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首批“宝宝屋”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开始试运营。新华社记者刘颖摄
新京报讯（记者孔雪）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指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那么，目前我国生育政策落实情况如何？应采取怎样的措施来充分释放家庭的生育意愿，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
就此，近日，新京报新京智库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与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月，举行了主题为“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让想生者敢生”的研讨会。
对生育政策的重视程度在提高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关于生育政策的内容，从去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半句话，发展到今年的一句话，反映出政府的重视程度在加强。去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修订，明确了有关方面的顶层设计，相信今后各部门会更紧密地配合起来，持续推动这一工作。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月分析，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相关内容可以分四个点来解读：
第一是“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这句话是对于去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作出的积极回应。该决定对配套实施积极生育支持措施有了比较详细的阐述，比如说发展普惠托育体系、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等支持措施。所以，这一句话虽然简单，其实对很多相关措施的推行给出了政策指引。
第二是“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该政策对收入的影响视个人情况而定，它展示了国家对于生育问题的高度重视，释放了积极的信号。
第三是“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研究显示，普惠托育服务能帮助女性平衡工作和家庭，缓解父母带孩子的负担，有助于提升家庭生育意愿。相信“十四五”期间普惠托育服务将会得到大力发展。
最后是“减轻家庭负担”。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更多政策综合发力，比如教育、住房政策、生育保险制度改革等。
生育支持政策落地要避免“政策空转”
三孩政策实施以来，很多地方已经出台了相关生育支持措施，其效果如何？
李月表示，当前各地已就生育休假政策做出调整，即延长产假，增加陪产假，新增育儿假。目前大部分省份是产假达到158天以上，陪产假延长到15天，0到3岁幼儿的父母每年有10天左右的育儿假，以帮助父母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此外，各省也对发展普惠托育服务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资料图。图/pixabay
李月指出，在政策落实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和完善。例如，目前大部分省份规定该费用完全由用人单位支付，这有可能会加重企业的负担，进而引起对女性的就业歧视。希望后续能引入生育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来分担这一成本。此外，用人单位提供托育服务的落实，需要卫生、国土、消防各个部门共同配合，在实际推行的过程中还面临较大的制度阻力。如何减少政策推行的障碍，也是当前落实相关政策面临的问题。
马亮指出，我国去年7月刚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目前评估三孩政策的效果还为时过早，可能需要再观察几年才能做出准确地评估。在此期间，政府应该加快步伐，通过政绩考核、简政放权、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措施，大力推进配套政策的落实，避免“政策空转”，各个部门应相互协调形成合力，把生育意愿转化成生育的行动。
此外，两位专家共同强调，应该大力推动托育机构从业人员专业化程度，出台相关的职业认证和考核体系，重视专业人员队伍建设，增强民众对于托育机构的信任，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
生育支持政策需要社会政策配套
生育问题不可能仅靠生育支持政策来解决，“在这个阶段，真正决定生育意愿的其实是其他的社会配套政策实施的力度”，李月说。经济负担是最影响生育意愿的因素之一，其中教育和住房开支占了很大比例，这就有赖于双减政策、多孩家庭住房保障等措施能落地见效，缓解群众的经济负担。
李月补充道，制定相关政策时也要考虑到未婚群体。“他们其实是隐性的生育焦虑群体”，他们同样面对住房、工作等各方面的压力，有关方面可向他们提供经济、职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帮助他们更顺利地步入婚姻。
关于社会公共服务的政策制定，马亮指出，我国在“十三五”时期提出的“基本公共服务”是一个范围相对较小的概念，到了“十四五”时期则提出了“公共服务规划”，也就是说，政府将公共服务的范围扩大了，不仅包括“基本公共服务”，还包括更多的普惠型和生活类的非基本公共服务，而与生育问题相关的社会配套政策就属于普惠型的公共服务。对政府而言，要补上这个短板，一方面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也需要鼓励相关企业主动参与进来。
最新人口比例数据解读
据近期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男性人口下降46万人，女性人口增加了94万人，2021年中国男性人口40年来首次出现减少。
李月指出，男性数量下降，女性数量上升，这意味着从人口总量的角度看我国男女比例有所改善。但从内部结构看，由于60岁以下人口的死亡率水平非常低，适婚年龄段（15岁到49岁）人口的男女结构性失衡其实并无太大改变。
根据相关数据，我国10岁到30岁年龄段男女性别比在110以上，男性占比还是比较高的。
释放女性生育意愿应从职场和家庭两方面入手
李月表示，女性是生育的主体，也对家庭的生育决策具有重要影响。随着女性教育程度和职场参与度的提高，如果相关的社会配套支持措施不到位，工作和家庭冲突将很大程度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
就这一问题，马亮认为，政府的鼓励引导和监管有待加强。“要让那些遵纪守法的、公平对待甚至优待女性的企业得到好处。”马亮建议，企业应该充分落实性别平等政策，为女性生育提供有力支持。这样的政策能够更广泛地吸引人才，促进性别平等社会文化的发展，最终形成大家都遵守的制度。
此外，李月指出，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也是制约生育的一个因素。这主要体现在操持家务、照顾子女等等家务劳动的分担上，女性实际上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劳动。
马亮提出，我们可以通过自动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科技产品，以及社区菜品预制等社区配套服务，有效减少家务劳动量，减少家庭的家务负担，进一步释放女性的生育意愿。
编辑|柯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