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疫场景下，政策制定一定要坚持多搭桥、少拆路的底线思维，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针对当前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4月13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率，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降低市场主体综合融资成本。
3月份宏观经济金融数据陆续发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但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有的超出预期。正是针对当前形势变化，国务院常务会议对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做出了决定。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适时降准可促进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市场基准利率适度下行，降低市场主体融资成本；而有了资源还需有额度，适度降低风险资产拨备覆盖率，将使银行的有限资本撬动更多信贷资源，进而既有助于提高银行的净资产回报率，又有助于释放更多信贷空间，尽可能降低市场主体的融资成本。
如果说降低拨备覆盖率和降准等营造了“宽货币”场景，那么“宽货币”场景需转变成“宽信用”，才能真正有效形成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量，降低实体经济的综合融资成本。而这就需要为市场主体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发其进行信用创造。
去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等三重压力。3月份的经济和金融数据给予了佐证：海关数据显示，3月出口同比增长14.7%，进口则同比下降0.1%，反映国内需求收缩存在加深态势；同时，3月PPI同比8.3%、环比1.1%，CPI同比1.5%、环比持平，反映PPI与CPI剪刀差存在持续扩大态势。鉴于价格传导不畅会持续压低市场主体的边际投资收益率，预期转弱未见好转；此外，乌克兰危机等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国内疫情在我国主要经济带的扩散蔓延，反映供给冲击压力依然不见减轻。
当前国内所处的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市场主体进行主动信用创造的动能，因此“宽货币”场景要升级为“宽信用”场景，必须财政政策进行添柴加力，即货币政策是基、财政政策是根，需以积极财政政策为引线，点燃市场主体的信用创造意愿。
现行的积极财政政策，集中体现在各级政府主动进行信用加杠杆，如国务院要求地方专项债在今年9月前要发行完毕，加大新旧基建的超前布局，继续采取减税降费的政策降低市场主体的成本。
这些积极财政政策，有助于增加经济增量信用创造，不过要真正发挥财政政策四两拨千斤的效力，还需用财政资金去激活市场主体的信用创造意愿。可以考虑的“新兴”积极财政政策包括：
基于短期权宜之计，可积极推进消费补贴，通过激发最终消费，实现链式信用加杠杆。
务本之策则是，通过个税改革和完善社保制度改革，促进居民对其心理账户进行边际调整，增加即期消费、降低储蓄比重。通过减少个税45%的税率档次、调整税率档次结构等的个税改革，降低居民综合税负，使其在收入支出的心理账户中重新调整支出，触发其增加即期消费的安全感和禀赋效应；同时，完善社保福利等公共服务体系，提高社保福利覆盖度，以解居民的后顾之忧，促其在收入支出的心理账户中降低安全性支出比重，增加即期消费。
此外，激励市场主体进行信用创造需协调好防疫与经济民生关系，尽可能避免为防疫而让市场停摆。在抗疫场景下，政策制定一定要坚持多搭桥、少拆路的底线思维，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
总之，当前“宽货币”场景已成经济标配，要防止“宽货币”场景下的货币空转，避免再次出现曾经的债券风暴、资管乱象等问题，则需切实有效地通过积极财政政策，将“宽货币”场景转换成“宽信用”的实现场景，惟其如此，流动性合理充裕才能对经济产生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