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记者严雨竹]“很少有国家愿意坐下来，（像中国这样）以这种方式制订创建福利国家的计划。”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古德曼近期向《环球时报》记者讲述了他对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看法。古德曼曾在中国多个城市生活，见证了中国不断发展的过程。在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后，他联合多位澳中国问题专家，致信新总理，呼吁政府改善对华关系。在古德曼看来，很多国家此前对中国的预测都是错的，外国人需要适应中国发生超出他们预期的事情。
环球时报：您曾在中国多个城市居住和生活过，中国的变化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古德曼：中国这些年发生了巨大变化。上世纪70年代初来中国时，我吃的不是太好。当时我能吃上米饭，但吃不上多少肉，所以某年圣诞节我去了香港，然后直奔麦当劳。在我第一次去天津和苏州时，这些地区非常贫穷。然而进入80年代后，一切都变了，现在许多城市彻底改头换面了，它们的医疗保障、公共设施和交通大大改善，比如苏州高新区比西欧很多地区的生活水平都要高。如果你像我一样从苏州工业园区出发到伦敦旅行，你会觉得自己去了发展中国家。
环球时报：对于中国提出的共同富裕道路，您有何看法？
古德曼：中国宣布在浙江开展一批非常有趣的试点项目。在我看来，中国的出发点有二：一是需要在地方一级提供更多福利；二是需要对公共财政进行改革。因此我对中国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解是，它是在地方一级将企业、地方政府、社会组织和福利服务结合起来的项目，既为需要做的事情提供资金，又在卫生、教育等公共领域提供服务。
很少有国家愿意坐下来，（像中国这样）以这种方式制订创建福利国家的计划。20世纪40年代，英国有个名为“贝弗里奇报告”的计划，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该计划被迫修改，并在很大程度上被放弃了。然而，其他很多国家甚至没有进行尝试，比如美国的理念是，如果你想要福利就必须工作。但如果社会中的某个个体因为特殊原因没有能力照顾自己，就需要通过集体努力来照顾他们。
我对中国共同富裕道路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就是，这可能是在特定系统中创建福利社会的一种方式。很少有国家有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体系，中国各方面规模都十分庞大，因此需要的福利规模也非常庞大，而规模大意味着内部的巨大差异。
环球时报：中国共产党已经迈入第二个百年，您对未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有什么期许？
古德曼：很多国家此前对中国的预测都是错的，外国人应该学会期待中国发生超出他们预期的事情。比如上世纪80年代，中国共产党提出在20世纪末实现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中国之外的很多人，包括不少中国问题专家都说，想法不错，但这不可能实现。然而中国不仅实现了这个目标，还提前实现了。世界必须了解中国内部的差异以及不断变化的动态。在战略层面上，理解中国的本质非常重要。
环球时报：莫里森上台后，澳大利亚在短短几年内开始敌视中国，帮助美国遏制中国，而这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利益。您认为背后的原因有哪些？
古德曼：莫里森政府敌视中国的原因之一，是一些政客更喜欢其他国家对本国构成某种“威胁”，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这种“威胁”为自己在国内争取支持。此外，美国和欧洲的国防企业资助了澳大利亚一个主要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它是澳大利亚攻击中国的主力。军火商当然也希望存在一种“中国威胁”，这对他们的生意有好处。
环球时报：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后，有缓和澳中关系的迹象。您如何看待澳中关系重启的前景？
古德曼：阿尔巴内塞政府在缓和澳中关系方面正在谨慎前行，澳中两国目前都没有出现消极迹象。目前澳大利亚国内正在进行关于“澳大利亚是否应该与美国结盟”的大辩论，我认为这种辩论很有必要，（其作用之一在于驳斥）一种无稽之谈，即认为澳大利亚需要核潜艇来保卫自身安全，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阿尔巴内塞政府与莫里森政府不同的另一方面在于，其政策将基于外交，而不是对中国喊话、告诉中国该怎么做，这一点非常重要。
环球时报：在莫里森政府营造多年的负面对华叙事背景下，您认为澳大利亚各界应如何加强对中国的了解、增进双向沟通？
古德曼：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应该鼓励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人进行交流。此外，不仅应该通过专业组织来推进两国人文交流，还应该把孩子们也包括进来。澳大利亚的学生可以到中国进行短期游学，反之亦然。澳大利亚孩子如果要在中国上3个月的学，自然就会先去学习中文，这就有助于促进外国对中国的了解。我希望人们能够把目光放长远，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可以在一起工作的世界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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