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对少儿读物的空前关注催热了市场
纷繁复杂的大环境导致泥沙俱下的乱象
“米小圈”拍剧了。这个脸蛋圆圆，头顶支棱起一撮闪电形头发，贪吃又贪玩的小孩，在卖出17亿码洋，拥有《米小圈》杂志，又登上戏剧舞台后，今年5月9日，少儿情景喜剧《米小圈上学记》正式杀青。
《米小圈上学记》是儿童文学作家北猫专为小学生创作的故事，在故事里，米小圈把上学时的趣事、烦恼一一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孩子在学校成长的点滴经历。因为叙事诙谐幽默，贴近真实生活，成为少儿群体中的现象级畅销书和爆款IP。但就在一年多前，《米小圈上学记》还曾在一些地方遭到下架处理，理由是书中含有“给同学起外号”“希望同学当不上班长”等内容，有些家长觉得对孩子影响不好。
不乖、任性、调皮捣蛋……“米小圈”是典型的“顽童”形象。在已有300多年历史的世界儿童文学长河中，“顽童”是最典型的形象之一，其中的代表彼得·潘，影响力已逾百年，“长袜子皮皮”也快要80岁了。中国儿童文学第一代“顽童”皮皮鲁，诞生于1981年，自那时起，中国的成年读者，对于“顽童”的争议，几乎从未间断过。
如果说，1922年叶圣陶书写的《稻草人》是中国童话的开山之作，那么从悲怆无力的“稻草人”“小兵张嘎”式的小英雄再到顽皮开心的“米小圈”，中国儿童文学已经走过了整整一百年岁月。这百年间，儿童文学的面貌与历史进程息息相关，它是中国社会发展投射于精神上的侧影，也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因素与标志，这更是中国儿童文学不断寻找、不断建构自我独特艺术身份与面貌的一百年。
与悲剧同眠的稻草人
百年前的那个春末夏初，正在商务印刷馆旗下尚公学校当教员的叶圣陶给《儿童世界》主编郑振铎写了封信，信中言谈流露出些许担忧：“今又呈一童话，不识嫌其太不近于‘童’否？”
随信附上的童话名为《稻草人》。故事通过一个田野间稻草人的眼睛，观照世间的悲苦，稻草人虽富有同情心，却只能站在原地，最终，在内疚感与无力感间纠结的稻草人“倒在田地中间”，与悲剧同眠。
叶圣陶。图/FOTOE
即便是在原创童话还处于空白的1922年，《稻草人》的问世也引起了文学界的争论：这样一部带着深挚的成人凄切和失望呼声的作品，是不是适合儿童？那时，中国虽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童话，却已翻译出版了不少世界童话名作。
早在1910年，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就曾有过包天笑译本，十年之后，教育家夏丏尊又将其重译。夏丏尊曾借此书反思对儿童的教育过程，孩子们是在生活中学习成长的，而非课本。
1919年《新青年》杂志6卷1号上，刊登了由周作人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1925年，人们同样熟悉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天鹅》（今译《野天鹅》），曾由冰心翻译，刊登在当时最重要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上。1926年，《小说月报》还曾将第16卷8号、9号定为“安徒生号”，刊登了《老人做的总不错》《豌豆上的公主》《牧羊女郎和打扫烟囱者》《锁眼阿来》《烛》等。这些我们如今耳熟能详的童话，就这样纷纷在一百年前就有了中文版本。从那时起，相对于成年人的读物，中国对于童话和童书的引进就一直更加紧随世界，有着更加宽广的眼界和胸怀。
1980年，叶圣陶回忆自己的童话创作时说：“五四前后，格林、安徒生、王尔德的童话陆续介绍过来了。我是个小学教员，对这种适宜给儿童阅读的文学形式当然会注意，于是有了自己来试一试的想头。”
在中国还尚无原创儿童文学时，周作人已经提出“儿童为本位”的见解，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此思想的学者。1920年，他在《儿童的文学》一文中说：“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灌下去，便将他看做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与教育作用相比，他认为儿童文学的游戏精神和想象力更为重要。
周作人的思想受到当时世界童话创作的影响，在“五四”前后，儿童文学的概念还比较单一，童话即儿童文学。童话这一文学形态诞生于17世纪，由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产生，西方童话在经历了《鹅妈妈的故事》《格林童话》等脱胎于民间文学的孕育时期，以安徒生、王尔德为代表的文人独立创作发展期之后，经过200年成长，已经进入繁荣期，种类多样，开始出现以瑰异想象力为特点的幽默游戏之作。例如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于1865年创作出版的《爱丽丝漫游奇境》，它打破了在此之前以启蒙主义为宗旨的儿童文学传统，1921年由语言学家赵元任译成中文并出版，被周作人称为“绝世妙文”。
“但任何文学创作，不可能脱离时代背景和那个写作当下的社会环境，儿童文学也是如此。”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副社长、出版人孙建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内则诸侯割据，外则列强环伺，农村经济凋敝，《稻草人》书写的正是中国农村风雨飘摇的人间百态。
1940年代，上海街头的一处书摊。图/FOTOE
1922年6月，《稻草人》在《儿童世界》周刊五卷第一期一经发表，就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为“中国的快乐王子”（《快乐王子》为王尔德知名童话作品）。鲁迅评价：“《稻草人》是给中国的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的。”郑振铎也发表文章说：“我想，把成人的悲哀，显示给儿童，可以说是应该的。他们需要了解人间，正如需要知道地理和博物知识一样，我们不必，也不能有意地去防阻他们。”
在《稻草人》之前，叶圣陶已经在《儿童世界》发表过一些童话试水之作，由于影响力远不及《稻草人》，且第二年商务印书馆将叶圣陶全部童话作品汇成童话集出版时取名《稻草人》，因此，《稻草人》被公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开山之作。这部充满诗意童话意境又融入了现实主义内核的作品，对之后几十年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成为很长一段时间儿童文学的主导风格。
站在百年后回看，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原副社长、出版人孙建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自觉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萌发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本身就担负着唤醒国民的教育性，而中国的文化传统历来注重“诗教”“文以载道”，再加上中国近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中国儿童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相对沉重的现实主义主题，教育型作品贯穿了整个百年中国儿童文学。
在叶圣陶之后，不少作家加入了儿童文学创作，例如沈从文和陈伯吹相继模仿《爱丽丝梦游奇境》写下了《阿丽思中国游记》和《阿丽思小姐》，郑振铎和茅盾也都写过童话故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给儿童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再次形成五四运动之后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引入高潮，一批专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者步入文坛，其中成就最大者要数张天翼。
1933年，张天翼出版中国第一部长篇童话《大林和小林》。故事中的大林一心想当富翁，最终成为寄生虫，好吃懒做地死在了金子堆中。勤奋的小林在工厂做工，和小伙伴一起打死了资本家，过上幸福生活。
张天翼作品《大林和小林》
这部童话和1936年出版的《秃秃大王》显然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当明显的教化意味，可以说是以孩子的口吻叙述社会的黑暗与不公平，却并不因此有损于艺术价值。张天翼作品的笔调相当诙谐幽默、辛辣讽刺，《大林和小林》中的“唧唧王国”极具夸张，千奇百怪的童话形象带给世间一个光怪陆离的奇幻世界，区别于叶圣陶童话中诗意的“静美”。
张天翼作品《秃秃大王》
后来的“童话大王”郑渊洁曾在文章里提到张天翼之于他的影响：“我在小学二年级时看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和《宝葫芦的秘密》，如醉如痴。《大林和小林》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三本书之一。如果我儿时没有看到《大林和小林》，我今天不可能靠写童话谋生。”
张天翼作品《宝葫芦的秘密》
进入30年代，叶圣陶出版了第二本童话集《古代英雄的石像》，如果说在第一本童话集《稻草人》里，还有类似《小白船》那样唯美温情的作品，那么到了第二本，叶圣陶的所有童话则完全转向教化功能。
此时，儿童文学作家们似乎与周作人提到的“儿童为本位”越走越远，但正如孙建江所说，“乃是社会现实所致”，人们并非忘记了中国童话甫一出现时那场要教化还是要游戏的争论。事实上，这个议题始终伴随着后来的每一代作家和评论家，他们在不同的时代里，始终思考、讨论并摸索着。只是在30年代的中国，正面临民族存亡，“儿童本位”更像一个美好的理想，埋藏进了文学土壤的深处，静待春天。
小英雄与好孩子
1955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社论：“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种类、数量、质量都远远不能满足少年儿童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向作家们、编辑们、出版发行工作者们提出要求：要更多地注意少年儿童读物的创作、出版和发行工作吧！”步入上世纪50年代，政府提倡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在继承民国时期创作积淀的同时，儿童文学被赋予了新的要求。
“后面‘站住，站住！’两声喊，‘啪’的就是一枪，子弹在脚下哧的穿了一道沟，小嘎子一个箭步，蹿进了街筒子。又跑几步，几条影子一晃，胡同里又闪出三个鬼子。小嘎子一急，拨头撞进了一家大门……”这是1958年，徐光耀创作的《小兵张嘎》。
徐光耀作品《小兵张嘎》
那个时代的人们，内心深处渴望重建受创伤的记忆，也充满昂扬的胜利激情，时代的气氛落在儿童文学中，结晶成“阳光、春天、燕子、海浪、树苗”等洋溢着蓬勃活力的词汇。《小兵张嘎》《小游击队员》《小英雄雨来》……一批批儿童形象以“小英雄”“小智者”的身份出场。这些“小英雄”不但参与成人世界里的斗争，且拥有超越成年人的能力，他们身上承载着民族家国的想象。
王愿坚作品《小游击队员》
随着这些新的题材和内容出现，儿童文学的类型已经不拘泥于童话，小说、剧本、儿童诗一起丰富了这个文学类型。此时的叶圣陶，专注于教育，不再进行文学创作。曾借童话写出社会黑暗的张天翼，作品中已经充满明亮的色彩，1952年和1958年，他又接连创作出了新的代表作《罗文应的故事》及《宝葫芦的秘密》。两部作品都有严肃的命题，带着明确的“立人”目的，但是，在主人公身上，出现了“顽童”的影子，这是中国“顽童”的雏形。
管桦作品《小英雄雨来》
“顽童”是儿童文学中最为典型的形象，是对听话“乖孩子”形象的反抗，他们身上最突出的特质为快乐、力量和自由精神，那是在走向“社会人”之前，“自然人”所具有的生命基因、力度与天性。整个世界儿童文学史中，第一个“顽童”诞生于1876年马克·吐温笔下——《汤姆·索亚历险记》。之后，最广为人知的“顽童”是英国作家詹姆斯·巴里于1904年创作的《彼得·潘》，这个拒绝长大的小男孩，和他的朋友们住在顺着右手边第二颗星一直飞就能抵达的“永无岛”，与代表着成年及现实社会的“虎克船长”永远作战，拥有无尽的游乐与童年。可以说，顽童形象是对儿童本位思想的践行。
张天翼笔下的小学生罗文应，憧憬解放军中的炮兵，但是他贪玩，放了学就忍不住遛市场、逛玩具店、看街边盆子里养的小乌龟，时代要求少年必须有理想有目标，于是最终在解放军叔叔和全班同学的帮助下，他管住了自己，养成按时学习、劳动和休息的好习惯。《宝葫芦的秘密》中的王葆，爱幻想，喜欢出风头，他偶然得到一个神奇的宝葫芦，宝葫芦帮助他夺得比赛奖杯，恶作剧捉弄老师同学，经历很多事后，他最终扔掉了宝葫芦。这些闪现了“顽童”特质的形象，最终无一例外都改掉“缺点”，成为好孩子。
儿童文学理论家刘绪源曾撰文写过，“顽童”是儿童文学的重要母题。而“被改造的顽童”代表了创作者所推崇的“教训主义”儿童观——即将孩子当作一件没有完成的作品，需要成人按照自己的人生设想来教育。“改造顽童”也是世界儿童文学曾走过的阶段，例如1880年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发表的《木偶奇遇记》。
儿童文学观无法独立存在，它与儿童教育以及儿童心理学的观念几乎同步发展。“儿童就是儿童，他们有着不同于成人的特点和需要，也有独立的价值与人格”，这种以儿童为中心的现代教育观，尽管在上世纪20年代就由“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师从杜威（现代教育学创始人之一）的教育学硕士陈鹤琴提出过，但要到很久以后，才慢慢被人们真正接纳和认可。
尽管育人是当时儿童文学的主导思想，但教育型作品也同样可以生动有趣，孙幼军的《小布头奇遇记》、严文井的《“下次开船”港》、金近的《小鲤鱼跳龙门》……直到今天仍然拥有读者。
与此同时，在一群小英雄和乖孩子中，也有人在尝试突破“教育童话”的创作模式，回归“儿童本位”。1956年2月，一直从事儿童文学翻译和儿童诗创作的任溶溶在一间咖啡馆里，写出了《没头脑和不高兴》。这部作品是中国第一部“Nonsense”风格的童话。在几十年后，重新为任溶溶出版这部童话的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陈力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Nonsense类型由《爱丽丝梦游奇境》开创，讲究‘无意义’，但这并非字面上的‘无意义’，而是不刻板地讲道理，充满游戏精神，荒诞幽默，情节离奇，不遵循常理。这种类型不常见，越往现代，Nonsense作品在儿童文学中的比重才一点点大了起来。”
这样的尝试在上世纪50年代是超前的。“任溶溶的儿童文学观明显超前于他的同时代人，甚至超前于诸多后辈儿童文学作家。”孙建江评论说。
只是，探索还没来得及深入，“童心论”和“儿童本位论”遭到批判，儿童文学出现“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创作公式”中，儿童文学重又归于沉寂。
“顽童”现身
1977年初夏，已经离开儿童文学工作岗位多年的任溶溶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当时上海《红小兵报》（后改名《少年报》）负责人李仁晓。李仁晓在电话中约他为报纸写一首与儿童生活有关的讽刺诗，“活跃活跃儿童文学的空气”。任溶溶后来回忆：“对于我这个久已噤若寒蝉的人，这电话犹如一声春雷，使我终生难忘。”
一年之后，任溶溶等儿童文学作家，等来真正的春雷。1978年10月，全国少年儿童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江西庐山召开，被人们称作儿童文学的“庐山会议”。200多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及出版、理论工作者一起上了庐山。会议中，他们把儿童文学大致分为了“热闹派”和“抒情派”，无论哪一派，他们都在寻求那个年代最常提到的“突破”和“创新”。
很快，如同当时的整个中国文坛一样，一批长期搁笔的老作家和中年作家的名字，又陆续出现在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儿童文学期刊上，他们终于又有机会思考并争论中国儿童文学的终极问题。1979年，作家、出版家鲁兵在《小百花》上发表文章，他认为，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儿童文学作家也必然是儿童教育者，文学和教育不能割裂开。随后，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曹文轩写文质疑道：“文学当然具有教育作用……但，我们过去把教育作用强调到了绝对化的程度……甚至将教育性看成了文学的唯一属性。”后来刘绪源、方卫平等理论家也加入了论争。年轻一代作家就在辩驳与质疑中成长起来。
同样是1979年，一个在水泵厂工作的年轻人，在9月出刊的《儿童文学》发表了童话处女作《黑黑在诚实岛》。尽管多年后，他说并不喜欢这部处女作，因为其中说教味道太浓，但正是这部作品的发表，让他从此踏入文坛。这个年轻人叫郑渊洁。
2015年8月19日，郑渊洁在上海书展上现场签售，很多家长都带着小朋友前来捧场，向自己童年偶像致敬。图/中新
也在这一年，瑞典童话之母林格伦的作品被任溶溶译介到中国，她笔下无论是长袜子皮皮、淘气包埃米尔、小飞人卡尔松，还是疯丫头马迪根、绿林女儿罗妮娅，个个都是坚强自信、充满活力和野性力量的顽童。她的作品曾引领世界童话的艺术空间又前进一步，在80年代初中国儿童文学界正在争论之际，也打开了人们的眼界。
1981年2月10日正月初六下午，已经发表一些作品的郑渊洁趴在家中一张写字台上，一个和他学生时代一样学习成绩不好却善良淘气的小男孩形象出现在他脑海里。这天下午，他开始尝试描绘这个男孩的故事，不过只写了几百字，2月11日，他进入状态，这个男孩开始拽着他走，上天入地，纵横捭阖。
皮皮鲁诞生了。中国的“顽童”在经历被忽略、被改造之后，终于解放，正式登场。郑渊洁回忆说：“我已是身不由己，被动地跟着皮皮鲁走。每天写到直至感到恶心、四肢无力才放下笔。”2月15日，短短几天他完成了《皮皮鲁外传》，共计3万字。从此，胆大顽皮的皮皮鲁在一个又一个神奇冒险的故事里，和妹妹鲁西西陪伴了读者40年。
1985年，郑渊洁创立《童话大王》月刊，这本刊物只有他一个作者，36年来，他每天清晨4点半起床写作，无一天中断。这本刊物出刊将近500期，总发行量超过了2亿册，直到今年1月才停刊。
皮皮鲁、鲁西西、舒克、贝塔、大灰狼罗克……一个个经典童话形象和故事数次把郑渊洁送上作家富豪榜榜首，他成为儿童文学界第一个成功出圈的作家。郑渊洁反对应试教育，反对传统教育的功利性，主张教育就是要发现每一个孩子的长处。现实里，总是难以得到老师和家长认可的“差生”，在郑渊洁的童话中，收获了接纳与鼓励。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儿童文学评论家方卫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郑渊洁童话的成功，就在于他的艺术思考和创作不是基于成人的立场，而是真正把儿童置于儿童文学活动的核心地位。”
回忆起80年代，方卫平至今还感到怀恋，那个时代，一大批年轻作家与郑渊洁一起，用类型丰富的作品“以毫不犹豫、毫不讲理的方式，撑破了传统儿童文学单一局促的艺术格局和面貌，程玮的《白色的塔》、班马的《鱼幻》、冰波的《那神奇的颜色》……中国儿童文学终于开始了真正的交响乐”。
根据全国出版业统计公报，1977年，全年出版儿童读物才192种，平均每13个孩子才有一本书。到1983年，已经达到每年3900种，发行7200多万册，1998年已有6293种，2.43亿册。
90年代初，不少理论研究者注意到上海作家秦文君的风格出现明显改变，80年代她的小说《老祖母的小房子》《四弟的绿庄园》等，文字内敛，情绪凝重，属于中国传统儿童文学风格。1991年，她发表长篇小说《男生贾里》，这个描写初一男生的校园生活故事轻松幽默又风趣，讲述生活中普通孩子的平凡小事，这部作品很快风靡一时，囊括了中国儿童文学界各种奖项，并改编成影视剧。紧接着，秦文君又创作了相似风格的系列作品《女生贾梅》。这两部作品使人们把目光投入校园，校园主题逐渐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分支类型。
在方卫平看来，秦文君的转型具有象征意味——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经历了创作上的“自我实现”后，开始呼应面向读者、面向市场的时代诉求。“这样的转型，很可能是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一次重要的向着童年美学的回归。同时，儿童文学作品开始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商品，同时具有商品和艺术两方面的属性。”
《男生贾里》《女生贾梅》作者秦文君。图/IC
儿童内容市场：繁荣与问题
人们说：文学衰落了。进入互联网高速发展的21世纪，再读一本厚厚的书，实在太难。但是儿童文学却进入前所未有的黄金期，只是儿童文学的边界开始模糊，它与其他文学、艺术、媒体融合交互，被更加包罗万象的“少儿读物”或者说“少儿出版物”所取代。
200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童书中心主任赵平刚刚进入出版界，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家立业，由此带来的儿童观与现代教育观念的演进让她印象极深。那时，亲子阅读、睡前故事等概念正在流行，与上一代人的放养式养育不同，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对儿童读物燃起空前热情。上世纪30年代开始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绘本，大规模进入中国。
21世纪初，一本全球现象级儿童文学作品的问世，更是带动起童书成为近年出版市场上最大的热门领域。2000年10月，中国小读者第一次认识了头上有道疤的男孩“哈利波特”，在首发日的第一个小时，最初引进的《哈利波特》前三部就卖出了2500册。迄今为止世界印刷出版史上最畅销童书的问世、新一代父母对儿童出版物的渴求，以及儿童对家庭消费影响力的加强，共同将儿童读物推成了儿童消费的最重要内容。
在博洛尼亚、法兰克福、伦敦、阿布扎比等世界各地的童书展上，来自中国数量庞大的出版人、书商接踵而至。赵平参加过其中一些，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书商和各大出版社的编辑几乎是“抢书”的状态，有些出版商甚至直接走到代理人的货架前，看都不看，就指着满满一架子绘本和童话说：“这些我全要了。”
绘本的盛行，无疑是“读图时代”降临，图形、图像成为阅读主体内容后，发展出的合乎逻辑的创作、出版和阅读结果。绘本从低幼市场开始，如今已有适合各年龄段的读物。一批知名儿童文学作家、学者也进入这一领域，如曹文轩著、巴西插画家罗杰·米罗绘图的《羽毛》，高洪波著、李蓉绘图的“快乐小猪波波飞系列”，金波著、西班牙插画家哈维尔·萨巴拉绘图的《我要飞》等。
由于绘本划分年龄，带动了整个儿童出版的细分。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明琴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目前少儿出版在两个维度上都有详细分类，类型上分为虚构和非虚构，虚构中再分为童话、校园小说、幻想小说，非虚构多按学科划分。同时，每个类型作品又按年龄分类，每2~3岁间隔为一个阶段，1岁以内的婴儿读物细分到每个月。
儿童出版物的创作与发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1999年少儿图书在整个图书零售市场所占比重为8.60%，2012年增加到15.09%，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是28.31%。针对少儿出版的发掘与利润争夺，几乎成了席卷中国出版界的醒目现象，如今，全国超过500家出版社参与少儿出版，形成了真正的卖方市场。
起步较晚的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无法满足庞大的市场需求，在21世纪新出版的童书里，引进童书占了绝大部分。2016年，开卷公司曾进行市场调查，引进版童书品种占童书市场全部品种的29.78%，引进版童书码洋占整体码洋的41.52%。无论是《小王子》《窗边的小豆豆》《夏洛特的网》《柳林风声》等经典童话，还是《神奇校车》《不一样的卡梅拉》《你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大卫，不可以》等绘本，几乎成为家长们的必买书籍。
童书的引进速度也几乎与它们的成名速度同步。2018年8月底，国际儿童读物联盟第36届世界大会在希腊雅典举行，俄罗斯插画家伊戈尔·欧尼可夫被授予2018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奖。50天后，伊戈尔·欧尼可夫就带着他的两本中文版新书《狐狸和兔子》《老鼠的房子》来到中国。有业内人士将之称作童书出版的“中国速度”。有一次，一位中国童书编辑与国外同行聊天，同行说：“你知道吗？你们快把我们买空了，甚至出书的速度已赶不上你们的引进速度。”和成年人的图书相比，儿童读物真正做到了与国际同步，无论国别、品种、类型，童书已经拥有最完备的引进目录。
与此同时，中国儿童文学界也出现了上个世纪无法想象的超级畅销书以及一批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作家。曹文轩《草房子》销售超过2000万册，杨红樱创作的“笑猫日记”系列销售超过8000万册，“淘气包马小跳”系列6000万册，北猫的“米小圈”系列超过6000万册。2016年4月4日，曹文轩获得被誉为“儿童文学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作家奖，越来越多的中国儿童文学被译介到国外。
父母对少儿读物的空前关注催热了市场，纷繁复杂的大环境导致泥沙俱下的乱象，根据当当童书的数据，仅2017年当当童书在选书环节就淘汰掉了近10亿码洋的伪劣童书。在图书“质量管理2021”专项工作共组织抽查的300种图书中，62种图书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任何图书，似乎都有了少儿版本。不久前，一本摆在8到12岁儿童推荐读物书架上的《孝经》（并非儒家经典古籍《孝经》）被媒体曝光，翻开书本，“郭巨埋儿”的故事赫然在列。鲁迅先生早在1926年批评过的故事，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2022年的童书里。有业内人士感慨，童书出版几乎无门槛，“拿来主义”最省事，编编传统故事、配上拼音，就成了少儿“新读物”。更不要说VR、视频等刚刚兴起的泛阅读领域，尚缺乏有效监管，内容良莠不齐。CNBC（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Digital Information World（数字信息世界）等媒体于 2021年12月31日报道，著名VR设备Oculus并无“ parental control”即家长监护功能，无法阻挡18+成人内容及其他可能对儿童有害的物料。而完全新兴的所谓“元宇宙”也成为仇恨、色情及儿童性诱骗的庇护港，用户除了连结彼此外，也给猎食者可趁之机。
这些新书或者新兴设备以及内容平台浮现出的诸多问题，也似乎从另一面解释了那些经典童书被大量引进的原因，“语文界新生代领军老师”郭初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选一本好书最保险的标准，就是选择那些经过了时间检验和时代过滤的书籍，如果一本书已经流传百年，它怎么可能不是一本好书。
《草房子》作者曹文轩。图/视觉中国
不要小看一本儿童文学书籍
时代的信息纷繁使得父母对待孩子的读物空前紧张，甚至连累了一批受到小读者喜爱的儿童读物，也导致一些读物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而“读什么”这个选项，某种程度却不再由小读者说了算。当孩子的注意力被数字多媒体分散，又面临繁重的课业负担时，在被压缩了的阅读时间里，家长更加重视所读的内容“有没有用”以及“有什么样的用”。经过若干年犹疑、惶恐、摸索才得以丰富的儿童文学，又一次被审视，被质疑。
一年前“米小圈”因为“偷奸耍滑”“给同学起外号”而遭遇下架之后，一个“排雷书单”曾在微博、家长微信群中疯传，不仅“米小圈”，杨红樱的《淘气包马小跳》、杨鹏的《装在口袋里的爸爸》、沈石溪的《狼王梦》和曹文轩的《青铜葵花》全部位列其中，理由五花八门。《米小圈上学记》的编辑明琴感慨：“难道一定要灌输一些什么，才算有用吗？文学给予人的力量，怎么能用功利的‘有没有用’去衡量？”
创作出“米小圈”的作者北猫出生于1982年，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写米小圈的初衷，就是想把自己小学时发生的那些趣事写进去，他相信“米小圈的每一个喜怒哀乐都是我们当代小朋友亲身经历的”。故事里，“米小圈”在学校有各种逗趣经历也有小小烦恼：考试又没考好、被老爸逼着上兴趣班、同桌是妈妈的卧底总打小报告……“米小圈的人物原型是每一个小朋友。”北猫说，他希望孩子能在书里感受真诚、美好和善意。
2021年，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做过一个图书销售分析，编辑明琴发现，少儿科普类图书超过了儿童文学，而且其中大部分都是抖音等短视频平台销售出去的。短视频盛行的今天，所谓的读书博主正在代替家长为孩子们选书。“主播在介绍的时候，科普类读物能够很快讲清它的用处，比如看了这套历史书，马上能了解某段历史，看了这本科普书，马上知道生物、天体、人体……但是文学不能，一部文学作品，很难三言两语介绍出它的功利性，因为文字的东西都是一点一点影响你，最终变成你的一部分的。”明琴说。
在《2021抖音电商图书消费报告》中，“80后”读者是抖音电商的购书主力军，最爱选购儿童读物、育儿书籍。其中科普类图书销量增长最快。当当网公布的2021童书畅销榜中，前三名分别是《写给儿童的中国历史》《神奇的校车》《少年读史记》。
要教育还是要趣味，这个持续百年的争论，如今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和研究者已经给出答案。“教育性与儿童文学的审美本性在文化天性上是可以相容的。在儿童文学的艺术语境中，审美性的‘天敌’不是教育性，而是伤害、践踏审美性的说教主义暴行。”方卫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快节奏、一切都追求速成的今天，如何让孩子慢慢读一本暂时看不到“用处”的书，似乎成了新的问题。“不要小看一本儿童文学书籍。”方卫平说，“优秀的儿童文学会以一种自然而奇特的方式，激发和强化孩子们生活中的积极方面。”
方卫平讲了一段历史：“二战”后的德国，在连一块果腹的面包都没有的境遇里，童话大约是最没有用处的东西。但是，当创立国际安徒生奖的杰拉·莱普曼带去了三万册童话《公牛费迪南》，眨眼间售罄，甚至和所有珍贵生活物资一样，成为黑市上的抢手货。寒风乍起的秋天，孩子们披着单薄廉价的棉衣，甚至穿着薄纸板做成的鞋子来到她创办的图书馆。忍受饥寒，甚至流浪街头的战争孤儿，却本能地懂得并实践着礼节的尊严、等待的耐性以及真诚的感恩，他们的理性和自制超出了许多成年人的想象。方卫平感慨：“儿童书籍对于童年的塑造力，同样超出许多成年人的想象。”当这个人长大，“童年的体验、感受和精神造就的不老泉水，将给予生命独一无二的养分。”
这似乎解释了为什么郑渊洁微博下有那么多成年人，向这位童年时阅读过的作家倾诉心事。外国文学专家、翻译家戈宝权晚年在《我怎样走上翻译和研究外国文学的道路》中写道：“童年时，我最喜欢的儿童读物，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郑振铎主编的《儿童世界》，直到今天，我都无法把它们遗忘！”
一百多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借阿廖沙之口说过，“你们要知道，一个好的回忆，特别是儿童时代……是世界上最高尚，最强烈，最健康，而且对未来的生活最为有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能把许多这类的回忆带到生活里去，他就会一辈子得救。”
（原标题：《儿童文学百年路》，本刊记者/李静，发于2022.5.30总第1045期《中国新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