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张文魁在他的新著《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中提出，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稳住经济增速、持续改善民生，短期内需要优化疫情管控措施、落实一揽子纾困和扩张性政策，中长期要下决心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防止与外部世界的隐形脱钩
文|张文魁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精辟论述，指出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局起步关键时期，这个时期主要目标任务的第一条就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报告还提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把量的合理增长与质的有效提升并列提出，这是党代会中的首次，意义不同寻常。实际上，过去几年里，中国经济增速就出现明显下滑，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今年以来，中央政府一再强调，要稳住经济大盘，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从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情形来看，稳大盘、稳增长不但是中国当前经济工作的主题，也将是未来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严峻任务，稳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稳增长。因此，稳增长需要长短策。
一、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需要多年保持5%以上增速
2022年初，国家设定本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为5.5%左右，并解释说这个预期目标的设定是出于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需要，并同近两年平均增速及“十四五”规划目标相衔接。现在看来，至少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表现远低于预期，四季度也不乐观。出现这种情形，当然主要还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顽固性超出预料，从而疫情影响对经济增长造成拖累。不过，也要看到，民间社会信心不足，改革发展动能转弱，以及长期存在的一些结构性难题不易得到解决，都对当前和未来经济增长形成重大制约。仅仅看到疫情因素，而看不到后者，不是一个全面的认识，更不能对稳增长政策进行更周全筹划，尽管疫情影响造成的影响的确很大。
显然，当前的经济增速无法满足政府工作报告所说的“稳就业保民生防风险的需要”；如果这样的经济增速不能得到明显提振，更无法实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中国2021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刚刚达到1.25万美元，许多人以为中国今年可以轻易跨过近在咫尺的世界银行所设高收入门槛，但一方面全球通胀导致这个门槛值已经并将继续明显上调，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增速和汇率双双转弱，因此这个目标今年无法实现，明年也存疑问。把视线移得更远一些，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可能意味着，中国那时人均GDP应该达到3万美元或更高。3万美元并不只是一个纸上的数字，它实际上是人民生活水平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核算汇总，也是社会生产力的真实体现，反映的是实际情况。因此，当前和未来的稳增长，实际上就是稳民生、稳国力，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
稳住和提振中国经济增速，当然不是要搞力不从心、出于主观意志的虚假业绩，而是因为中国民间蕴含着巨大的发展动能、包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许多经济学家都对中国潜在增速进行了测算，尽管测算逻辑和方法多少存在一些问题，但认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的潜在增速在5%以上的分析，较为可信。从近两三年中国经济即使受到明显压抑仍然有上冲动能的情况来判断，中国应该具有5%以上的增长潜力；从保就业、保民生、保基层运转、保金融稳定等方面的需要来看，中国仍需5%以上的增长速度。也只有把5%以上增速保持更长时间，使中国经济增长保持足够韧性，才有可能如期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基本实现现代化。完全可以说，足具韧性和合理速度的经济增长，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不可或缺。
二、短期政策工具
既然稳增长是短期和中长期的政策目标，那么就需要稳增长的长短策。
从短期来看，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很有必要。中央政府明确指出，要防止“单打一”“一刀切”。只顾疫情防控，不顾经济增长，就不能说是做到了“高效统筹”。无论是《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知》提出的33条政策措施，还是后来部署的19项接续政策，都强调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高效统筹中，应该根据情况及时优化防控措施。
与此同时，33项一揽子政策措施和19项接续政策，在地方上应该加快落地见效。总共52项政策措施，涉及税费减缓、债券发行、贷款发放、投资扩大、消费促进、物流畅通、民生保障等方方面面，可以说非常周全，从短期看也很难再从政策工具箱找到尚未动用的工具，所以下一步主要就是要在已有政策的落实落细上做文章，而不是再找新工具。目前，许多地方都在加快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核和信贷资金的投放，以及通过消费券和税费优惠等措施鼓励消费，这些举措正在产生积极效果。除此之外，在纾困助企方面，似乎还应针对小微企业，强化恢复营业的有效措施。一些大企业由于对地方GDP（国内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影响较大，可以被列入“白名单”，早就可以大体恢复营业，而小微企业则难以享受“白名单”待遇。现在许多小微企业举步维艰，其中一些已经关闭或处于半歇业状态。即使在制造业，小企业的（PMI）采购经理指数在过去十几个月里都在50%以下，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形。PMI是月环比的概念，这就是说小企业是一个月比一个月更收缩。服务业小企业的状况只会更差。小微企业虽然对GDP和财政收入的贡献不大，但属于民生性企业，如果小微企业变成衰微企业，那么基层老百姓的民生改善就缺乏基础，消费等内需也难以有效扩大，国内大循环就难以强劲地开展下去。
短期政策工具是否可以继续加码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我们需要意识到，扩张性政策的空间可能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大。虽然在过去两年的疫情应对中，中国货币放水的程度远不如美国、欧洲那么大，但其他主要经济体已进入了加息和缩表进程，这当然会使中国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空间缩小。中国可能还有降准空间，但重要的是，如果企业部门没有相应的信贷需求，降准的效果未必很大。所以要防止扩张性货币政策一拳打在棉花上。同时，虽然相对于美国、欧洲等国的高通胀现状而言，中国物价依然相对平稳，但中国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么低迷的情况下，消费者价格指数（CPI）上涨还超过2%，也不可掉以轻心。扩张性财政政策也面临类似局面。现在，许多地方的财政缺口已经较大，且债务压力不轻，继续举债到底有多大空间，而且债务资金使用到底能有多大和多好效果，值得仔细考虑。
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根据央行数据，中国宏观杠杠率达到280%左右，而且可以看到的是，企业部门、居民部门、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都在恶化，现在鼓励加杠杆，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总的来看，继续出台更有力度的扩张性短期政策，即使有必要，空间也不大。
三、中长期政策努力
我们更应该从中长期来审视如何稳增长。
首先还是要真正重视需求侧的结构性问题，即内需问题。这个问题的严峻性，中国早已意识到，但一直没有很好解决。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努力使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明显进展。这次会议同时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此后十年，中国内需规模的确稳步扩大，从数据来看，国内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即2000年至2009年，每年的算术平均值只有51.5%；而到了第二个十年，即2010年至2019年，则达到了59.2%。不过国内消费支出所拉动的经济增速百分点绝对值，在第二个十年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这是因为，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增速明显低于第一个十年。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据进行计算，可以发现，国内消费支出所拉动的经济增长，第一个十年为每年平均5.3个百分点，而第二个十年为每年平均4.5个百分点；特别是到了2019年，只有大约3.5个百分点。三点几个百分点的国内消费贡献，能支撑多高的经济增速？况且，经济增长的真正目的，也是民众消费水平得到应有提高。
二十大报告特别强调，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把需求侧的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的改革推进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提法也是第一次，这反映了中央对供需两侧关系的最新认识、最新判断、最新要求。这实际上就是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循环要进一步打通，使得循环真正畅通起来。这也是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意义之所在。
国内消费增速的明显下滑，与居民收入增速下滑相对应。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速为8.9%，而“十三五”期间为5.6%，三个多百分点的下滑应该算是比较严重的下滑。2020年和2021年，这个平均数只有5.1%。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来看，2021年平均为35128元。这不是一个多高的数字。将全国居民进行五等份收入分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8333元。其实，居民收入还不能完全用于消费，譬如还要买房子，这在统计数据中算到了投资中，此外还有真正的储蓄和投资。因此，能用于消费的收入就更少了。二十大报告提出“两个比重提高”，即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下一步应该作为稳增长“长短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当然，供给侧也存在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这主要就是如何稳住民营企业预期、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今年前八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2.3%，远低于国有控股10.1%的增速，一叶知秋，这很可能反映了民营企业对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预期、对全球化发展的预期并不明朗。资本“红绿灯”如何设置，许多人还在观望。如果民营部门萎靡下去，如果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不能真正实现，中长期经济增长就会打一个折扣。外资企业也盼望中国落实国民待遇等政策。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继续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而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也将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十九大、二十大报告连续强调的事情。
四、“伴险增长”和“隐性脱钩”的挑战
从中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还面临一些重要挑战。与前几次党代会相比，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发展环境的判断，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指出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而十九大报告仍然认为，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因此，稳住经济增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下一步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风险挑战。
首先就是经济增长进入更加严峻复杂的通道。概括地说，可以认为全球和中国经济正在进入“伴险增长”通道。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基于对长期债务堆积和其他一些严重结构性因素的分析，用“Growth at Risk”这一词汇提示全球经济增长模式的变化。
我把这个词汇译为“伴险增长”。2017年的时候，现代货币理论还不太流行，财政与货币之间的防火墙还算有效，而2020年以来，不但绝大部分经济体的各种债务有了大幅度跃升，而且财政与货币之间的连通性也显著增强，高杠杆率伴随高赤字率，把世界经济真正推入了“伴险增长”通道。“双高”，即高杠杠率和高赤字率，绝不是免费午餐，而会以资产价格膨胀和传统通胀等形式向社会转嫁成本负担，以及增加金融脆弱性、积聚金融风险。这将迫使经济政策在维持GDP增速与管理通胀和金融等风险之间寻找艰难而惊险的平衡。事实上，世界上一些主要经济体的激进加息和缩表行为，使得融资条件发生重大改变，这会给脆弱的金融体系和财政体系带来冲击，而新兴市场则会面临更多风险。地缘政治局势恶化、全球供应链受扰，无疑会加剧经济增长中的风险。
中国经济难以独善其身，实际上也大致属于进入“伴险增长”通道的情形。过去五年里，中国债务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还本付息能力的增长速度。大概率事件是，中国宏观杠杆率在未来几年将跃上300%的台阶。对于一个新兴经济体而言，如此巨量的债务堆积，特别是在公共债务与国企债务边界不甚清晰的情况下，风险不容轻视。而更大的动态风险则在于经济增速得不到有效提振。在经济增长与债务增长的赛跑中，如果前者跑赢后者，风险就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消化。否则就相反。但是，如果出于提振经济增速的需要，而采取激进的扩张性政策，又可能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第二项挑战就是如何正确处理对外关系，避免出现“隐性脱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奇迹，与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密切相关。而且，开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变化。美国于最近推出了一个“印太经济框架”（IPEF），具有明显的制衡中国的意味，而且这个框架的创始国，不但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等与美国关系一直比较紧密的国家，也包括了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泰国、越南、印度等国家，其中一些国家与中国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性竞争关系。这个框架尽管不属于贸易和投资协定，目前看来不包括关税减让、自由贸易、投资保护等方面的内容，但要看到，这个框架有可能通过强化供应链关系，把市场准入、贸易伙伴等方面的内容嵌入其中，因而对印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仍具有一定吸引力和约束力。特别是这个框架可能把所谓的人权、自由等因素纳入供应链关系之中。另外，这个框架的一个重要支柱，就是高科技和数字经济，因而对未来的全球创新可能会产生影响。当然，这个框架的具体内容，还会经历一个并不容易的谈判过程，最后能不能成形并按美国设想发挥作用，还有待观察。中国虽然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重要成员，并且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国以及东盟签署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并已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对“印太经济框架”带来的影响，应该保持关注。此外，美国还是推行所谓的“友岸外包”等方案，对中国有着更加明确的排斥意味。加上俄乌冲突导致的全球秩序和国际关系的重大调整，使得挑战更加严峻。
如果这些挑战不能得到很好应对，就有可能使中国与外部世界走向“隐性脱钩”，即看起来中国与外部世界仍然有很多贸易活动，甚至外部世界非常“舍不得”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市场，而实际上在规则、机制、文化、理念方面，以及思维和行事逻辑，距离越来越远。如果出现这种情形，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其他方面都会受到影响。
二十大报告郑重指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在二十大期间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也不会变。相信下一步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得到进一步深化优化。
（本文主要观点来自于张文魁新著《稳增长：中国经济基本盘》，该书已由中信出版社出版。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
责任编辑：刘德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