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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多个重要会议提到“超预期”,这对宏观政策意味着什么

对于当前的国内国外局势,包括国常会在内的多个重要会议都提到了“超预期”,这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意味着什么?

4月1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江西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部分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座谈会时提到,既要看到经济总体运行在合理区间、拥有很强韧性,坚定信心,又要高度警惕国际国内环境一些超预期变化、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正视和果断应对新挑战。

4月7日,李克强主持召开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时也提到,当前世界局势复杂演变,国内疫情近期多发,有些突发因素超出预期,对经济平稳运行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和挑战。

4月6日召开的国常会则指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但国内外环境复杂性不确定性加剧、有的超出预期。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全球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市场大幅波动,国内疫情近期多发,市场主体困难明显增加,经济循环畅通遇到一些制约。

那么,哪些超预期因素值得关注,会对经济产生什么影响?面对这些超预期因素,宏观经济政策又该如何发力?

超预期因素对经济影响几何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澎湃新闻表示,国际上的超预期变化主要是指欧美通胀的持续走高,这带来了美国等国的加息预期,可能造成海外的需求收缩,影响中国的出口增长。而俄乌战争除了加剧全球通胀之外,还会造成能源、粮食价格等方面的供给冲击。

“国内来看,主要是疫情多点传播的情况超预期。针对这种情况所做的防控措施会对消费、服务业的复苏,以及制造业的供应链形成明显的冲击。”滕泰说道。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则对澎湃新闻表示,疫情反复是一个阶段性因素,短期内冲击效应比较明显,但不具有可持续性,外部地缘政治局势升级对中国的影响较为间接。当前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扭转楼市下滑势头,这是稳定今年经济大盘的根本所在,也应当成为政策面的主要着力点。

“综合上年基数、房地产市场走势及疫情防控对经济的影响,上半年将是经济下行压力的集中期,其中二季度GDP增速存在‘破5’可能,需要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发力对冲。”王青说,据其测算,若各项稳增长政策及时到位,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将显著缓解。这样也可以最大限度节约政策成本,保留政策空间。

要稳投资,也要稳消费

滕泰表示,从稳增长的政策来看,年初制定的专项债计划,大部分已经下去;基建项目正在加快落实,近期在水利建设、新基建、地下管网方面国家也在推新的稳增长稳投资的计划。同时,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前提下,对房地产行业的调控政策也做了积极的调整,对稳投资都起到非常积极的效果。

王青也表示,当前基建投资提速是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对宏观经济拖累的重要支撑点。各地区、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楼市下滑对经济增长、金融稳定的不利影响,在“房住不炒”基调下,及时调整各类调控政策,推动房企融资环境持续回暖。

“更值得重视的是稳消费,因为目前中国的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超过了65%,占到2/3左右。”滕泰说,后基建时代,形成最终的消费有利于中国国内大循环的健康运行,也有利于构建国内国外互相促进的双循环发展格局。

滕泰表示,目前在后基建时代,把同样的财政资源放在稳消费方面,产生的消费乘数会远大于在投资方面的乘数效应。

“企业的纾困非常重要,而消费是提振需求的最终解决之道,两者不可偏废。”滕泰说,目前想继续通过房地产或基建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很难取得过去那样的效果。根据新时期的增长动力结构,应该把促进企业自主投资,包括给中小企业的纾困,以及促进居民的最终消费,作为未来稳增长的重点。

光大银行金融市场部宏观研究员周茂华也对澎湃新闻表示,政策在供需两端发力,一方面,降低市场主体,尤其是小微、个体等企业财务压力和融资难题,稳定发展信心;另一方面,普惠金融也有助于释放潜在市场需求。

货币政策有条件“以我为主”,进一步宽松可期

4月6日召开的国常会指出,要适时灵活运用再贷款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更好发挥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大对实体经济的支持。

周茂华表示,近期会议释放的信号表明货币政策更积极有为,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让利实体经济,加大实体经济薄弱环节与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同时,货币政策延续稳健基调,总量与结构工具有机配合,在总量货币适度增强情况下,优化信贷结构,提升政策精准质效。会议提及的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等都是很新的结构性工具。

“在总量型政策工具方面,考虑到当前企业和居民融资需求偏弱,前期货币政策加大实施力度尚未充分传达到实体经济,我们判断,二季度降准降息的概率在加大。”王青说,降准能够切实提升银行放贷能力,而降息则有助于激发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同时也是缓解楼市下行的关键所在。

王青预计,全面降准和政策性降息有望最早在4月落地。这将引导信贷、社融和M2等金融总量数据延续增速回暖势头,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王青认为,在国内物价形势整体温和背景下,加之人民币保持强势运行势头,国内货币政策完全有条件“以我为主”。

“不论是稳投资还是稳消费,都应该尽快地大幅降息。”滕泰说,目前中国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比较高,非金融企业的信贷总额超过100万亿人民币,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融资成本,就意味着企业的融资费用减少一万亿人民币;中国住房按揭贷款余额接近40万亿人民币,降息对于减少居民的负债成本、强化消费能力也非常重要。

滕泰还表示,稳消费主要靠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来解决。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根本措施是增加就业,短期比较有效的措施有深圳近期发行的消费券和北京今天尝试发行的绿色消费券。建议在北京深圳试行的消费券政策,尽快在全国推广,对于这个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有重要的作用。

不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冯俏彬对澎湃新闻说道,“目前,有不少声音在讨论降息降准的问题,市场上对这方面也有一些期待。但是政策的落地实施往往还有需要其他的条件。”她表示,要找准影响当前经济运行的症结和关键因素,密切地关注形势的变化,要跟着目标走,审慎地往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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