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记者张铃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在一份化验单“SARS冠状病毒”字样上画了个红圈。此后一个多月，艾芬带领的急诊科经历了与新冠病毒的“肉搏战”，科室四十多人感染。
三年后，艾芬亲历了第二次新冠剧烈冲击波。
2022年12月30日，艾芬面对的是潮水般涌来的病人，忙着在急诊大厅协调工作、调配人员、处理紧急情况。一个月内，急诊科200多名医务人员，未感染的只有两名医生和数名护士，“这估计也是我身边的武汉市居民的平均感染水平”。
1月14日，国家卫健委医政司司长焦雅辉介绍，全国急诊诊疗人次在2023年1月2日达峰152.6万人次，之后持续下降，1月12日下降到109.2万人次，较峰值时下降28.4%。
艾芬感受到的变化来得更早。12月7日，“新十条”发布，急诊病人突然变多，到1月6日时，水泄不通的门诊大厅已悄然恢复平静，她拍照发朋友圈，一个急诊科同行评论“高峰顶过去了”。
1月6日，急诊大厅恢复了平静（受访者供图）
1月14日，焦雅辉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的发布会上介绍，2022年12月8日至2023年1月12日全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病毒感染相关死亡病例59938例，死亡病例平均年龄80.3岁，死亡病例中90%以上合并有基础疾病。
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平时单日接诊量在500人左右，“放开”后单日约800-900人，相比2020年初的最多单日接诊超1500人情况要好一些，但这次危重病人比例非常高，急诊大厅拥挤不堪，在病床紧张的少数情况下，医护们甚至在地上抢救病人。
被送往急诊的老人多有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肾功能不全、慢阻肺、肿瘤等基础疾病，合并肺部感染，他们有的起病突然，有的进展较快，有的发现较晚，家里多数没有吸氧和血氧监护设备，有的人一下车，就已经不行了。
作为武汉最大的市属三甲医院，武汉中心医院接收了大量重症患者，12月28日，艾芬注意到，医院当天有在院病人数3012人，在院重症数1821人，重症比为60.45%，武汉市所有医院的平均值是30.37%。
急诊是阻挡疫情的第一道“防波堤”，在突发公卫事件中起前哨作用，首先嗅到危险信号，同时对病人做处置和分流。经历了两次新冠冲击波，艾芬想对急诊科同行说，没什么可怕的，心中要有信念。她认为可能还会有第三波、第四波，但冲击度不会超过这次了。
相比2020年初，这一次艾芬和同事们相对有条不紊、心中有数地经受了冲击，她看到，信息透明化大为好转，内部信息通畅，至少反馈上去的问题都有人回应。
人们跟新冠正面遭遇，没有人是灾难的旁观者。艾芬认为，人逃离不了环境，但可以发出声音，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让事情朝着更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下是艾芬的讲述：
急诊科抢救床紧张
一个月来，急诊大厅拥挤不堪，一张多余的床都没有，在病床紧张的少数情况下，医护们甚至在地上抢救病人。只能收一个病人的单间抢救室我们收了三个，好多病人带着平床或躺椅来医院。有病人用氧枕吸氧，有插管病人睡在平板上。
一天急诊突然来了一个血压不好的年轻女子，眼看着坐在候诊椅上面色苍白家属快扶不住了，情急之下，我赶紧让两个家属先把羽绒服脱下来铺地上，让患者先躺下来，避免地面太冷，先进行紧急抢救。
随即我焦急地对抢救室一位病情也重但稍稳定的老人家属说，要把患者挪到急诊留观室去，这里要留着抢救放在地上的这个年轻人。病人是个爹爹，照顾他的婆婆听到后开始缓慢从容地收拾起杂物，一点都不生气，忽然她用异常平静的语气对我说，“我们老人就是该死的”，我突然意识到我这样说话的语气是不对的，赶紧解释说我不是这个意思，是因为老人的处置已告一段落，急诊留观室也有医生护士值守。后来这个年轻女性被确诊为宫外孕并失血性休克，及时手术后转危为安。
每个老人都有故事，他们一生经历了太多，年轻时也许是科学家、律师、艺术家……当他们遇到各个医疗机构急诊都拥挤不堪的突发状况时，知道自己没有能力改变什么，很配合、心平气和地迎接这种困境、变故甚至不公。
也有合并基础疾病的中年患者离世。12月16日早上，我推开遮挡的屏风，心里一惊，我看到一个逝者的鞋子露在蓝色床单外，一双很鲜艳的质量不错的绿鞋。绿色是希望的颜色。
急诊科两百多名同事在工作状态时几乎没有一分一秒的休息，好在他们中绝大部分都经历过三年前那场刻骨铭心的磨炼。这次，他们同样用坚强的意志、奉献的精神、专业的态度扛下了所有。
我们也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一位90岁患者在急诊离世，家属问为何交了费却没及时安排CT？我解释当时没有空余的推床，本计划等平车空出来后再推去做CT，无奈病情突然变化，但我们在治疗用药上并没有延迟。家属质问说难道不能弄几个人抬着去做CT吗？我迟疑了几秒钟，说，我们只能尽力去救治每一位患者。
后来有病人到上级部门投诉急诊科，说要求住院时，接诊医生回复说床位紧张，让患者自己找熟人想办法。让患者自己去找熟人联系病床的说法肯定是不合适的，但有那么几天我们真的是没办法，病人在这里排队也等不到床位。
当时武汉市各大医院急诊科的情况可能都差不多。我们也是凡人，不是神仙，只能尽力去救治每一位患者，毕竟医务人员、硬件条件都有限。
从暴风雨到平静
我最头疼的是科室职工陆续感染，排班困难。医院安排人来急诊支援，再感染倒下，再要人来支援，返岗后身体不适再倒下……我只能一天天排班，有人临上岗时突然发烧，有人正上着班开始不舒服，都得换班。
人手很欠缺，我成天担心运转不过来，有时挨个微信问生病还在休息的同事什么时候能返岗，我也于心不忍，感觉对不起他们，但没办法。
血液科、神经内科、消化内科、体检科、眼科、疼痛科、肿瘤科等科室的同事都来支援急诊科，一共前前后后来了约20人，此外还有大量护士支援。
平安夜，急诊科场景（受访者供图）
我的弦24小时紧绷着，隔一天到一个院区协调工作、调配人员、处理紧急情况。同时，还有大量熟人朋友咨询各种问题，并且我自己家人也陆续都感染了。我也很担心有肝癌和慢支病史的81岁公公，他高热到40多度，后来出现咳嗽咳血，我也坚持没有送他到医院，用口服药物给他在家里治疗。
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武汉的这波疫情慢慢过去了，几天前，我拍了平静的急诊大厅发朋友圈，有个同事留言“感觉啥都没有发生过”，120一个医生说“第一波终于告一段落”，陆军总医院一个急诊科医生说“高峰顶过去了”，恩施医院一个急诊科主任调侃说“不习惯了吧”。
确实不习惯，每天看着堆满的病人，突然安静了，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急诊科如同每个人的人生一样，有暴风骤雨也有风平浪静，还有风雨后的彩虹，我们都习以为常了。
急诊是阻挡疫情的第一道“防波堤”，在突发公卫事件中起前哨作用，首先嗅到一些危险信号，同时对大量病人做处置和分流，疫情时别的科室都可以合并或暂停，急诊是365天24小时不能关的。经历了两次新冠冲击波，我想对急诊科同行说，真的没什么可怕的，心中要有信念。
急诊目前基本恢复正常，经常会有一些感染后心慌胸闷等不适的患者，偶尔会遇到感染后乏力的患者，经检查后是急性心肌梗塞，所以还不能放松警惕。而且可能以后还会有第三波、第四波，但我相信以后的冲击不会超过这次了。
上周末，我和家人去爬龟山，太阳很大，我躺在草地上用围巾挡着阳光，让老公给我拍张照。他说，“丑死了，有什么好拍的”，我说，你难道不觉得我们能这样躺在草地上晒晒太阳，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
1月8日，艾芬在晒太阳（受访者供图）
比三年前做得更好
我们的老百姓真的太善良，很朴实，很听话，好像能把所有苦难扛过去。三年前，因为当时的错误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治疗措施的滞后，市民出现了大量感染，医院也有6个同事因为感染病毒后死亡。我感觉自己没有尽到力量。
我常常会回忆三年前一些画面：有家属下跪求我救救他妈妈；有爸爸看着医生开死亡证明，用一张薄纸交换他二十几岁的儿子；有人打开车门发现父亲在车里停止呼吸，他那无比懊恼的神情，用手去砸汽车……我永远忘不了。
这一次相对有条不紊、心中有数、忙而不乱，身体虽累，但心没有上次累，信息透明化大为好转，内部信息通畅，至少反馈上去的问题都有人回应。
不管外科也好，康复科也好，全部收治新冠病人，对病人治疗能力不足的问题，医院除了加强业务能力的培训学习之外，还成立了专家诊治小组，由急诊、呼吸、ICU的医生们牵头，每个医生负责指导几个科室的用药和治疗。这跟三年前不一样，那时其他科室几乎全部停诊，只有急诊科开着，顶下来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后期其他科室的医生来接替了急诊科。
三年前，院领导在病床最紧张一段时间内取消了急诊收病人的资格，不让我们开住院证，病人不能往后流，前面还在不断涌，急诊就成了肉搏战。当时我在周会群里发脾气说，应该公布病人的收治标准。我至今对这件事仍然耿耿于怀。
这次医务处专门派了两个副主任在急诊的抢救室协调我们，帮我们联系各科室收治，避免我的危重病人收不进去。现在的院领导有临床经历，知道临床的苦，决策从病人出发，为病人服务。
设备储备很充足。三年前我们防护服、N95口罩不够，还要自己去募捐，这次医院储备了足够全院使用三个月的防护设备，呼吸机、高流量氧疗仪器随时增援急诊科，还在急诊大厅候诊区加装了设备带，当病人没有床位时至少可以坐着吸氧，这个举措救了很多人。医院还紧急把急诊科的留观室打通，迅速把收不进去的滞留病人挪进去，急诊大厅因此勉强有了“看相”。
其实这次还有一些事情政府层面还是可以提前做的，比如药房24小时开诊，社区做好分流、多准备一些吸氧设备，媒体上多做些奥密克戎感染相关知识的宣传等。我觉得某些方面如果改进一些就可以做得更好。
最近张文宏教授强调要发挥感染患者发病72小时之内社区医院的作用，这很有必要。一个好的医疗系统，阵地应该前移到急诊科的前端，在社区做好分级诊疗，更重更急的病人才来急诊，这样三级医院住院部的压力会更小，也不会出现医疗挤兑。
没人是灾难的旁观者
我一直在想，如果2020年1月2日早上，我没有被批评吓倒，坚持告诉同事真相，是不是结局会不一样……这是我的心结。
我特别想念胡卫锋（生前系武汉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他跟我年龄相近，私人感情也好，他是个好医生、好爸爸、好丈夫、好儿子，他本可以活，可以救更多患者，有完整的小家庭。
2020年4月1日晚上，当时的院领导们拎着水果牛奶到了我家，我很诧异，简单寒暄了十几分钟他们就走了，可能有些话他们不好意思说出口，我也不好意思听。
现在大家都很少提2020年的事，也很少提逝去的几名职工，仿佛提起来都是一种罪。有一次受邀写一篇描述近几年生活工作情况的文章，一个字还没有开始写也被谈话。这种无形的力量让人感觉很压抑，我其实就是个简单的医务工作者。
这一次，几乎所有人都跟新冠正面遭遇，没有人是灾难的旁观者，突如其来的病毒和疾病甚至死亡最考验人性。没有人想到病毒传播会这么快，这在人类流行病学史上是没有前例的。
我们每个人都逃离不了环境和病毒，但不代表我们要顺从，我们可以发出声音，每个岗位的人都应该像张文宏这样有胆量说出自己的看法，让更多人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让事情朝着更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声音不管对错，起码要能发出来，允许大家展开质疑和讨论，才会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才可能避免同一个错误的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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