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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 天降“昆明湖”!“排走”变“留住”,北京咋做的?

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汪丹

7月以来,京城急雨频至,人们常常听着雨声入睡,又听着雨声醒来。眼下已进入“七下八上”的主汛期,“三季少雨,一夏水”的降雨特点,使得北京汛期降水量的多寡决定了全年降水量的丰枯。

曾几何时,北京人对于雨水的传统观念是希望“快来快走”,但随着城市发展与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加剧,人们对雨水的态度逐渐从“排出去”转变为“想留住”,从对立转变为和解,进而加以利用,化雨成“金”。

雨水,曾被视同于污水

北京在华北平原上属于“缺水区”,气候比较干旱,一年中的降雨往往集中在夏季汛期。过去,住在北京城里的人,一直在受雨水的气,北京人对雨水的情感,可以说是又爱又恨——一场雨下来,城里常常就遭了殃,积水成患,污水泛滥,原有下水道非塌即堵,形同虚设。那时候,海淀镇有一个“蝎子湖”,平时存臭水,热天生蚊蝇,下雨后水涨起来便堵住居民的家门口,出门得蹚水;宣武门外一带,大雨后路上积水成患,十几天不退……因此,在老百姓心中,雨水和污水无异。

北京日报1954年8月17日2版刊登的《和污水雨水的斗争》一文中提到,清朝光绪十六年,大臣周天霖给光绪皇帝上过一个奏折,详细地陈述了北京的水患:“……自上月二十八日大雨淋漓,前三门外水无归宿,家家存水,墙倒屋坍……每当暑雨蒸潮,黄潦(脏水)满街,浊污流溢,民间疠疫(传染病)大作。”

1954年8月17日,《北京日报》2版

1954年8月17日,《北京日报》2版

过去,雨水和污水为害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前人留给北京的280多公里长的下水道,只有20公里勉强能排水,其余不是塌就是堵。遇见大雨,天桥四周一片汪洋,住在这里的居民出门得坐在门板上划着走,更别提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雨水一冲,粪场里的排泄物就向房子里倒灌,大尾巴蛆在炕上、墙上爬来爬去。

因此,在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年,北京便将消灭明沟和死水坑作为重点卫生工程,同时向排除污水与雨水宣战。

1953年4月24日,时任北京市人民政府卫生工程局副局长陈明绍在北京日报2版发表署名文章《为排除北京市的雨水和污水而斗争》,倡议全市人民为排除雨水和污水行动起来。当年,本市启动下水道和河湖的修建工程,其中占比最大的工程就是新建下水道108.76公里,相当于当时内城5个城圈的长度。

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

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

四海下水道是这一年下水道工程中最大的一项。东直门和朝阳门之间,沿着城墙根的绿草地上搭起了工棚,墙上打开一个十六公尺宽的缺口,给四海(积水潭、什刹前海、什刹后海、西小海)下水道干线开放了大门。过去,四海一带的雨水没地方去,就顺着地势连泥带水流进了四海,常年淤积的污泥使四海越来越浅。四海疏浚后,这一带的雨水暂时被引到御河,可是御河容量太小,每遇大雨,什刹海、积水潭周围便成了水乡;附近居民的院里,水淹没了膝盖;经过北京饭店门前的汽车常常被水弄得灭火抛锚。直到四海下水道建好后,雨水才得以沿着这条下水道经过宽街、张自忠路、东四十条胡同,穿过城墙流入东护城河。(1953年4月24日《北京日报》2版,《四海下水道工程》)

1956年6月,月坛南街和月坛北街的雨水下水道正在施工,以改善周边地区雨季积水的问题。王一波摄

1956年6月,月坛南街和月坛北街的雨水下水道正在施工,以改善周边地区雨季积水的问题。王一波摄

1964年,积水导致蚊蝇滋生,崇文区卫生防疫站工作人员在广渠门外将军坟积水坑消毒作业。李晞摄

1964年,积水导致蚊蝇滋生,崇文区卫生防疫站工作人员在广渠门外将军坟积水坑消毒作业。李晞摄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五年,北京除了疏通原有280多公里的下水道之外,还新建了200多公里的下水道。耗时费力的下水道工程,在当时被视为解决雨水、污水排泄的最佳途径。

从“排出去”,到“想留住”

北京城的排水工程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截止到1981年,北京市区下水道总长度为1400多公里,增长了5倍多,明显改善了市区排水状况。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开始意识到另一个问题:北京缺水。

“三季少雨,一夏水”是北京降水的特点。上世纪60年代,春季雨水平均在60毫米左右,约为全年总降水量的10%;一入夏季,雨水突然增多,平均达450毫米,约占总降水量的74%。降水过分集中的弊端就是,春季各种春播作物可以开始播种的时候,常常因为雨水少而延迟播种期,或是需要抗旱播种。这对于农业生产很不利。(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天上来的水》)

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

1961年5月19日,《北京日报》3版

1962年汛期后,东郊一雨水处理池蓄水用于农田灌溉。刘瑞聪摄

1962年汛期后,东郊一雨水处理池蓄水用于农田灌溉。刘瑞聪摄

上世纪70年代,北京连遇旱年,缺水这个现实阻碍了民生和城市的发展。捉襟见肘的雨水一股脑儿倾倒在汛期那几个月,结果是城里淹了,乡下涝了,山里冲了,河滩漫了,还得为此劳民耗资开挖排水河道。

当时,郊区农业复种面积逐年增加、农作物需水量增多,再加上春旱严重、水库蓄水量减少,水源不足与农业增产的矛盾尤为突出。

通县在历年小麦生产中,都遇到一个难题:春天,小麦需要及时春灌,而这时候几乎年年干旱,再加上全县复种面积增加,水源更显不足;秋天,用水量小,雨水却比较勤,容易受涝。

1972年,为解决春旱秋涝这个气候特点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困境,通县决定利用汛期拦蓄雨水,灌溉水利。在全县水利工作汇报会上,通县县委总结推广了台湖公社利用坑塘蓄积雨水,并趁汛期水源充足时闸沟截流蓄水等“春旱冬抗”的经验。当年汛期,通县十座拦河闸,除北关闸和师姑庄闸外,均关闸蓄水,以便冬春灌白地、浇小麦。“春旱冬抗”成为当时郊区农业对抗春旱的一项有效措施,并推广开来。(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拦蓄利用地上水为夺取明年丰收做准备》)

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

1972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1版

郊区从雨水的利用中尝到了甜头。而那时候,北京每年汛期出境水量大约10亿立方米,着实大有可为——利用了雨水,不仅有助于缓解农业生产用水的紧张,也增加了城市的供水保证。郊区利用雨水灌溉农田,城区利用雨水补充生活用水,甚至涵养地下水,合理利用水资源的局面也就打开了。

上世纪70年代,通县永乐店公社社员在雨后疏通排水沟,排出田间积水。胡敦志摄

上世纪70年代,通县永乐店公社社员在雨后疏通排水沟,排出田间积水。胡敦志摄

从此,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对雨水的态度便从“怎么排出去”转变为“怎么留得住”,汛期雨水收集和利用成为破解用水难的出路之一。

关闸蓄水,尝试雨洪初利用

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怎么才能留得住雨水?如何在汛期尽可能多地收集利用雨水?这是水利部门日夜算计的难题。

上世纪80年代,110公里长的京密引水渠和几条护城河以及通惠河,既有供水任务,又有排洪功能,汛期还担负着从密云水库给京城供水的重任。北京市水利局管理河道多年的邹玉芬突发奇想:能不能把河、渠上的节制闸闸上,利用雨水给城市供水?

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如果暴雨引发山洪,高水位运行的京密引水渠或其他河道憋崩了怎么办?

然而,将汛期的降水留住、开发利用雨洪资源是北京市研究多年的课题,邹玉芬和同事们决定搏一把。他们精心设计了一个方案递交上去,不曾想,方案很快就批复了。全市上下开发利用雨洪资源的决心可见一斑。

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

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

最后成效如何呢?一组数据喜人:1988年汛期,密云和官厅两大水库关闸48天,拦蓄河道中积流向北京城供水,当年水库少放水0.93亿立方米。此后7年中,根据汛期的不同情况,北京共节约库水4亿立方米,相当于一米见方的“水龙”绕地球10圈。

与此同时,藏水于京城地下也是一个大胆的实践。1994年汛期,本市利用暴雨和洪水,在河道中适时放闸拦蓄,回灌地下水5亿立方米,使本市地下水位比前一年同期普遍回升0.98米。(1995年3月6日《北京日报》6版,《京城女水官》)

城里的雨水,也派上了大用场

关闸蓄水成效固然显著,但雨可不只是下在郊区、水库,城里在雨水收集上也亟待大做文章。

此前,城市里的水文章主要做在节水上面,1990年北京还因此被评为全国节水先进城市。但光节流是不够的,还得开源。本市确立了“三盆水”管水新思路,即把天上水、地上水、地下水这“三盆水”联合调度,减缓地下水位下降速度。

1980年至1990年,全市地下水位年平均下降38厘米。经过优化调度,1991年至1998年,这一数字减少到18厘米,相当于每年少开采地下水2亿立方米左右。1998年前8个月,本市对雨水的控制利用率达80.1%。(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天上降雨地面拦地下用水精打算》)

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

1998年9月10日,《北京日报》1版

上世纪90年代末期,北京在经济发展、城市规模扩张和人口增长的形势下,供水紧张局面再度显现。当时,城区建成区的面积不断扩大,不透水地面随之增加,而此前建设的雨水管道控制面积有限,因此降雨后雨水横流,不能顺利入渗地下。在丰水年份,北京约有7亿立方米雨洪出境,白白浪费。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把“雨水收集利用”列作应对21世纪初期供水紧张局面的26条措施之一。

2000年,城区汛期降雨利用有了突破性进展。由中德合作投资6355万元的“城区雨洪控制与利用”项目正式启动,被寄予厚望。根据北京城的特点,中德专家打造了4个示范区,控制面积达36公顷。在示范区建成雨水收集与传输、雨洪处理与利用、雨洪回补地下水及雨洪控制系统,同时将雨洪滞蓄系统和景观工程结合,将其用作卫生间冲洗、路面喷洒、绿地灌溉、洗车等市政杂用。按照设想,该工程推广实施后,城区将有30%的雨洪得以有效利用。(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留住雨水润京城》)

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

2000年1月3日,《北京日报》5版

2003年汛期的一场急雨使北京不少街道积了水、小区“城门失守”,而西城区双紫园小区内却是另一番光景。北京日报记者探访发现,双紫园小区内没有积水漫流,也没有车子一过污水四溅的情形出现。雨过天晴之后,小区的雨水池里还增加了近百立方米用于喷灌、洗车的回收水。

双紫园小区正是城区雨洪项目的获益者。小区引进了德国先进的雨洪利用技术与设备,经过处理后的雨水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可用于洗车和灌溉等。2003年前7个月,小区共回收500余立方米雨水,加上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小区浇灌、洗车,甚至音乐喷泉已经完全不用自来水了。

这一场雨,包括双紫园小区在内的6个雨水利用示范小区通过了检验。雨水利用所带来的生态效益可观:小区雨水不外排,减轻了城市排水和防洪压力,通过雨水回灌还可以防止地下水过度开采,形成良性循环。(2003年8月16日《北京日报》7版,《天上雨再大地面不积水》)

防汛变迎汛,蓄出“昆明湖”

2005年临近汛期时,时任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调研、督察本市防汛工作时强调,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汛期中一定要把水文章做足,既要防汛又要迎汛,为北京积聚好水。(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既要防汛又要迎汛把水文章做足》)

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

2005年5月22日,《北京日报》1版

这一年,北京首次变防汛为迎汛。实现这个转变,有赖于集雨工程的推广。据统计,截至2005年6月,北京市节水管理中心在城区建成22个集雨工程,年利用雨水资源达到35万立方米。(2005年6月6日《北京日报》9版,《北京,把雨水留住》)

防汛变迎汛的第二年雨季,北京集雨工程更上一层楼:宣武区万寿公园在地下挖的5个雨水收集回灌井、海淀区26个单位和居民楼收集楼顶雨水的“集雨樽”等分布在社区、机关、学校、公园里的100处集雨工程,共留住雨水200万立方米,相当于一个昆明湖的蓄水量。

雨水利用由此进入了北京市下一年的“折子工程”,城市雨水利用工程全面推广。到2009年主汛期尾声,从天而降的“昆明湖”增至21个。(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21个“昆明湖”从天而降驻留京城》)

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

2009年8月13日,《北京日报》5版

政府推广集雨工程的同时,各行各业也在行动。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议制定集雨奖罚政策、多建集雨示范工程、建设地下蓄水系统、推广雨水渗透设施;密云水库间伐上游“小老树”,送雨入密云水库;京城公园各出妙招,如植物园打造人工湖“喂”百万平方米绿地、陶然亭公园实现全园中水绿化灌溉……细算下来,一年节水能有几百万吨。

2016年,北京入选国家第二批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多年来悉心打造的雨水吸纳、蓄渗和利用工程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如今,日趋成熟的雨水收集利用理念和设施,正在北京水资源优化配置中发挥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资料来源

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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