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放管服”改革为市场主体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无为之为，激活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有为之为，为经济的行稳致远打造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微观内驱力。
8月29日，国务院召开第十次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表示，今年针对新挑战果断推出稳经济一揽子政策和接续政策，力度超过2020年，规模合理适度。要把这些政策落到位，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如果把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比作是活血，那么开放搞活、促进公平竞争、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的“放管服”改革，就是删繁除弊的通渠疏卡，换取市场主体的欣欣向荣。
事实也确实如此，从宽货币到宽信用，卡就卡在一些经济社会主体缺乏行动的想法，而市场主体之所以“清心寡欲”，表面上看是经济体系中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深层原因则是市场主体嗅不到收益空间，缺乏打仗意识，从而导致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的乘数效应，未能在经济体系中触发有效预期正反馈，导致财金刺激政策难达效果。
为此，当务之急是拓展市场主体的行动自由，用有利可图的市场机会激活市场主体的竞争斗志，一旦高达1.6亿多户市场主体龙腾虎跃起来，经济就会蓬勃起来。而这就需要“放管服”改革为经济注入的内驱力，即通过政府刀刃向内的自我变革、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信念，及基于公共服务的自觉意识，摆正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边界，为市场主体营造优良的营商环境，把握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底线，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行动自由及市场机会。
近年来，中国政府积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先手棋”和转变政府职能的“当头炮”，取消了数千项行政审批事项，极大地降低了行政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同时，近年来推进的要素资源市场化改革等，在很多领域打破垄断，为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拓宽空间。
然而疫情以来，市场主体的可行自由空间受到一定影响，市场主体被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遮蔽航向。
如现行经济体系出现了去杠杆化的流动性宽松态势，即央行为避免大水漫灌，通过结构性货币政策在为实体经济定向灌溉，为实体经济注入的充裕定向流动性，由于市场主体面对不确定性的去杠杆，而借助商业银行通道回流到货币市场，在持续压低货币市场名义利率的同时，抬高着市场主体的去杠杆风险，引发资产荒。
同时，一些地方出现了行政空转现象。如地方专项债虽然为地方政府储备了粮草，地方政府引导基金也次第展开，但由于一些地方缺乏经济可行性项目，很多项目在地方立项时出现了向上级层层汇报批复和定夺的决策循环现象，曾经决策的一言堂少见了，变成了凡事不论大小上会集体决策，导致许多项目迟迟难以落地。
显然，国务院再次召开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会议，就是旨在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将行政治理拉回到法治化轨道，进一步厘定政府权力的法律边界，明确表示有权不能任性，也不能钝化，而是为市场主体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缓解横亘在市场主体之上的各种不确定性，激活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让稳经济的一揽子政策能在市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总之，让“放管服”改革为市场主体营造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无为之为，激活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有为之为，为经济的行稳致远打造坚实的制度基础和微观内驱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