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梁嘉琳（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
▲2022年10月8日，在北京市海淀医院，医护人员接待市民咨询。图/新华社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坚持预防为主，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
对比5年前党的十九大报告，此次报告将“预防控制重大疾病”转变为“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一方面表明慢性病对我国民众生命健康的危害急需引起足够重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将进一步推动慢性病防控与治疗政策体系的建设。
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预见，在二十大报告这份事关国家中长期战略的纲领性文件里特别突出慢性病健康管理，必将深刻塑造我国的专病防控体系，尤其是医疗、医保和医药政策方面的政策跟进与完善，全力助推健康中国建设，也给民众带来更多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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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低估慢性病的社会危害
今年，是我国爱国卫生运动实施70周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正是在爱国卫生运动之下，我国城乡人居环境大幅改善，居民卫生素养逐步提高，随着血吸虫病、鼠疫、天花、疟疾等疫情在中国基本绝迹，我国的疾病谱已经从急性传染性疾病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
对于各类慢性病防控工作，除社会动员外，政策体系发挥着战略引领、实操落地的重要作用。我国长期支持慢病防控工作，早在计划经济时期，我们的“赤脚医生”经验就曾获得世界卫生大会赞誉。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富贵病”普及化，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起就开始布局慢性病专项政策。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慢性病防控方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重大慢病过早死亡率比2015年降低30%，为此，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加强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年）》，提出到2025年，力争30—70岁人群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较2015年降低20%。
2019年，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针对重大健康影响因素、重点人群、重要疾病领域提出15项专项行动，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性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防控开始有了详细实施方案。我国针对慢性病的防控与治疗，开始形成政策体系。
▲2022年10月2日，安徽省明光市中医院医生在病房查房。图/新华社
如今，随着医疗、医药技术大幅进步，一些原本属于急重症甚至“绝症”的疾病，如恶性肿瘤、罕见病等已经转为慢性病，随着患者从急性期转为慢性期，如果社区、乡村等基层医疗体系兜不住，康复、随访和向上转诊服务跟不上，慢性病仍有转为急性病甚至“绝症”的风险。
在慢性病当中，我国有高血压患者2.7亿人，糖尿病患者超过9700万人，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总患病人群近1亿人，抑郁症患者9500万人，脑卒中、冠心病、慢性乙肝、罕见病等其他慢病的患者基数也在千万级。可以说，慢性病的蔓延趋势，已经威胁到我们全民族的健康安全。
与此同时，慢性病的发展变化，也已经对各方的支付安全造成影响。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四大慢性病占医保基金支出已经超过九成，家庭支出也已经占到其收入40%以上，是造成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的最大原因。
因此，我们决不能低估慢性病的社会危害。虽然慢性病并未像非典（SARS）、新冠疫情那样构成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却也严重威胁国民健康，加强重大慢性病健康管理迫在眉睫。
而且，急性传染病防控更凸显举国体制优势，更反映公共卫生应急能力。与之相比，慢性病的致病因素背后则有着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因素，需要政府、社会、个人多方协力防治，更依赖于政策体系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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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病防控也需“三医联动”
据世界卫生组织披露，在影响健康的主要因素中，医疗条件仅占8%，而生活方式占比高达60%。因此，对于潜伏期和轻症慢性病，通常更适合居家和社区场景的健康干预。这也需要我们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把好健康管理“第一关”。
针对慢性病管理，社区需要从灌输宣教转向平等对话，从刚性约束转向乡规民约、社群文化等“软法”引导。还可以探索“健康守门人”的家庭成员互助机制，探索“健康规划师”的社区保健服务，让健康饮食、作息、运动等生活方式融入千家万户，把好“少生病、晚生病、尽量不生大病”的第一关。
在医疗方面，如果医院和医生把精力聚焦在“治已病”“治大病”的诊断治疗服务上，疾病的健康影响因素干预（零级预防）、致病因素干预（一级预防）、早期筛查（二级预防）做不到位，就很有可能导致致病因素蔓延、小病拖成大病，最终，全社会和患者都要为更高的医疗成本买单。
▲2022年1月14日，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总医院便民门诊窗口，民众咨询医疗报销情况。图/新华社
也正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医生要成为改变人类行为的工程师。这就急需大力推广“健康促进医院”“健康管理医师团队”模式。
一方面，政府对公立医院的考核要淡化经济绩效，强化健康绩效，并将其与医院管理层、医务工作者的“医帽子”“钱袋子”挂钩，防止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重医疗轻健康”；另一方面，要在医学课程之外，面向在校医学生开设更多健康管理、健康教育以及以患者为中心的特色课程，让慢病防控植入医学共同体的“基因”之中，强化医疗系统健康促进责任。
此外，也需要推进“三医联动”的慢性病防控激励政策。在医疗政策方面，想让上下级医疗卫生机构形成急性期向上转诊，慢性期、康复期向下转诊的顺畅通道，卫健部门要构建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城市医疗集团，让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机构之间，实现“一家人，一条心，一本账”。
要想避免“鞭打快牛”“防得越好，赚得越少”，可以借鉴三明医改经验，医保部门从按照医院等级或医疗成本转向按医疗质量和健康效果分配医保“蛋糕”，并将节约下来的慢性病治疗成本中的相当大比例返还给结余机构，并允许后者自由支配，包括用于对相关医务人员实施绩效奖励。
为适应日间治疗、社区治疗、居家治疗等慢性病诊疗场景，药监部门要在医药政策方面鼓励企业开发全新剂型，能口服的不要皮下注射，能皮下的不要静脉输注。
而作为鼓励，医保基金也要将这类“慢病友好型”创新药所在病种纳入门诊慢病、特病目录，对院外的定点零售药店放开同等医保报销待遇的“双通道”，并允许主治医生开具最长2个月的“长处方”，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慢病患者用药成本，提高用药可及性。
我国有着“治未病”千年医药文化传统，也有着城乡网格化布局的基层治理优势，相信随着二十大报告的战略指引，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多层次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慢性病防控将形成个人、家庭自我保健，村（社区）机构健康管理，以及大中型医院专科服务等三大防线。
在此政策体系建设之下，我国也必将推动常见慢病的发病率、过早死亡率显著下降，逐渐改善公众的健康水平，蹚出一条大国慢病防控的新路子。这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题中之义，也与我们的美好生活向往直接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