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岁的这个夏天，对傈僳族女孩余燕恰来说有些特别。
从昆明医科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到云南省怒江州人民医院工作，消息在互联网上刷屏。怒江大峡谷深处的小县城福贡，同样掀起不小的动静。往来县城与乡镇的司机点点头，“余燕恰？知道知道，我们这里的溜索女孩嘛。”
15年前，福贡县马吉乡布腊村还是偏僻闭塞的秘境，怒江两岸的人家要靠一根溜索横越天堑。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家电视媒体深入当地采访，拍摄到了布腊小学6岁的余燕恰飞索求学的画面。
节目播出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溜索上学的故事刺痛了很多人的心。二十余家媒体联合发起了公益活动，筹集了上百万善款在怒江建了三座爱心桥，其中一座就建在布腊小学旁边，余燕恰和她的同学们终于得以“走路上学”。
贫困曾像一个筛子，让孩子们在受教育阶段半途滑落，当地辍学率一度居高不下。而现在，余燕恰给这个故事画上了一个光明的尾巴：人们欣喜地发现，当年的小女孩不仅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她还选择回到家乡为他人“打灯”。
但少有人知道的是，这个故事里其实不止是一个余燕恰，而是几个女孩走出大山，走进大学，又回到怒江。一个令人动容的彩蛋是，曾经报道此事的女记者多年后在大学课堂上意外重逢了当年布腊小学的女孩，听到了这个故事的B面。
那座爱心桥，让溜索的孩子们被看见。而在聚光灯背后，边远贫困地区女孩走出大山究竟要付出多少努力，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
余燕恰幼时坐溜索过江时被媒体拍到的画面。图片来源：视频截图
被改变的
滇藏交界的横断山脉地带，自北向南的怒江将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劈开，拖曳出一条深邃的怒江大峡谷。
余燕恰的家就在峡谷深处的福贡县布腊村布施底小组。几年前，当地政府在山脚下给村民们盖了新房，余燕恰一家从山上搬了下来。
新家的小洋楼建在怒江边上，淡黄色的墙体上点缀着傈僳族图纹元素。推开门，一小片约摸两米高的玉米映入眼帘，玉米地背后是汹涌的怒江，浪头狠狠撞击礁石后弹起，风裹着江面湿润的水汽穿堂而过，拂过丝丝凉意。
8月底，余燕恰即将入职怒江州人民医院，成为一名检验科医生。学生时代最后的假期，她决定留在家里陪伴家人。
自从回乡工作的新闻被报道以后，联系她的采访就没停过。7月24日这天，余燕恰有了短暂的属于自己的时间。下午两点多，她在厨房里的火塘上做油炸小土豆。一会儿工夫，她端着一盆冒着热气的小土豆和一小碟干辣椒面来到客厅。
22岁的余燕恰个头娇小，额前碎发有自然卷弧度。她说话声音很轻，笑起来一对酒窝若隐若现。
“我们傈僳族一天只吃两顿饭。”她有些不好意思，又补充说，“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
傈僳族是云南的独有民族之一，也是直过民族（特指新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民族），曾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上一辈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余燕恰的母亲不会说汉语，在一旁客气地微笑。
小姐妹霜晚秋的到来令余燕恰非常惊喜，她拉着霜晚秋，两人用傈僳语热切地分享自己的近况。
从小学起她们就是同学，就读于布腊村唯一的小学布腊小学，全校一共52个傈僳族学生，名义上有四个年级，但只招到三个年级的学生，其中有一小半的学生需要溜索上学。
余燕恰（左一）和霜晚秋（右一）。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余燕恰的家与布腊小学隔怒江相望，校园如今已荒芜一片。空地上一张乒乓球桌、一个篮球架和一间破败的砖瓦平房显得有些突兀。因为年久失修，屋内堆满杂物，地面积水倒映着房顶破洞漏下的天光。
比余燕恰低一个年级的余来花记得布腊小学最初的样子。校园另一侧原本还有一栋两层小楼，如今已翻新做他用。每周，学校里三位老师从乡里上背回大米和苞谷，在操场上就地生火做饭，袅袅炊烟混着苞谷稀饭的香气飘到怒江上。
当年，三个女孩的上学路都不容易。霜晚秋住在怒江东，每天早上她要穿过贴身疾驰的车流步行四十分钟上学；而余燕恰和余来花都住在怒江西，必须过江溜索。从余来花的家步行到学校要四五个钟头，后来她索性借住在亲戚家，每周往返家里一趟。
布腊小学的孩子在这里读完低年级后，要辗转到马吉乡的中心完小继续读书，但马吉乡没有初中，他们得去三十公里外的石月亮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布腊小学只剩下少数几个孩子能顺利读到怒江州的高中。
余燕恰、霜晚秋和余来花都考上了重点高中怒江州民族中学。文理分科后，余燕恰去了理科重点班，霜晚秋去了文科重点班。2018年，余燕恰和霜晚秋分别考上了昆明医科大学和云南师范大学，成为当时布腊村仅有的两个大学生。一年后，余来花也考上了云南工商管理学院的护理专业。
今年6月，余燕恰和霜晚秋从大学毕业，不约而同选择回到怒江。余燕恰将去怒江州府所在的六库报到入职，成为一名检验科医生；而霜晚秋考上了怒江州贡山县的事业单位编制，她离家更近了，从贡山县回家只需要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这个夏天，余来花没有回来，她在昆明一家医院做实习护士。
余燕恰的毕业照。受访者供图
“有座桥就好了”
十五年前，连接布腊小学和余燕恰的家之间是两条溜索。
怒江境内群山横亘，千峰对峙，怒江、澜沧江、独龙江“三江”纵横。1954年，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成立时，境内无一座跨江桥梁，无一条公路，在某些地方，溜索是进出大山的唯一方式。
2011年，云南全面实施“溜索改桥”工程的时候，怒江境内还有42对溜索。直到几年前，溜索才最终从怒江退出历史舞台，看似原始的溜索距今并不遥远。
溜索，并非傈僳族天生的技能，更像是命运的随机抽签。通往外界的路建在怒江东侧，因此，对于生在怒江西的人来说，溜索是从幼儿时期就不得不掌握的生存手段，生在怒江东的人则少了这个麻烦。
今年51岁的普友恒至今回忆起溜索都心有余悸。从怒江师范学校毕业后，他曾在辗转过几所山上的村小教书，必须溜索过江。恐高的他不敢独自溜索，得靠学生和家长带着他，直到2005年，他调入布腊小学后住在学校里，才结束了溜索的经历。
余燕恰记得，自己三四岁起就被阿妈带着溜索了。每个周一，阿妈会带着余燕恰去马吉乡赶集。阿妈把她和几只鸡绑在身上，腿紧紧夹住她，双双挂在溜索上。滑轮滚出，伴随微微的震颤，钢索被绷成一条弧线，她们顺着钢索飞快滑行到了对岸。
余燕恰最喜欢和阿妈去赶集。在江对岸，有早早等候的三轮车，一共能挤下近十个人，一车人浩浩荡荡的开向马吉乡集市。车刚一停稳，就有小贩抓着秤砣来称阿妈带的鸡，只消一会儿工夫，几只鸡就能卖出一个合适的价钱。阿妈捏着刚赚来的钱，会带余燕恰去吃一碗米线。
那是余燕恰最快乐的时刻，集市的米线是她童年印象里的美味，她最喜欢喝米线汤，是“家里做不出的味道”，后来她似乎再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米线。
余燕恰名字中的“恰”在傈僳语中是“老三”的意思。她还有两个姐姐，姐姐们很早就开始独自溜索，等余燕恰到了6岁学龄，最先被放进她书包的是滑轮和绳索。
在当地，孩子即将上小学，父母通常会先带着他们溜几次，教会他们操作要领，如何把滑轮卡在钢索上，如何将尼龙绳绕成三股把身体兜住，确保万无一失地滑到对岸。
溜索分为两种，一种是平溜，又叫做单溜，两头稍高，坡度比较平缓；一种是陡溜，用双股溜索，一来一往，高低对倾，速度快容易撞伤，因此溜索人手里要抓一把草，快到对岸时迅速把草裹在钢索上，以增大摩擦起到减速的作用。
“小娃娃只被允许溜那种平的。”余燕恰说。当年她的体重轻惯性不足，往往滑到一半就停挂在中间，只能用手攀着钢索爬到对面。
不是所有家长都放心孩子独自溜索。余来花一直拖到8岁才上小学，每周阿爸都带她溜索接送她上学放学，坚持了一学期后，家人实在分不出精力，余来花辍学了。直到10岁那年，等村里年纪小的孩子到了学龄，她才被允许和他们一起结伴上学。
2007年秋季开学的前几周，阿爸反反复复教了余来花十几次溜索。余来花至今还记得第一次独自溜索时，阿爸眉头紧锁地站在江对岸。她只听得到风灌进耳朵的声音，眼睛不敢乱瞟，牢牢地盯着上方的钢索。
村里孩子结伴溜索形成了一种默契，年纪小的孩子先溜，年纪稍大的孩子镇后，如果赶上体重轻的孩子被停挂在江面，那么就由年纪更大经验更丰富的孩子去协助将对方一点点推向对岸。这是阿爸强调余来花必须结伴溜索上学的原因。
几乎每个溜索孩子都有过一些惊险时刻。有一次，余燕恰还没有用绳索把自己绑好，滑轮就滚出。她整个人几乎是倒挂在溜索上，眼看着就要冲向怒江，一个同学飞奔到江边使劲拽住她的脚，余燕恰逃过一劫。
普友恒并不十分担心孩子们的安全，“他们厉害着哩！”他觉得最难熬的是冬天，当地孩子一年四季都只有凉鞋和雨靴穿，脚被冻出又红又肿的冻疮，若赶上雨天更是雪上加霜，溜索的孩子们浑身上下湿透如同落汤鸡。
每到这时，普友恒都在想，什么时候有一座桥就好了。
从马吉桥上看怒江江景，远处黄色的楼房是当地政府为村民们在山脚下修的新房。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走路上学
2007年8月的一天，两辆昆明牌照的汽车开进布腊小学，校园里架起了摄像机，普友恒才知道，村里来了记者。
起初，这源于江苏电视台的一条电话线索。当年，江苏南京一个叫熊捷的女孩拨通了电视台的热线，讲述了七年前她与云南怒江州马吉乡的一个傈僳族女孩结成笔友的故事。从2000年到2007年，她们一直互通书信，熊捷得知怒江的笔友每天上学都要靠一根绳索越过激流抵达对岸。后来，她们的联系突然中断了，熊捷希望记者能帮忙找到这位笔友。
电视台领导听闻后拍板决定，可以借此机会关注怒江孩子溜索上学现状。于是江苏台的记者联系上云南台的记者，他们一起从昆明驱车出发，颠簸了56个小时，深入到怒江州马吉乡。
云南台的江言（化名）记得，那一路上她们但凡遇到溜索就会停下来拍摄寻找素材，来到布腊小学后，小小的校园和紧邻的溜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几乎每个人下意识的认定，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学校，“就是这里了。”
已经荒废的布腊小学。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和普友恒攀谈的间隙，江言见到了6岁的余燕恰，她穿着玫红色上衣和军绿色长裤，趿拉着凉鞋，背着大大的书包。
新闻主角就这样走进了记者们的视线。溜索的另一头就是余燕恰的家，摄像记者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先行溜索过江，在江对岸完成了余燕恰溜索回家的全程拍摄。
报道甫一播出，引起了轰动，电视台的热线电话响个不停。随后全国二十余家媒体联合发起了“用爱，架起希望之桥”公益活动，短短两个月时间，筹集到建桥善款共计140多万元。一位常州的捐助者在接受采访时动情地说，“我们无法给孩子们一个未来，但是我们可以给孩子们一条安全的上学路。”
第一座爱心桥的选址在布腊小学的溜索旁。几个月后，桥开工了，江言和同事从昆明回到了布腊村，她把摄像机架在怒江边，拍摄“建桥日记”，一待就是两个月。
在险山恶水间造一座桥，难度是修建普通桥的几十倍。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要靠溜索来回于两岸，施工队吃住都在学校里。
据当年媒体报道，2008年1月，怒江下了一场大雪，建桥工程被迫停工。雪停后，工人们加班加点赶修，终于把桥索架到了江对岸。不料，3月修桥进入倒计时后，怒江上空又刮起了五级大风，桥面上还没焊接的九块钢板被风卷起，全部落到了江里。附近村里水性好的五个村民立即跳进冰冷的江中打捞钢板。两个多小时只捞回了五块钢板，其他四块钢板被冲走。
建桥那段时间，余燕恰印象最深的是她早上溜索遇见同样挂在工作绳上的工人，他们在怒江的上空相遇，工人们操着外地口音向余燕恰打招呼，几乎天天如此。
2008年3月8日，最后一块钢板终于焊接完成，吊桥主体工程完工。这是一座长140米，宽1.5米，载重量1吨的吊桥。在竣工仪式的前一天，当地村民连夜采摘了松针，装饰桥头圆拱。
“爱心桥”的名字是布腊小学学生在竣工仪式当天投票选出的。仪式当天，余燕恰被安排第一个走桥，站在桥头她却迟疑了，不敢上前。
“是有一点害怕。”多年后余燕恰回忆，当时爱心桥只是主体竣工，两侧的围挡不如现在结实，吊桥在大风中有些摇晃。在旁人的搀扶下，余燕恰紧张地走到对岸，从那以后，她的书包里再也没有装过滑轮。
聚光灯背后的成长
爱心桥落成的那一年，余来花刚上一年级。在老师的带领下，十几个一年级的小朋友排着队，手牵着手，一点点走完了爱心桥。余来花第一次站在桥中央仔细端详怒江，那是一种奇特的感受。以前每次溜索，她从来不敢往下看，只能听到耳边呼啸的风声和水声，而那一刻，她觉得怒江很美，风也温柔。
爱心桥与布腊小学的缘分没有持续太久。一年多后，普友恒调离了布腊小学；两三年后，布腊小学停办，学校里的孩子去了马吉乡完全小学接着上学，校园渐渐荒芜了。但这座桥成为怒江西岸碧罗雪山的村民生活最重要的通道，此后，另外两座捐赠的爱心桥也陆续在怒江上落成。
媒体光环散去，布腊小学的孩子按照既定的轨迹长大。从马吉乡完全小学到石月亮中学再到怒江州民族中学，他们像当年一年级的孩子走桥一样，一点点努力地向外腾挪，每一步走得并不容易。
余燕恰站在爱心桥上。受访者供图
报道结束后，江言经常会想起余燕恰。有一年她去西藏拍片，路过怒江，顺道去了一趟余燕恰的家，那个位置她再熟悉不过。但余燕恰不在，她考上了怒江州的重点高中，在六库读书。
高中时期的余燕恰，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始终困扰着她。小时候，她是村里的聪明孩子，而在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级，她的优势似乎不那么突出了。
余燕恰后来意识到，自己没有系统的学习方法，她一直是在靠刻苦去抹平这种差距。为了给家里省钱和节约时间读书，她吃饭很不规律，整个人瘦了一大圈，还生了一场病，身体一直不太好。
余来花也因为省钱吃饭落下了胃炎的毛病。高三一次数学考试，她没有吃早饭，胃痛得直冒冷汗，那次数学她只考了六十多分，老师把她叫去谈话，“虽然老师也没批评我，还是难过了很久。”她觉得最难的是英语，城里的同学很早就开始上兴趣班，而她读到初一才开始接触“哑巴英语”。
观念的桎梏也无处不在。怒江州作为全国贫困面积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致贫因素最复杂的地区之一，早些年辍学问题比较突出。据怒江州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怒江州初中毛入学率为87.49%；而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为27.02%，其中普通高中毛入学率18.98%。
初中是第一道分水岭。当地很多家长认为，孩子读完初中就可以外出打工补贴家用，受早婚习俗影响，女孩往往更容易辍学结婚。一篇名为《社会支持与自我实现：民族贫困地区辍学青少年复学机制探析》论文中曾明确指出，怒江州的辍学情况较为集中地发生在初中，小学阶段情况较少。另一方面，辍学学生呈现出显著的性别特质，即女生多于男生。
家人没有明确阻止过霜晚秋继续读书，但每当发生口角冲突后，敏感的女孩总能捕捉到家人的情绪，她只能自己默默消化。
2019年，江言作为媒体业界老师受邀到云南师范大学广电系讲课，她讲述了十几年前在布腊小学的这段采访经历。一个女孩站起来告诉江言，她叫霜晚秋，是当年布腊小学的学生，被报道的余燕恰是她的好朋友。
江言惊讶不已，她从没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与布腊小学的孩子重逢，她回去翻看当年的节目，辨认出镜头里霜晚秋童年的模样。
那天的课堂变成了一次采访课，同学们把各自好奇的问题向霜晚秋抛来。她分享了一个傈僳族女孩从布腊小学长大的故事，以及在溜索之外，一些从未向人吐露过的心事。江言回忆，她的语气比较平静，“好像与过去和解了。”
霜晚秋忘不了那一天，她和爸妈姐姐正在盖房子，阿爸站在梯子上码砖，阿妈在一边和水泥，她去另一个房间的电脑上查到了云南师大的录取结果，随后兴奋地冲出来报喜。不善言辞的父母一直在笑，霜晚秋从来没见过他们那么开心。
在回忆这个画面的细节时，她的眼里涨满了泪水。
霜晚秋和阿爸在怒江边捕鱼。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跨过那条江
布腊小学的孩子终于走出了大山。
“昆明是开阔的。”余来花这样形容，在怒江，视野是窄的，一眼望去都是山，而昆明不一样，“昆明一眼看不到头”。
很长时间里，霜晚秋觉得怒江的路太远了，她曾在六库读书，每周去学校得吃两片晕车药睡过去，才能熬过漫长的路途。
因为地理上的偏远闭塞，女孩们的父母一辈，从未走出怒江，甚至没离开过福贡。霜晚秋记得，她第一次去昆明上大学，最远只去过六库的阿爸开车带她去报到，他们为此专门请了一位“见过世面”的叔叔一起，足足开了12个小时才到达学校。大学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她开学后整整一个月都忘记了和家人联系。
江言也一直关注着女孩们的成长。了解到余燕恰的大学学费有政府资助后，她托朋友为余燕恰介绍了一份校园勤工俭学的工作补贴生活费；大三下学期，霜晚秋通过江言找到了一个摄像助理的岗位实习。
那是一部云南的人文纪录片。三个多月时间，霜晚秋跟着摄制组走访了元江、弥渡、大姚三台、香格里拉等地方。今年4月，纪录片在央视播出，霜晚秋的朋友圈珍藏了一张片尾工作人员名单的视频截图，“摄影”一栏里有她的署名。
7月27日，霜晚秋正在看爱心桥桥头的“手印墙”。当年参与募捐修桥的媒体人和捐助者在这面留下了签名和手印。新京报记者李照摄
霜晚秋还想去更多地方，她在大学的课堂上接触了人类学和社会学，曾打算考这两个专业的研究生，而眼下，她考虑的是尽快工作，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如果以后有机会，希望能去一线城市更好的学校深造。”
从怒江走出，又决定回怒江成为了女孩们共同的选择。余来花的想法很简单，“如果连我们都不回去，那谁会去建设怒江呢？”
尽管还没有毕业，余来花已经想好了未来的路，接下来正准备护理资格考试，明年攻读专升本，毕业后回怒江的医院成为一名护士。
读初中的时候，怒江州人民医院和马吉乡结对帮扶，一位护士成为余来花的资助人，余来花管她叫阿姨。在六库读高中时，每到周末，阿姨就把余来花接到家里改善伙食，有时也把她带去自己工作的医院，余来花耳濡目染医护人员的工作状态，早早决定了未来的方向。
在媒体采访中，余燕恰也常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家乡工作？
或许这个问题还有一个答案从未对人说起，余燕恰望着门外水声湍急的怒江有些出神。一年四季里，她最喜欢冬春之交的怒江，因为“那个季节的怒江是不怒的”，它有一种深邃如玉的静美。而在一天之中，又数清晨最佳，墨绿色的山尖尖沤在云里，曾在昆明的午夜入她梦来。
提到怒江的一切和儿时的生活时，余燕恰的表达欲是旺盛的。小时候的家在山上，她熟悉山上的几乎所有植物，能准确叫出它们的傈僳语名字；闲暇之余，余燕恰和姐姐一起放羊，她们爬上一棵最高的树，坐在树端可以拥有绝佳的视野。当羊群拱进别人家的菜地，余燕恰会哧溜一下从树上滑下来去制止。
在傈僳族的神话传说中，族人是“虎和猿的后代”，擅长山林攀援，为了跨过怒江天堑，他们从天上的彩虹得到灵感和启发，发明了溜索。
如今，余燕恰再也不溜索了，彩虹变成了真正的桥，怒江终结了溜索的历史。她依然被那份勇气所庇佑，千难万险她们都曾跨过，“未来也会一样”。
新京报记者李照编辑陈晓舒校对李立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