说,父亲的情况应该让所有的家属都知晓,让所有的家属都做好心理准备。母亲一时间挺崩溃的。

我心里也很着急,医生说,像父亲这样的病人,精神支持也可能会有效果,这也是我回来的原因之一。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父亲工作比较忙,相比于母亲,他跟我相处的时间少一些。但他都在尽他所能地关心我,每次出差之前,都会把饭做好,出差回来,每次都会给我带礼物。

我读大学以后,因为物理距离的原因,我们相处的时间更少了。我一般是美国东部时间的晚上给家里打视频,对应的是北京时间上午,我跟母亲视频的次数更多,因为母亲退休了,父亲还在上班,只有在周末有机会跟他聊会儿。

决定回国的那天晚上,我几乎完全没有休息,我在全网各种平台上面查:“新冠危重症怎么治疗的?用了哪些药?哪些治疗方案?病情发展是怎么样的?”整晚都坐在床上收集信息和资料。

网上的治疗建议基本都提到了激素治疗、免疫球蛋白、消炎药和新冠特效药,即国产的阿兹夫定片以及辉瑞公司的Paxlovid。母亲也问我能不能在美国开到Paxlovid带回国。

但纽约对于药品的管控相对严格,需要向医生证明自己是高危患者,很有可能会成为重症,比如说长期吸烟或者有呼吸道基础疾病,感染了新冠,医生才会开这个处方。

我在美国之前没有接触过这个药。后来,加州的朋友帮忙开了药,加州的药品管理宽松一些。医生开了处方后,自己去药店领药。12月24日,我到加州拿到两盒Paxlovid后,从加州上飞机回国。

12月26日傍晚,我到了成都的机场,是从加州到香港,再转机回成都的。算上从纽约飞加州的300美元,全程机票五千一二百美元。

我入境办完手续,直接去了隔离酒店。因为当时成都还在实施入境集中隔离2天的政策。

见到父亲前的那几天,我心里很着急,晚上经常睡不着觉。头脑里面会去设想一些很糟糕的情况,越想越绝望,我自己的性格就是,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会钻到那个问题里面去;白天,我还要处理休假申请、工作交接、签证手续、开通手机漫游、去加州拿药、买咳嗽药、退烧药等事情。

又因为我在国外,感觉每一步都慢一步。我不能得到一手信息,需要母亲传达给我;十多个小时的时差,又会有想做的事情不能及时去做的感觉。

(三)

12月28日下午,时隔三年,我终于见到父亲了。

他虽然没有力气,戴着呼吸机面罩说话,声音很小,但人是清醒的。他看到我很高兴,他躺在床上,我抱了抱他,当时我一下子就哭了,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爸这样的状态。我感觉怎么人就这样了?

我觉得他苍老了很多,鬓角有白头发,因为我父亲是一个不太显老的人。这次生病之前,他没有一根白头发。

父亲当时还没有脱离危险,我很害怕(他离开),一直坐在他旁边,拉着他的手说话。但父亲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他没事。

母亲告诉我,她把我要回国的消息告诉父亲的那一刻,他眼睛里面瞬间就有了光,一下就很开心。我和母亲都觉得我这次回来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给我爸很大的心理支持,对于他的康复有重要的作用。

其实这家三甲医院ICU当时的政策不允许第二个家属进去,避免打扰病人休息。我们是向医生求情了,以“换陪护”的名义,我短暂地进去看了父亲一个小时。

12月29日,我父亲状态还算稳定,没有再出现血氧饱和度掉下来的情况。他拍了胸片后,医生又一次找母亲谈话。医生说,父亲肺部的炎症还没有吸收,肺部可能还没有好转,不排除病情恶化、突然需要插管的情况。

在母亲看来,父亲每一天都会至少有一个新的进步,比如说今天血氧值达到95了,又能多吃一口水果。但肺部炎症的好转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很多时候可能他精神状态不错,但肺部的炎症并没有吸收,甚至还在扩大。

也是在那一天,听了医生的意见后,签完家属同意书,父亲用上了Paxlovid。尽管当时父亲已经感染超过十天,错过了用药的最佳时机,但能用得上的治疗方法都尝试。(后来)具体是哪种方法起的作用,很难说清楚。

时隔三年从美国回家,他在ICU里陪伴重症的父亲

12月31日,我再次去看父亲的时候,感觉医院政策灵活执行的空间在变大。那次我在ICU病房陪了父亲一下午。父亲的状态好了一些,他醒着的时间更长了,说话稍微多一点。他不是真的想睡觉,但没办法长时间睁着眼睛。

2023年1月1日,我在社交媒体上询问:新冠肺炎重症如何脱离呼吸机?当时父亲已经能交流说话,吃得下饭,戴着氧气面罩,血氧值98,我希望他早点康复出院,但是康复出院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把呼吸机摘了,我有点着急,想,为什么第一步就这么艰难?

把父亲的经历发到网上,也是人在绝望的时候什么方法都想试一试,说不定别人的一句话或者一个想法,能给我们一些帮助和启发。

1月7日,父亲拍了胸部CT,医生发现他的肺部感染有所吸收,炎症在向康复的方向发展,验血报告结果和他的精神状态也是向好的,觉得他可以摘掉呼吸机,改用制氧机吸氧了。

脱离了呼吸机后,父亲逐渐可以自己坐起来,下地走一两步。1月9日,医生判断父亲达到了出院的标准。第二天一早,我接到母亲消息,出院手续都办好了。

我带着提前在网上买好的制氧机,去接父母回家。医生说,父亲回家后要继续用便携式制氧机吸氧,如果十天后到医院复查没问题,才可以断氧。

制氧机是去年12月底买的,当时医院里提前出院的人告诉我们,回家以后需要用一段时间(制氧机),我们买了,保证他出院之前到货。父亲回家以后除了吸氧以外,还需要注意休息,不能剧烈活动,不能受凉,饮食上要清淡。

说实话,父亲这次生病把大家都吓得不轻,现在每一天都会谈论健康的问题,拟定一些计划,关于锻炼、饮食、休息时间等,他们觉得一切都没有健康重要。

我的心态也有一些变化。我原来觉得亲情是一种理所应当的东西,亲人之间就会有亲情,但是我没有意识到亲情所带来的一种自然而然的责任感和羁绊。当亲人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无论以何种手段、不管花费什么样的代价,都要尽快回到他身边,给他用最好的、能够用到的一切治疗手段,让他赶快好起来。

三年多没有回家,我觉得唯一错过的就是与家人的陪伴。对于很多在外面打拼的年轻人来说,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现实。但随着父母年龄增大,身体的素质逐渐下降,我也是独生子,如果他们出现了一些状况,真的让人很着急、很无奈。

(这)也让我重新思考,我怎么样规划自己的将来。之前我觉得长期待在国外也可以,回国也可以,现在我可能比较倾向于后者。

我还没有定下来回美国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取决于我父亲的康复情况。

今年过年,我和父母在家里安安静静地过,父亲现在的状态不太适合进厨房,由母亲来掌厨,我给她打个下手。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张淼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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