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金奈一家商场，顾客在中国手机品牌小米门店购买手机。图/新华社
日前，中国手机品牌荣耀称“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撤出印度团队”。近期，小米、vivo、OPPO等品牌陆续遭印度政府指控“逃税”“非法汇款”“涉嫌洗钱”，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遭遇“至暗时刻”。
曾经欢迎中国投资的印度政府为何在短短几年内迅速“变脸”？在印中国手机厂商未来如何发展？这些成为业界普遍关注的问题。
在印中企屡遭诘难
今年以来，中国手机厂商在印度遭遇审查暗流，颠簸不断，“逃税”成为印度政府安在多家中企头上的“紧箍咒”。
首先遭发难的是小米。2022年1月，印度财政部发表声明称，向小米科技印度有限公司（简称“小米印度”）追缴65.3亿卢比税款，理由是小米印度在进口价值申报中没有将其向美国高通和小米北京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计算入内，刻意压低进口商品的交易价值；4月30日，印度财政部再发公告，指控小米印度“非法向境外机构汇款”，一度扣押小米印度555.1亿卢比（约合4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
华为、vivo和OPPO紧随其后遭到印度政府的突击审查：2月，印度税务部门对华为印度进行搜查，指控其将73亿卢比的资金汇回母公司以“减少在印度的应税收入”，并冻结了华为印度的银行账户；7月，印度执法部门称“vivo印度为逃避纳税，将6247.6亿卢比汇往中国等地”，冻结了vivo印度119个银行账户近4亿人民币资产；同样是7月，印度财政部再发声明，称发现OPPO印度“涉嫌逃避关税439亿卢比（约合人民币37亿元）”，要求其追缴税款。
在“偷税漏税”的罪名之外，印度政府也将中国手机厂商排除在其产业激励政策之外。
2020年，印度国家电信和信息技术部发布“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宣布政府将在5年内提供超4000亿卢比的财政补贴用以激励电子制造业发展。在印度政府列出的“符合申请条件的企业名单”中，既有Lava、Dixon、Micromax等印度本土公司，也有三星、苹果等外国手机厂商，唯独不见小米、OPPO、vivo、一加、红米等中国企业的身影。
▲资料图。图/IC photo
印度对外资心态复杂
印度对待外资的心态颇为复杂和纠结。
一方面，印度需要引进外资来解决“资本荒”难题。作为一个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印度经济增长亟需资本注入，尤其是莫迪总理上台后推出“印度制造”计划，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格外需要资金支持。
正因此，莫迪上台后推动征地、劳工等制度变革，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着力将印度打造为“最富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在国际舞台上广泛开展游说工作，鼓励他国企业赴印投资。
另一方面，以内需为主的单一增长结构决定了印度对外资心态矛盾，并不乐见外国资本“瓜分”印度市场。由于自身缺乏工业生产能力，无力出口，印度形成了以国内市场为驱动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印度国民经济“三驾马车”中，投资率长期偏低，净出口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一直为负值，经济长期依靠国内消费“单腿支撑”。直至今日，消费占印度GDP的比重仍高达70%。
鉴于此，印度对本土市场十分珍视，对外资的政策则长期在开放与保守之间来回横跳。
以利润汇出和技术转移为例，在钱和技术这两大关键问题上，印度政府向来不吝于对外企施以高压。
1973年，印度英·甘地政府就曾颁布《外汇管理法》，规定外国投资者要在印度开办企业，必须与印度人合营，且持股比重不得超过40%；必须向印方转让技术，并允许印方将技术做横向转让，所有合作项目都需为印方培养技术人员。可口可乐就曾因拒绝削减股权比重而被迫撤出印度市场，IBM则因未能培养印方技术人员而被勒令关闭。
进入21世纪，多家外企也曾在征战印度市场时屡屡“吃瘪”：2014年，通用电气在收购阿尔斯通（印度）时因向印度政府“提交收购信息不及时”被罚5000万卢比，谷歌曾被印度政府裁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违反《竞争法》”而被罚13.6亿卢比。2007年，英国移动通信巨头沃达丰向和记黄埔收购开曼群岛CGP公司，印度税务部门更是以“CGP实际在印度经营”这一明显违反国际商务规则的理由，强制向沃达丰开出26亿美元税款罚单，并在收购交易10年之后，仍向和记黄埔发出3223亿印度卢比的“罚款令”。
此外，三星、诺基亚、皇家荷兰壳牌、LG电子等企业都曾深陷与印度政府的税务纠纷中。
▲印度南部城市海德拉巴附近拍摄的一处光伏电站。中国企业为该电站提供了部分太阳能面板组件和全套的自动日照追踪支架系统。图/新华社
中企在印度发展“道阻且长”
除了要应对印度政府对外资的“薅羊毛”心态，中国企业在印度还面临额外的难关。近年来，印度官方和社会对中企态度都难言友好。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发生后，印度打出了“对华经济脱钩”口号。过去两年里，印度先后封禁了200多款中国手机移动应用软件，屡次抬高对中国产品进口关税，将华为等中企排除出5G建设，针对中国投资修改FDI规则，规定“与印度接壤的所有陆上邻国对印度投资必须事先经过政府审批”。
社会层面，在当地一些政客、媒体的煽动下，印度经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民间多次掀起“抵制中国货”浪潮，即便在OPPO出巨资赞助印度板球国家队一事上，印度社会也会生发出“中国人正在控制印度”的声音。
在这一情形下，即便小米、vivo等中国厂商响应印度号召，落地印度设立工厂，大力推进供应链本土化，仍难以改变印度政府对中国投资严重的防范和猜忌心理。
如果说2014年莫迪初上台之时需要引进中资为“印度制造”赋能，到如今印度本土手机制造产业链日渐完备、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时，打压占市场主导地位的中企，为本国电子制造商“清障”，似乎成了印度政府的选择。
但是，将占据市场半壁江山的中企驱逐，未必就会扶持起印度本土制造，反倒会逼迫印度本国消费者为低性价比产品买单，长此以往对提升印度工业制造能力有害无益，印度政府的如意算盘恐怕只会落得“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中国智能手机市场趋向饱和的当下，印度市场仍保有增长潜力，众多手机厂商由此将印度看作新的“掘金地”。这也是尽管荣耀撤出了印度团队，却仍保持与当地伙伴的销售网络等商业合作、并未完全撤出印度市场背后的原因。
中国企业在印度市场深耕数年，如今，印度政府对中企持续的歧视性措施，使得中企在印度面临系统性、普遍性的经营困境。一直在印度坚持轻资产运营模式的荣耀可转身撤离，但在印度投入重金、经营多年的小米、vivo们想必难言退出。
未来，中企在征战海外市场之时，需更加客观理性地评估投资风险，切实有效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特约撰稿人/宁胜男（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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