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娟、初建美、刘英才、官启军、宋亚平代表谈强制报告制度落实——
让更多人发挥“千里眼”作用
强制报告制度实施快两年了,落实得怎么样?
2020年5月,最高检等九部门共同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规定9类未成年人遭受不法侵害情形,有关单位和个人须立即报案。2021年,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正式施行,将强制报告制度上升为法律规定,为该制度的落实加了一道刚性屏障。
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强化未成年人保护。强制报告制度落实得好不好,事关未成年人保护大局,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对这项工作积极建言献策。
制度落地情况总体良好
2021年4月,山东省郓城县一家医院接诊医生发现,16岁的女孩小容疑似遭侵害。因为曾经接受过强制报告制度培训,接诊医生立即报警。公安机关查实后,随即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并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小容第一时间得到解救。随后,郓城县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案,引导公安机关及时固定有效证据。
全国人大代表、胜利油田采油工首席技师吴娟
“这个案件的成功办理,深刻说明强制报告制度深入落实的重大意义。”全国人大代表、胜利油田采油工首席技师吴娟十分关注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2021年6月,山东省检察院联合省教育厅、民政厅、卫健委三部门部署开展了为期一年的落实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山东省检察机关已向有关单位发出检察建议32份,并督促及时整改和对相关责任人员追责问责。“我在检察开放日中了解到这个专项行动,觉得效果很好,应该持续开展下去。”吴娟代表说。
全国人大代表、国网吉林省通化供电公司抄收班班长初建美
“吉林省通化市检察院对强制报告制度的宣传、落实非常到位。”全国人大代表、国网吉林省通化供电公司抄收班班长初建美说,通化市检察院与该市八个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的实施办法,明确了具体操作流程,形成了多部门联动、衔接有序的保护未成年人良好局面。
山东和吉林只是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的一个缩影。2月23日,全国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通过强制报告发现、办理案件1600余件,倒查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案件450余件,通过检察建议、追究责任等方式监督纠正。
落实中仍有难点
“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制度,九部门联手为未成年人筑起了一道实实在在的保护墙。”初建美代表表示,通过强制报告制度能及时发现未成年人遭受侵害的线索,将不法伤害程度降到最低,但实践中,仍有一些群体存在特殊顾虑,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强制报告制度的执行。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南市人民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刘英才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济南市人民医院针灸推拿科主任刘英才举例说,在一些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中,由于监护人未能及时发现孩子被侵害,或发现后存在顾虑而不敢报警、不愿报警等,致使此类犯罪有一定“黑数”存在。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高级教师官启军
“强制报告制度的主体及内容划分尚不够清晰,容易因责任分散导致社会堕化效应,虚化报告责任。”全国人大代表、辽宁省鞍山市第十三中学高级教师官启军也指出了强制报告制度在落实中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宋亚平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宋亚平和官启军代表都表示,强制报告制度还存在知晓度不高和线索来源有限等问题。
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尤为必要
“应当加强对教师、医护人员等一线基层工作者的普及和培训。”“通过强化宣传,使公众明确强制报告的方式、内容、主体、程序等相关事项,并适时推出相关指导性案例,以便有关主体有针对性报告。”宋亚平代表、官启军代表都表示,在加强宣传的同时,还要创新普法宣传形式,真正让这项制度深入人心。
“还要完善处罚措施,对于未履行报告义务造成严重后果的,报告责任人应承担法律责任。同时,有关机关也要为未成年人提供相关救济途径,在家庭等地方不适合居住的情况下,对其采取临时安全监护,或依据民法典进行指定监护。”官启军代表补充说。
针对强制报告制度线索来源不足的问题,吴娟代表、刘英才代表建议,一方面,检察机关应主动牵头,联动民政、教育、看护、医疗、救助、监护等职能部门,进一步推动强制报告制度在这些单位的落实;另一方面,可以将强制报告线索发现职责纳入辖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广泛发动群众的力量,借助规范的网格员管理制度实现对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线索的积极发现、及时处置和妥善管理,让更多人发挥“千里眼”作用,助推强制报告制度全方位实施。
(正义网北京3月5日电检察日报记者陆青郭树合见习记者谷芳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