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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解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普惠托育,该如何推进?

随着去年“三孩”政策的放开,缓解养育负担尤其是婴幼儿照护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家庭的关注。

今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上作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及,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政解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的普惠托育,该如何推进?

2月24日,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亲亲幼儿园托育班的孩子们正在进行体能课热身操。图/IC photo

普惠托育如何推进?根据相关文件,要大力发展多重形式的普惠服务,政府、国企、单位、社区都要有所发力。

地方上也就此出台了更细的规定,如北京市明确指出,将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

还有专家指出,0-2岁的“小小孩”托育服务尚有空白,可以参考国外成熟经验,在居民区设置便捷、小型的家庭托育点,但需要解决注册、保险等方面的问题。

完善“三孩”配套发展普惠托育服务

今天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上作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自去年“三孩”放开之后,如何真正缓解适龄青年养育压力、提高生育意愿,成为各界探讨的热点话题,而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宋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曾提到,从此前政策发布后的反应来看,“三育”成本是家庭考量的主要问题,因此,此次三孩政策除了关心生育数量,还格外关注配套性支持措施,其中就包括对“三育”和普惠性托育问题的明确,以打造更好的社会支持环境。

宋健介绍,从孩子出生到进入幼儿园,0-3岁期间托育服务的缺失,是不少家庭、尤其是职场妈妈的压力来源,合适的托育机构缺乏,只有极少数高等幼儿园可在2岁-2岁半入托。部分家庭依靠隔代抚育,但也要面对老人健康等问题。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海街道小红花托育中心,婴幼儿在老师帮助下快乐地做游戏。图/IC photo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海街道小红花托育中心,婴幼儿在老师帮助下快乐地做游戏。图/IC photo

北京市妇联2021年一项覆盖2.6万人的调研显示,家庭教育成本高、照护资源缺乏是影响家庭生育的重要因素。根据调研,祖父母与父母共同育儿的“隔代抚养”家庭占到65.5%,其中超过7成家庭的孩子处在0-3岁阶段;同时,在80.35%的家庭中,母亲扮演育儿主要角色,约25%的母亲需要全职照顾孩子,其中超过7成家庭的孩子处在0-3岁阶段。

这与我国的学前教育制度直接相关。目前,我国实行3-6岁学前教育,一般公立及普惠性幼儿园只招收3岁以上的幼儿入园。从全国范围看,3岁以下幼儿的托育服务大多由社会力量供给,但也面临托位不足、收费高、管理失序等现实问题。

幼儿园向低龄“扩招”写入地方政府工作报告

三孩托育问题受到高度重视。

在去年7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中,就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做了单独一章节的要求,提及了建立健全支持政策和标准规范体系、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普惠服务以及加强综合监管三个方面。

在体系建设方面,提出将婴幼儿照护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强化政策引导,通过完善土地、住房、财政、金融、人才等支持政策,引导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加大专业人才培养力度,依法逐步实行从业人员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广州一托育机构内,老师与小朋友们在互动。图/IC photo

广州一托育机构内,老师与小朋友们在互动。图/IC photo

在服务形式方面,则提出由政府、国企、用人单位、社区、幼儿园等多方主体参与的不同服务形式,如支持有条件的用人单位为职工提供托育服务,鼓励国有企业等主体积极参与各级政府推动的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社区托育服务设施建设等等。

记者注意到,关于托育的配套支持,地方政府也陆续出台了具体的工作计划。

如北京在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北京将积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出台政策支持幼儿园招收2-3岁幼儿。在今年北京市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就此进行探讨,北京市人大代表、西城区三教寺幼儿园园长王岚介绍,目前,北京各区幼儿园学位供需不均,“扩招”低龄幼儿要因地制宜,也可采取非全日制、灵活时段的方法,利用双休日等时间,与3-6岁的孩子错时提供托育服务,幼儿园从业者也需要接受相应的培训。

专家:“小小孩”托育空白待填补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赵耀辉表示,幼儿园“扩招”政策出台之后,部分2-3岁幼儿的托育需求将可得到解决,但0-2岁的“小小孩”托育,也应有更多社会支撑。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海街道小红花托育中心,婴幼儿在老师指导下做游戏。图/IC photo

连云港市海州区新海街道小红花托育中心,婴幼儿在老师指导下做游戏。图/IC photo

“小孩走过0-2岁是一个很长的阶段,女性若是离开就业市场2年,将对其职场就业相当不利。而目前托育服务还没有下沉到这个低龄段。”她提到,供给不足有多方面原因,首先是作为托育主体的幼儿园,其硬件、课程设置与老师专业,都不是针对2岁以下的孩子;其次是托育“小小孩”,服务方不得不考虑其中风险责任问题。

她还提到,目前国家鼓励有条件的单位帮助解决员工子女托育,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许多人上班通勤路程漫长,带着婴幼儿上下班不安全也不合适,相比之下,如果居住地十分钟之内设有托育点,则能更好满足需求,但根据工商管理要求,这些机构要满足一系列设施管理的较高门槛,也不能随便在居民区内注册。

针对以上难点,她认为一方面应该推出机构险,由保险公司分摊可能出现的风险责任;另一方面应当让托育服务走进小区,利用小区居民闲置的房屋,建立普惠性的小型家庭托育点,在解决安全、管理等问题的前提下,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很多国家有类似的成熟经验,针对这种托育点,会有保险、卫生、儿童与老师配比率等要求,有一些甚至不需要去政府登记备案。我们可以结合实际借鉴其可取之处。”

新京报记者戴轩

编辑陈静校对吴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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