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27（第27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22年11月20日落下帷幕。在最后1天-2天，上述会议就损害与损失基金的建立达成了共识，取得一些进展。但这次会议取得的结果低于预期。
“这表明目前国际形势比较复杂，需要应对的问题也很多，有些应对方面的考虑会有相互冲突。”12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主办的第四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表示，需要研究靠什么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从而实现减排和净零排放。
周小川进一步表示，中国过去从中央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对于计划手段的优缺点有比较深刻的体会。这些指标体系要想符合客观现实也并不是很容易，同时依靠坚实的数据基础，而实际上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够坚实。另外，政府的做法必须要将总指标进行地方或者行业层层分解，分解之后可能会缺少弹性，没有灵活调整的余地。
周小川认为，尽管有大量的金融企业做出承诺，但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应该说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金融中介”，它是用其他人的钱，帮助他们投资或者贷款，或者是做其他的金融理财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并不是它们自己承诺就可以拿客户的钱做这件事、那件事，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应构建全球碳市场之间的可控连接，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力量可以通过购买其他市场上的碳配额、碳减排抵免或者碳信用，一部分实现金融的融资转向。边境调节税应该返回到发展中国家碳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行减排，以及对森林和土地的保护。”周小川称。
以下为周小川演讲全文：
感谢峰会邀请我在这个环节和大家交流，谈不上主旨演讲。我们这一节的题目有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所以我的题目是COP207（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后的政策研究，这个政策我指的是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政策。
大家都知道，COP27前不久刚刚结束，中方也正式表达了祝贺埃及政府主办、召开COP27并取得成功。特别是COP27在最后一两天，就损害与损失基金的建立达成了共识，并写入了文件，这也是包容性增长的一个重要方面。应该说，开这样一个会议肯定会对相关工作有所推动，取得一些进展。但是我们也看到，媒体上、学术界也都有一种反应，认为这次会议取得的结果还是有一些低于预期，也表明目前国际形势比较复杂，需要应对的问题也很多，有些应对方面的考虑恐怕也会有相互冲突。
应对气候变化，究竟有哪些重要的举措？实际上还有很多处于研究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共识，但是共识程度并不是特别高。有些问题还会争来争去，不见得一下就能形成文字上的共识，更不要说政策上的共识。虽然我们说COP27大会上所讲的内容，大家在重点报道上都能看到，但实际上COP27的大会、小会及会下交流，我们听到还是有不少问题的，大家进行了讨论，有些问题也是争论。
这个会之后，下一步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推动应对气候变化可能有不少研究题目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最后提供给决策者，这样才有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在明年COP28是否在有些问题上能够进一步取得进展？
我想和大家交流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我们主要靠什么手段来应对气候变化，从而实现减排和净零排放。这个问题大家没有明说究竟有哪几种主要观点，但是归纳一下可以感觉到有些人比较倾向于使用国家控制、国家计划的方法，通过一些指标体系，使基层、企业和消费者进行响应。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依靠市场的办法，我们也看到COP27上有一些分会专门讨论了碳市场的建立，碳价所能起到的作用。
所谓市场的办法，就是强调激励机制的重要性，也就是奖惩的重要性。以及激励机制能够引导未来大量的投资，大家能意识到要实现净零排放，虽然有不同的算法，资金缺口还是比较大的。这就需要激励措施，激励措施连着碳配额，碳配额连着碳配额市场，或者在中国叫碳排放市场，以及自愿减排的碳市场。
也有人认为，碳排放问题、气候变化问题本身就是市场机制失灵的表现，是一种外部效应导致市场机制失灵，再用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失灵的问题，可能有人会对此有一定的怀疑。还有一部分人，比较强调应该由企业类组织加强自律，所有有分量的企业都应该对实现净零排放做出承诺。做出的承诺大体也不应该太偏离各行业规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企业做出承诺后，应该保持诚信，不耍小聪明，切实去落实。企业当中也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金融企业。金融企业，不仅是自己是否净零排放，关键是它是否能组织大量的资金用于未来的减排和未来的净零排放经济发展。
也有人把范围扩大到企业外，被称为包括非政府组织，包括城市政府，就是在国家政府之外的实体。当然，企业和地方政府，和可能涉及碳排放的非政府组织，其实性质非常不一样。即便是做出承诺并且落实执行所需要的机制也非常不一样。目前全球也有很多企业做出了这方面的承诺，同时也有很多金融机构做出了承诺。
但这方面也存在了争议，未来应对气候变化，主要依靠什么样的机制？这还需要讨论清楚。各方面的积极性都可以调动好，总的来说政府计划，市场和企业自律几方面的力量可以相结合，有些也是多多益善，但需要对每一种办法的利弊、可行性及最后落实的可能性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同时，对这些措施如何分工？主要依靠什么还是要有一个判断。
中国过去从中央计划经济转轨过来的，对于计划手段的优缺点有比较深刻的体会。这些指标体系要想符合客观现实也并不是很容易，同时依靠坚实的数据基础，而实际上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够坚实，做手脚的机会也很多。另外，这么大的行动，政府的做法必须要将总指标进行地方或者行业层层分解，分解之后可能会缺少弹性，没有灵活调整的余地。如果某些指标踩了红线，是不是就有可能采取比较强硬的办法？比如有些指标超了，就进行拉闸限电，也会缺少灵活性，经济缺少韧性，也会引起各方面产生不满，减弱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性。
中国从2021年秋天的时候就经历过这样的现象，那时候我们开座谈会，有些企业说“突然就拉闸限电了”，有些行业，特别是对涉及化学反应的行业就会很危险，有些化学反应中途停电可能会造成爆炸，所以要足够重视，尽量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说到市场的办法，刚才也谈到有些人对此有所质疑。西方，应该说欧洲人过去一直非常重视“cap and trade”，即总量封顶，并对减排量进行交易。但是碳价格有的时候也不稳定，还有一些人认为，有一些碳排放量比较大的公司，会去边边角角的地方购买减排配额，从而减弱了自己减少碳配额的行动，被称为“漂绿”“洗绿”。碳市场这些做法是否会引起“漂绿”“洗绿”也是比较大的担忧。
因此，政府，对碳市场的价格形成要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同时对碳市场的价格是否应该有一个时间表、有一个最低价格？像IMF的一些专家提出对不同区域碳市场最低价格随着时间表应该如何设定、应该如何工作这样的问题。此外，碳配额的价格不稳定，很大程度上也和转轨过渡过程中免费配额的分配有关。因为大家考虑到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或者是区域对碳配额有一定的免费碳配额的发放。免费碳配额发多了，价格就会偏低。因此，碳配额的发放和总量控制也有很大的关系，这也是讨论的一个要点。
对于企业的响应来讲，大家希望全球更多的企业能够跟进，相当大量的企业已经做出了承诺，按照一定的路线图、时间表来实现净零排放。国际上也认为中国做出这样承诺的企业数量相对比较少。金融机构参加所谓格拉斯哥净零排放金融联盟，也对现有融资进行检查，对于未来的融资做出承诺。当然，这也会产生争议，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有的人说，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企业就是一种要素组合，因为需要干某一件事，所以有资本和人力资源，技术、管理、人才进行组合，能够干这样的一件事。资本会落实为具体的设备、工艺路线和组织方面的人才，资本也不是泛泛的。适应干某一目标的要素组合，并不一定适合干另外一件事。
说得通俗一些，化石能源方面的要素组合，比如煤矿的要素，并不见得适用于去做新能源，不一定有那方面的技术和人才。当然，我们希望过去搞化学能源的企业未来能够在新能源方面进行投资和转轨，但企业的运行机制并不是这样。有些企业可能做了若干年，这方面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了，可能组合就解体了，会有新的组合承担新的发展方向。所以，这方面没有足够的研究成果，同时在COP27会场中听到“究竟依靠什么方法”方面还是有争论，这方面是一个研究的任务。
第二，需要进一步研究关于能源供给和能源安全之间的关系。这个题目比较大一些，未来最重要的落实的一点，就是电力供给、电力行业的转型和电力安全之间的关系。因为能源需求很大一部分将来的体现方式就是电力。而且很多行业未来的减排努力，就是减少石油化石能源，转向使用电力。
当然它们希望未来能够用到的电力都是绿色的、零碳的电力，但这需要转型，需要大量的投资，也需要在技术方面有新的研发。国际上出现能源方面的问题，出现地缘政治的冲突，使这方面的问题加重。有些国家也不得不重新使用一些化石能源，有些人希望COP27正式提出停止煤炭的生产（开采），也有人提出停止对油气新项目的融资。但是这方面就可能存在一定的争议。
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要大力提高当前太阳能和风能的装机容量。或者说更广义一些，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提高装机容量的同时，由于新能源是间歇式，不得不在某一阶段大力增强后备容量，也就是调峰机组和储能的容量。调峰机组和储能的容量，设想起来储能的容量可能会更绿色一些，但是受地理条件（限制），涉及到抽水蓄能电站和其他储能方式，包括电化学储能方式在技术上和条件上都受到一定的限制，还有待进一步的研发，暂时跟不上，这样的情况下后备调峰电力供应机组还无法马上停下来。随着未来储能技术的发展和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容量越来越大，未来会有更好的调节能力，那时候有一些调峰设备就可以逐步退出。
与此同时，电网的建设、电网的调度能力、电网的改造，电网在定价格机制改革的方面也都有非常重的任务。所以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为以后化石能源逐步淡出奠定基础，荡平道路，又不以拉闸限电为代价。如果经常性还需要拉闸限电，对于整个应对气候变化的路径应该会起到一些负面的冲击和影响。这个问题在COP27也听到各种各样的争论，有些人认为在消减化石能源的应用、开发方面没有达到预想的成果。我个人认为，这方面其实是提出更多需要研究讨论的议题。
第三，公正转型。应对气候变化是一种转型，也就是低碳转型，需要注重公正，这个点大家都知道。我认为最大的困难是在于没有说清楚钱从哪里来。这次COP27到最后应该说取得了进展达成共识，要成立损失与损害基金。这个基金有多大规模也没有说，估计在整个所谓公正转型中，最终所能占的比例还是相对较小的。也就是说，实现公正转型，特别是我们看到的有些发达国家在减排方面走得比较早。未来全球气候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是否能够顺利实现减排。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需要大量的资金进行转型，进行设备更新、改造。同时，还需要在科研方面、科学技术方面进行大量的投入。所有这些资金的缺口，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计算，总的来讲认为缺口非常巨大。在非常巨大缺口的情况下，不是简单的办法就能动员这么大量的基金。
尽管有大量的金融企业做出承诺，但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应该说绝大多数金融机构都是“金融中介”，它是用其他人的钱，帮助他们投资或者贷款，或者是做其他的金融理财产品。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并不是它们自己承诺就可以拿客户的钱做这件事、那件事，对此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存在这样大的缺口，我认为可以在有些方面加强研究。一个是所谓全球碳市场之间的可控连接，通过可控连接，使得发达国家的金融力量可以通过购买其他市场上的碳配额、碳减排抵免或者碳信用，一部分实现金融的融资转向。
另外，欧洲决定搞所谓的“跨境调节机制”（CBAM），对发展中国家含碳的产品征收边境调节税。我一直提出，边境调节税应该返回到发展中国家碳市场，帮助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进行减排，以及对森林和土地的保护。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研究出几个切实有效的方法，动员大量的资金，大量的资金当中涉及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问题。因此，所谓公正转型问题，需要金融界、经济研究界拿出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供决策参考并做出执行。
通过听COP27的情况，我觉得以上这些题目值得大家重视，并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决策的根据。我就讲到这里，讲得不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刘德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